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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管教育,混乱局面用强力

在中学校长竞选会上,我强硬地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

●迅速化解两起“校园要案”

对于我在江南的突然空降,几乎所有的江南人都充满了猜疑。各种小道消息到处流传,传得最多的莫过于我是张文昊书记的亲戚。就连书记、市长都不知道我的底细。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章文雄局长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有次到江南来,便问柳市长“将如何安置致远”,从不轻易表态的他望着陪同在身边的邱红霞副市长,不假思索地答:“红霞走,致远来!”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我对三个人特别感激,这三个人以不同方式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否则我也干不出那些微薄的成绩: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章局长诚心诚意地对我进行栽培,邱副市长对我大力支持,因此初来江南的我,才能迅速地在这里打开局面。

没过多久,柳市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突然交给了我一项任务:“教育太腐败,你去好好地收拾一下!”从他的口气中我得知,邱副市长调离江南为时不远了。因为她忙于调动,江南的教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柳市长给我打气道:“你年轻,能力强,又初来乍到,在这里没有筋筋绊绊的关系,你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搞出问题来了我替你担担子。”

柳市长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尽管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因为不会说官话,我只表了一个态:“尽我最大的努力试试看吧。”然后,我就出了他的办公室。

刚出办公室,我就接到了教育局长阮胜利的电话,他的消息倒真是灵通。一番客套之后他向我汇报说,位于市中心的塌西湖中学,发生了一起公安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学生家属找到学校闹事,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一听,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影响江南教育的声誉,更有损江南公安队伍的形象。我赶紧通知公安局、教育局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赶到政府来集合,由我率领紧急赶往塌西湖中学。

时令已进入深冬,雪花飞舞,霎时间将天地粉饰得白茫茫一片,盖住了往日可见的丑陋。行车途中,教育局长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教育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所有局党组成员中就他一个人最清白。

其实,关于江南教育的腐败我是早有耳闻的。人们对教育线上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教师进城论公里卖”、“中学行政提拔的名单怀里揣”、“学校养猪比育人更专业”、“教育乱收费收得高考质量上不来”。其实,这几种现象早已成了江南教育界的“顽症”。

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想把他的侄女从乡村调往郊区中学任教,被我一口回绝了。第二年我没管教育之后无意之中聊起这件事,他说,教育战线太黑了,他给某某某送了六万块钱,才把他侄女调到近郊一所中学。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民间传闻的真实性。可以想象,那些凭真本事考到指标却因没有关系流落最偏远乡村的教师,基本上是进城无门,除非出卖色相。

我曾亲眼见证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在电话里向教育局长提出这样的交易。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教育局长老阮在我的办公室里谈工作,老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讲了几句话,气得他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没规矩!”我问老阮:“是谁?什么事?”他窘窘地回答:“一位乡村女教师,说是只要我把她调进城,她愿意陪我睡觉,真是岂有此理!”

我刚接手教育的时候,从教育局人事科长那里把教育系统的干部名册调来看,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每所农村中学的教务、后勤、安保等部门,居然普遍平均配备了副主任两到三名。我质问那位科长:“一所小小的乡级中学,要这么多行政干什么?”人事科长回答:“没办法哟,打招呼的领导太多了,个个都是爷,得罪不起。一个副主任,连副股级都不是,照顾就照顾吧!”我很反感他的这种态度,正色道:“这也照顾那也照顾,都照顾搞行政去了谁来教书育人?”

看来,外面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许多江南人开玩笑说,寒暑假一放,教育局的领导就开始“分赃”,一到研究人事,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几个“准提拔”名单。此言不虚。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教育局党组会议讨论人事调整工作时就是这样,每个局党组成员都会提出一到两个建议提拔人选的名字。门外更是热闹非凡,想提拔的人早早地将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讨论过程中不断有领导、朋友打电话进来,要求提拔某某某。

有一位提拔心切的中学教师,乘我上厕所之机把我堵在门口,霸蛮地让我接他在云梦某局当副局长的哥哥的电话。我把他吼了一顿:“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提拔你!”当年我还真的没提拔他,尽管教育局长和我说了无数好话。可就在我前脚调离教育线,他后脚就得到了提拔。

拜金主义已严重腐蚀江南教育系统,师德沦陷已成为困扰江南教育最大的问题。学校为了创收,大办食堂、养猪场;老师为了创收,家里办起了补习班。江南有所中学,其养猪场的规模有千头之多。我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所中学的校长:“你养猪比育人更专业,送给你个外号,叫‘养猪校长’如何?”那位校长感到委屈,辩解道:“这能怪我吗?国家转移支付到教育上的钱,到了你们政府扣一道,剩下的到了教育局又扣一道,最后落到我们学校里就只剩下一点渣滓。每年我们好不容易收一点学杂费,教育局还要调节走一部分。现在的教师现实得很,福利不好不仅教书不好好教,还公开租房子把学生带到家里办起了‘分校’。为了笼络这些老师,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办食堂搞养猪场啰。”

在江南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出文化名人尽出主持人。江南教育功利性太强,把精力花在了创收上,只顾乱收费,不顾教学质量。乱收费收到最严重的地步,是逼迫学生在学校吃早餐,即使学生家住在学校围墙边上,也必须在校就餐,否则不准入学。办学方针不对,教学质量自然上不去,为了弥补文化生质量上不去的缺陷,就把精力花在了培养特长生身上。江南的小专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升学率上,在整个云梦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去江南的时候,江南已好多年没有考上过清华、北大的学生了。值得欣慰的是,清华美院的特长生倒是出了不少。如果没有清华美院,江南教育真的是无地自容!

