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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二、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二、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释迦牟尼

在古代的印度,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迦毗罗卫城,降生了一位王子,名叫悉达多,后来出家修道,成了无上智慧的彻悟者,也成了无量福德的圆满者,更成了最高人格的究竟者,所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因为他是出生于释迦族的一位圣人,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何谓佛教

自从佛陀创始了教团之后,到目前为止,大致上分成两大系统,在世界各地传流下来。南方的小乘系统,有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越南等;北方的大乘系统,有中国(包括西藏)、朝鲜、日本等。它与世界性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并称为四大宗教之一;但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无神」的教义。不论任何宗教,若非崇拜多神的偶像,便是信奉一神的主宰;实际上,犹太教、基督教、回教,同出于一个根源,同属于一神信仰的宗教。唯独佛教,别树一帜,主张因缘与因果,否定神的权威;因此,普通人以为,不信神的主宰,便会落于唯物的思想,站在佛教的立场,既不偏向唯神论的迷信,也不走向唯物论的极端,主张以合理的身心,促进个人以及协助他人的人格之完成。

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便是成了佛陀的人。佛陀将他自己成佛的经验和方法,告诉他的弟子们,弟子们一边照著佛陀的话来修行,同时也辗转地告诉他人,这便是以成佛的方法,教化人类大众的佛教了。

佛教既然不同于唯神论和唯物论的偏激,所以是平易近人的宗教,更是宽容博大的宗教。为了理解佛教之所以出现在印度,不妨把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介绍一下:

印度的民族

印度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便相当神秘且复杂,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复杂而繁多,但在西元第八世纪之初的回教徒入侵印度之前,印度尚未发生过宗教的战争,当回教徒以武力征服之后,和平与慈悲的佛教,即首遭灭亡之祸。经过两三个世纪回教王朝的统治之下的印度,下层社会的民众之间,也有不少人成了回教徒,起而与其原来的印度教对立,此后,印回两个宗教之间,战祸连绵,迄今未了。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之际,印度从英国统治了三百年的殖民政府之下,获得了独立,但却在印度领土之内,割出了一个新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纵然在印度境内的回教徒们,有了自己的回教政府,印、巴两个政府之间,依然时起战端。

至于印度教,乃是佛陀降生之前,印度民族的固有信仰,先是婆罗门教,经过历代的变迁而成为现在的印度教。印度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间,即已有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都市文明,当时的印度人民,在以农业为主而兼营工商的情形下,已在衣食住方面,享受到了高度的生活水准,此从一九二二年,印度河流域的莫恩求达罗的遗迹发掘之中,已被证实。然而此一都市文明,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之时,由于来自西北方的印度雅利安民族之侵入,便受到了破坏,此一新来的民族,相信也曾受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以雅利安民族为主流的印度文化。

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和今日欧洲语系的各民族有其关连,所以统称之为印度雅利安语系的民族。其中的雅利安民族,是由中央亚细亚的高原,通过阿富汗尼斯坦,到达印度河流域,再向南侵而至恒河流域,结果,完成了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以及以恒河为中心的许多新宗教,佛教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大新兴的宗教。

可是,印度除了白种的雅利安人,尚有肤色黑暗的土著,达罗维荼人住于南方,另有一支接近中国边界的蒙古族,释迦牟尼的降生地,现在也从印度本土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小王国,叫做尼泊尔,以其现在的住民而言,与蒙古血统的黄种人无异。因此,近世的学者之中,例如英国的历史家斯密斯氏(Vancent A. Smith),以为释迦牟尼即是蒙古系的黄种人,但是,依据佛典中的记载,以及传统的见解,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种人。

婆罗门教

所谓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形成,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居于印度河流域的时代,后来,恒河流域产生了耆那教,特别是佛教等新宗教,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婆罗门教本身也发生了革新运动,故到近世以来,称之为印度教。但在本质上说,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意味,并无差别。所谓婆罗门,是雅利安人之中世袭的祭师阶级,他们在宗教上占有无上的权威,故将他们的宗教称为婆罗门教。

若从文化史的背景上考察起来,婆罗门教的根源,并非产于印度,而是印度欧罗巴诸民族的共同信仰,例如印度与波斯的宗教之神,大致相同,印度的善神为提婆(Deva),恶神为阿斯罗(Asura)(到佛教之中称为阿修罗);在波斯的□教,善神为阿诃罗(Ahura),恶神为阿劣曼(Ahriman)。印度教祭火,火神为阿耆尼(Agni);□教也拜火,火神是阿脱尔(Atur)。同时,这两个宗教,均用一种苏摩(Soma)的草制成的酒,当作祭神的圣物;也均用动物作为供祭的牺牲。由此可以明了波斯的□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之间,有著共同的渊源关系。即使古代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的诸神之信奉,也是基于同一个起源,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之后,欧洲各民族才和他们原有的宗教告别。

阶级制度

婆罗门教的主要特色,即是以圣职为中心的阶级制度(Caste),以及圣典之神圣的两点。这个阶级制度是世袭的,永无变更之可能的。这是由于有西北方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赖宗教来解决的问题,占了极大的比重,凡事均不敢不考虑到和诸神的关系,奉献供物,祈求诸神息怒,并且给予恩宠。因此终日以祀神为务的祭师们,在智慧上能够理解宗教的神秘,尤其熟悉祭神的仪礼,无形之中,即在人民心中,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他们在印度住定以后,大概未有多久,这个以婆罗门为最高阶级的观念,即已形成。第二阶级为从事治安及保卫人民的武士,称为刹帝利;第三阶级为从事农工商业的一般庶民,称为吠舍;第四即是最低阶级的奴隶或贱民,这是以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原住民为主的,称为首陀罗。

