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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1948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军事上,蒋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仅1947 年一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152 万人;东北、山东、陕西的大片土地获得解放;济南、长春、锦州、沈陽等战略要地也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济上,国民党又面临着财政崩溃危险。1947 年的军费开支高达100 万亿“法币”,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7 万亿“法币”,照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话说,亏空的83 万亿“法币”“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财政部在上海有5 家大印钞厂,一分钟可以印制“法币”1600 万元,日夜不停地开机印刷,仍然赶不上需要,又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就立刻投入流通渠道。滥发钞票的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再加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索贿受贿,奸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弄得全国老百姓无法生活。

有的编出顺口溜来唱:“大官大贪,小辟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在这样的困境中,蒋介石一再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他避开军事、经济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提,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同时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就能挽救危机,挽回民心,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虎”这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法币”说起。“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由过去的使用银元与制钱,逐渐过渡到使用钞票(纸币)与铜元。

但发行钞票的银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很混乱。蒋介石取得国民政府领导权后,一直想推行法定货币,统一币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

这样,在经过多年筹划之后,国民党政府在1935 年11 月3 日宣布,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一百元“法币”折合美元29.75 元。第二年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这样就形成了四大银行统治中国货币体系的局面。

“法币”开始行使时,信誉还是比较好的,到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只有14 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因为军费开支和物价飞涨,发行额增加到5000 亿元。从1946 年3 月到194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法币”发行额陡增至16 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 年8 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 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 倍,而物价上涨高达3492 万倍!据当时人记录,一斤茶叶要80 万元,一顶单人蚊帐和一条草席就要1290 万元,一市两黄金要值“法币”五亿元以上。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

蒋介石政府也知道“法币”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发行新的一种钞票,来重新稳定金融危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王云五立即提出了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建议。他的办法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换给“金圆券”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另在全国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这项工作。

王云五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避暑时,专门把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找到山上,商讨币制改革的方法。

蒋介石表示,王云五的“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场的人也就不敢反对,纷纷表示赞同。蒋介石又问,现在赶印新钞票能不能赶得上8月份发行?俞鸿钧回答说,新印钞票来不及了。不过,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饼20亿元林森头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额票面,运到国内时由于物价高涨已不值钱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没有发行过,现在正好作为“金圆券”来用。蒋介石认为很好,让大家做好准备。不久,国民党开中央常委会时,通过了这一方案。8月1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行“金圆券”,并规定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币,应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可兑换“金圆券”200元。

白银每市两兑“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二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四元;过期不兑的,一律没收。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金银、外币和实行管制经济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而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去“协助督导”。同时,蒋介石又发电报邀请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开会,要求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否则就要严厉处置。

在这个背景下,蒋经国来到上海。名义上他是俞鸿钧的副手,实际上俞鸿钧正忙于在全国推行“金圆券”,上海完全由蒋经国独当一面。蒋经国也雄心勃勃,他在日记中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他向蒋介石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到上海,蒋经国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贾下了最后通牒,他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蒋经国调兵遣将,把他的秘密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纷纷召到上海,决定以原“勘乱建国总队”的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参加。在短短的时间里,蒋经国便选拔出12339名青年,分为20个大队,配合军队、警察、宪兵,对大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他们搜查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审查帐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出黄金、白银、外汇换取“金圆券”;并且严格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许涨价。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与其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个别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将王升担任“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蒋经国的意图,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表示要“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蒋经国“上海打虎”

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9月11日,蒋经国也学着他父亲的办法,在上海请各界头面人物吃饭。

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逼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实业家,也被蒋经国逼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因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 多人。在这种高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稳定在8 月19 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 亿元一下子提高到200 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信用只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券”;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性。结果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奸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 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售。蒋经国发现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

孔令侃没想到蒋经国会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压力太大,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孔令侃先是去请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调解,然而吴国桢老奸巨猾,他才不肯在蒋家和孔家的冲突中乱掺合呢。他找个借口,轻轻地推托掉了。

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来了他的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虽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但平时两人的关系不错,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特别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宋美龄待蒋经国如同亲生,蒋经国也很尊重这位后母。可是这一回,尽避宋美龄一再劝解,蒋经国仍然不肯松口。他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两家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向正在北平忙于军事大计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上海的意外情况。

蒋介石立即给蒋经国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且慢行事!”

蒋经国立刻明白了这是宋美龄的花样,于是也向北平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告诉蒋介石:“慢则生变,慢则倒台。沪人怨声载道,500 万人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岌岌可危,经济管制毁在旦夕!草草收场,百姓遭殃。”

蒋经国没有夸大危机,此时上海的抢购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人们提着“金圆券”就像提着一团火,见到什么买什么,连棺材和寿衣都被人抢购一空!

蒋介石见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亲自乘飞机赶来上海。可他一下飞机,就被宋美龄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龄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蒋家和孔家不是一般的关系,损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蒋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布蒋家在美国的财产数字相威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袒护孔令侃。

第二天,他召见蒋经国,批评他办事太过火;又公开宣布扬子公司储存的货物不属于“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范围之内。

蒋经国垂头丧气,向等待消息的他的亲信们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然后再为国尽忠了。”

孔令侃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

运动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蒋经国凄凄惨惨地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市民书》,表示对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

被捕入狱的60 多个富商被释放了。

紧接着,翁文灏倒台,王云五辞职。

“金圆券”像脱缰的野马,在短短九个月内,就贬得一文不值。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面额的钞票相继发行,而物价也像天文数字般飞涨,一日数变。到1949 年4 月,要36 万元“金圆券”才能买到一块银元,比发行之初涨了18 万倍。到上海解放时,一块银元要值八千万元“金圆券”!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再也无法挽救。而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