雪越下越大,塌西湖中学临街并没有出现乡亲们堵路的过激场面。公安局长解释说,这边的老百姓老实本分,一般不闹事。我舒了一口气。在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这些父老乡亲们还能够保持这样淳朴的本色,实属不易。

很快,我见到了学生家长。一共有三个女生遭到了猥亵,其中一个因性格刚烈未遂。那个所谓的干警,曾经是一名正式干警,由于犯作风错误被开除出公安队伍。考虑到其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局里将他安排到塌西湖中学所在片区派出所,当了一名工勤人员。谁曾想他屡教不改,以办案为名先后强行将三名女生带到宿舍,要她们脱掉衣服检查。有两名女生胆小,受到了猥亵。家长们没有提出过多过分的要求,只是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我了解了详细情况以后,代表政府向家长们道歉,同时做出三点指示:一是公安、监察机关要抓紧办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二是学校对学生做出适当的精神补偿,并安排心理辅导老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具体赔偿数额,由学校和家长协商;三是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责,一个星期之内拿出处理意见……

对于我提出的处理意见,家长们感激涕零。返回江南时,已至深夜。离开前,我反复交代学校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妥善处理,不能够把矛盾上交,一旦被媒体捅了出去,江南在全国就“臭”了。

作完指示,我在心里留下了一个苦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瞒报!

塌西湖中学“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刚刚平息,江南的校园内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更大的恶性案件,春草中学两个学生斗殴,致一人死亡。本来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突发性的刑事伤人案件,但由于社会上早就对春草中学重创收轻治校、学校治安秩序极度混乱的现象严重不满,加之死者亲属在当地很有势力,以学校老师见死不救、学校允许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课堂等为理由,纠集千人,陈尸校园,并到处散发告状材料,扬言要抬尸进京闹“两会”。

我平生第一次单独处置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平息,心里没底。当时,柳市长在省里开会,我只能电话向他请示。我冷静地思索一番,建议成立事件处置小组,管政法的副书记、管教育的副书记和我参加。柳市长同意并支持我的方案,立马通知这些领导到岗到位。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得到消息时离案发已有五个多小时。当时,学校校长不想将事态扩大,想多花一点钱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此事。学生家长开出了赔偿100万元的天价,致使谈判破裂。学生亲属拥向医院抢出尸体向校园转移。教育部门眼看局面失控,不得不打电话向政府求救。待我接到电话赶到人民医院时,死者亲属近百人抬着尸体拥出大门。

我想冲上前去做说服工作,被阮胜利局长一把拉住:“这个时候千万莫出头,死者亲属红了眼,情绪已经失控,巴不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正愁找不到领导出气,你这个时候出面肯定会挨打。我的建议是您暂时回避。”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避呢?”我反问一句,然后走上前去,大声地喊了句,“请大家冷静,我是……”

“滚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我掀开。

已赶到现场的派出所副所长大喝一声:“你莫乱来!有么哩要求坐下来好商量。”

“没得商量的余地,老子把自己的儿子抬回去办丧事也不行?”那汉子一吼立马有上百号人围了过来。不得已,副所长只得把我拉到一边,让他们暂时发泄。很快,有人用东风大卡拉了一车礼花弹,死者亲属抬着死者尸体,高密度地放着礼花弹直奔春草中学校园。

“这是江南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一万多块钱的鞭炮把江南城都快炸塌了!”事后,老百姓如此评价。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属把灵堂搭在了校园的操场上,扬言没有一百万他们就把死者埋在校园里。面对恶化的局势,由我牵头,召集政法委、宣传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善后”、“谈判”、“安保”、“宣传”四个组,教育局负责“善后组”,主要是办好丧事;市政法委牵头“谈判组”,负责谈判;派出所牵头“安保组”,负责调度警力,控制事态恶化;市委宣传部牵头“宣传组”,负责媒体接待,统一报道口径。我的任务是分管“谈判”和“宣传”,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决。

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散会以后,我立刻组织谈判组的同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战斗在维稳一线的同志谈了些想法,说处理这类问题的绝招只有四个字:拖、磨、摸、攻。

所谓“拖”,即拖延。在矛盾爆发的初期,要尽量采取拖延的办法,真情安抚,热情接待,不谈补偿。拖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情绪稳定下来。情绪不稳定时当事人要价高,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问题都谈不拢。

所谓“磨”,即“耐心地劝和”。要发动当事人单位领导、老屋里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长、亲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24小时不停地轮番劝解,瓦解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同时让教育局的同志不间断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谈不拢不要紧,坚持不厌其烦地谈,就是要谈得他们自己产生疲劳厌烦情绪。他们厌烦了,疲劳了,离解决问题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摸”,即安抚。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当事人要求的要尽量满足,用最大的温暖去感化他们。

所谓“攻”,即进攻。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责任到人。春草中学校长巴不得赶快息事宁人保住乌纱帽,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对方同意60万了难,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这一次把赔偿的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