这种阶级制度,当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佛教之能在婆罗门教的国土中,得到发展的机会,原因当然很多,反对阶级制度,主张四姓平等,乃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可惜,当佛教被回教消灭之后,印度教再度抬头,阶级制度依然存在。而此阶级制度的规定,即载于他
们的神圣的吠陀的圣典,所以相互为因,根本无法废除。

吠 陀

婆罗门教的第二特色,是把他们来自天启的圣典,视为绝对的真理之所在,共有四类,总名为吠陀(Veda,意为知识),即是他们的四大根本教典。

(1)梨俱吠陀:这部书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献,也是全体印度欧罗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献,总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赞歌,在其中看到了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率直地吐露了他们对於宗教的感情,对於种种神明的奉祀与祈祷,其中有关前面所知苏摩酒的供养之处很多。这些赞歌,由祭师阶级的婆罗门,代代相传,且为以口传口,不以文字记载,视为无上的神圣。

(2)沙磨吠陀及
(3)夜柔吠陀:在内容方面,此二吠陀,不出梨俱吠陀的范围,乃是为了使用于各种不同的祭典,编集而成。

(4)阿闼婆吠陀:大致也和梨俱吠陀类似,所不同者,其中有著很多用于各种场合的咒术及魔术,这是它的特殊之处。所以近代学者之中,有人以为阿闼婆吠陀,或者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之影响,才有这样的圣典出现的。

除了以上四种被称为吠陀「本集」(Samhita)或吠陀文献之外,尚有《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ngaka)、《奥义书》(Upanisad)等三种,也应包含于吠陀文献之内,而被视为《天启书》(Sruti),以别于后世产生的《圣传书》(Smrti)。其中特别是《奥义书》,宣说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故为研究印度哲学学者们,极其珍贵的文献。到了西元纪元之后,婆罗门教的内部,也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哲学学派,不过,凡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任何派别,无不将《天启书》视为绝对的神圣。

总之,婆罗门教虽可因为时地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对于婆罗门阶级的特权和吠陀神圣的信念,乃是永远不变的。当回教侵入印度之后,用武力压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自属事实;然在下层的贱民社会,取得许多人的真心信仰,苦于宗教的阶级制度,亦未尝不是原因
之一,这是可想而知的事。

恒河流域的文明

再说,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渐渐向东方移动扩展,到达了恒河流域。在西元前五百年顷,恒河流域的文化,已从传统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机运,大大小小的许多王国,已渐次成立;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人民居住在一个一个集体的村镇里,遇有大事,即在树荫下或公共的会堂之中集会讨论,会中如果无法求得全场一致的通过,便由调停委员会来处理歧见的纠纷。他们的政治领袖,虽称为「王」,却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是以农耕与畜牧为主,农村之外,也有从事锻冶及陶器等职的村落,工商业者已有了各自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城市则为财富的积蓄中心。在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肥沃的森林地带,已被这些人们开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区。

当然,在原则上,他们依旧承认婆罗门教的特权,然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均呈现著新的气象,因此也开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试著发出了疑问:「我们在这新环境中,开辟了土地,组成同业公会,进行著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建设了新的都市,为什么在宗教方面,还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对于我们无法接近的吠陀圣典,以及世袭的婆罗门阶级的特权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满足自身的希望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新宗教的要求。

新兴的宗教

所谓新宗教,当然是和传统的婆罗门教不同。那是不依赖传统信仰和圣典的权威,而是基于各自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念;也就是说,不要仰仗外在的给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寻求,来满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这样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热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务俗累,走出家庭,隐向山林,专心于精神的修养,以期从切身的体验之中,彻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恼。像这样的出家人,当时即被称为沙门('sramana),他们在婆罗门之间,也可算得上是为求真理
的良师,穷年竟月地长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也曾说到过;可惜,在婆罗门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权的限制,不能活用《奥义书》或自由地加以讨论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门那样,如想达成这个目的,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家庭,跟著沙门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罗门来,沙门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为奇,所以供给衣食,使得他们没有生活之忧,得以一心修行。这一风气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时,已由没有组织的云水状态的个别的沙门群中,出现了好多位拥有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弟子的大沙门,各自成为一个教团,以他们自己所体得的道理,教导他们的弟子。

这种思想的倾向,是自由化的结果,但也不是统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极为活泼和繁杂的时代。最不可思议的,在这些新兴宗教的沙门团之中,竟有一种极端的唯物论在内,他们宣扬现实的美好,嘲笑婆罗门的宗教和世间的道德。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无理地迷信神权和天启,固然不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现实世间的名利物欲,更非人类的幸福之道。为了挽救这两个走极端的思想危机,所以在许多的沙门团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Jina)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仅在发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几个共通之处,例如,两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阶级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点,耆那教与佛教,都是反唯物的无神论者。不过,两者的命运却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并,复遭回教徒的彻底破灭;耆那教却在印度历史上,从未中绝过,目前尚有一百万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虽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新旧各种宗教之中,唯有佛教发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类,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