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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韬奇兵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夫两阵之间,出甲阵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栅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存设奇,远张诳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孔;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其劳倦幕舍者;所以十击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暴疾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扎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行走北也;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严刑重罚者,所以罢怠也;一喜一怒,一与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和在珲;制一臣下也;处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险阻者,所以为固也;山林茂秽者,所以默往来也;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

“故曰: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为语变。

“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武王曰:“善哉!”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的法则,其要领是什么?”

太公答道:“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其成功与失败,全在于能否造成神妙莫测的态势。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胜利,不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失败。当两军对阵交锋时,卸下铠甲,放下武器,放纵士兵,行列混乱,目的是为了变诈以引诱敌人;占领草木茂盛地区,目的是为了便于隐蔽撤退;占领溪谷险阻地形,目的是为了以少击众;占领低谷、水泽等低湿幽暗地区,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成车和骑兵行动;占领险隘关塞山林地形,目的是为了隐蔽军队行动;占领平坦开阔地区,目的是为了同敌人比勇斗力;行动快如飞箭,猛如发机,目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敌人的深谋妙计;巧妙设伏,布置奇兵。虚张声势,诱骗敌人,目的是为了击破敌军,擒获敌将;四面出击,多方进攻,目的是为了打破敌人的圆阵和方阵;乘敌人惊慌失措之机发起进攻,目的是为了达到以一击十;乘敌人疲劳不堪、夜晚宿营之机实施突袭,目的是为了达到以十击百;利用奇妙的技术架桥造船,目的是为了越过深水,渡过大河;使用强督和长兵器,目的是为了便于越水作战;在边远地区设置关卡,派出侦察人员,快速行动,不拘常法,目的是为了降服敌人城池占领敌人土地;故意大声鼓噪暄嚣前进,目的是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施行奇计妙策;冒着大风暴雨天气展开行动,目的是为了攻前袭后多方进击;冒称敌人使者潜入敌后,目的是为了切断敌人粮道;诈用敌人号令,穿着敌军服装,目的是为了便于准备撤退;作战中对官兵晓以大义,目的是为了激励士气战胜敌人;加封官爵,加重奖赏,目的是为了劝勉官兵奋勇效命;实行严刑重罚,目的是为了促使疲惫的官兵坚持战斗;有喜有怒,有赏有罚,有礼有威,有慢有快,目的是为了协调全军意志,统一部属行动;占领高大而又视野开阔的地形,目的是为了利于警戒和守备;保守险隘要地,日的是为了稳固自己的防御;占领山深林密的地形,目的是为了隐蔽军队的行动;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多储粮秣,目的是为了持久作战。

所以说,不懂得攻战的策略,就谈不上对敌作战;不会机动使用兵力,就谈不上出奇制胜;不通晓军队治乱的关系,就谈不上随机应变。所以说,将帅不仁慈,军队就不会拥护;将帅不勇敢,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将帅不机智,军队就会产生疑惧;将帅不精明,军队就会遭到惨败;将帅考虑问题不审详,军队就会失掉战机;将帅缺乏警惕,军队就会疏于戒备;将帅领导不坚强有力,军队就会玩忽职守。所以,将帅是军队的主宰,将帅严整军队就同他一起严整,将帅无能军队就同他一道混乱。得到了贤明精干的将帅,就会国家昌盛军队强大;得不到贤明精干的将帅,就会国家衰弱军队覆亡。”

武王说:“您说得好啊!”

【例证】

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出奇制胜,这是指挥作战所应把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所谓“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惨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结果。

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而中衰,南方强国楚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北进,引起中原诸小国的不安。于是

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雄心勃勃,但国力有限,只好仿效当年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号召,召集诸侯在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会盟,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宋襄公拒绝事前大臣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筒从前往。结果在盟会上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且被楚军活捉。楚军押着他攻打宋都商丘,由于宋军民的抵抗,楚军久攻不克。后来在鲁国的调停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发誓报仇。但他自知实力难以同楚匹敌,于是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因此不顾群臣反对,执意伐郑。郑闻宋师来攻,求救于楚,楚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知消息,急忙从郑国撤军。周襄王十四年(前 638 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楚军继续向宋挺进。宋襄公屯军泓水(涡河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阻止楚军进一步推进。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好阵势,宋大臣公孙固鉴于两军众寡悬殊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半渡而击,遭到拒绝,使楚军得以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大臣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时发起攻击,又被拒绝。直到楚军布阵完毕、准备就绪后,宋襄公才击鼓向楚军进攻。结果弱小的宋军被打败,精锐全部被歼,宋襄公本人也受了重伤,在少数残兵的拚死保护下才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

战后,众多大臣都批评宋襄公的错误做法。但宋襄公却振振有词地辩解,“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老年士兵),“不以阻隘”(不依靠阻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在己方处于劣势的不利情况下,只能依靠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才能出奇制胜。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思想保守,墨守成规,拘泥于已经过时的兵法教条不放,导致了覆军杀身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