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卷第三百九十一 銘記一

李斯 夏侯嬰 張恩 高流之 高顯洛 謝靈運 王果 豐都塚 樊欽賁 姜師度 鄔載 鄭欽悅

李斯

週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出《述異記》)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時得到一塊玉石,上面刻著一篇文章共計八十個字。當時都不認識這些字,便把它藏在書館中。到了秦朝時,李斯認出八個字,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漢朝時,叔孫通又認出兩個字。

夏侯嬰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志》)

漢朝的夏侯嬰因功勞而被封為滕公,等到他去世將要安葬的時候,靈車尚未到墓地,拉車的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這裡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個石屋。石屋中刻有銘文寫道:「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於是將滕公改葬在這裡。

張 恩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志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此又別見《聖賢城塚記》。(出《史系》)

後魏天賜年間,河東人張恩盜掘商湯古墓,挖到一銘志,寫道:「我死後二千年,受難於恩。」張恩將得到的古鐘磬,全投進河裡。此事又見於《聖賢城塚記》。

高流之

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載》)

後魏時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開掘滹沱河而引水繞城作為防護。施工中挖開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銘文,上寫道:「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給他造了棺槨制備了衣物,取出他的靈柩而改葬於別處。

高顯洛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於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出《洛陽伽藍記》)

在洛陽大統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顯洛的宅第。每當夜晚,高顯洛便發現有赤光在堂前移動,這樣的事已非一次。他向發光的地點挖下去一丈多深後,得到了黃金一百斤。黃金上刻寫道:「蘇秦家金,得者為我造功德。」高顯洛於是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稱此處便是蘇秦的宅第。當時是元義執政,聽說高顯洛得到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給他二十斤。查考蘇秦那個時代(戰國)還沒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廟,或者是用碑銘之類來頌揚他的名聲業績。

謝靈運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鹹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塚已八百矣。(出《水經》)

南朝宋代浦陽江有一處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沖毀,磚上有隱約的文字是:「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下那塊磚帶到京城,都傳著看。於是查驗龜卜,可證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 果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為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歎曰:「吾今葬此人。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唐朝左衛將軍王果被處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頭發現在岸邊懸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懸空在外。於是他沿著懸崖爬上去觀看,結果發現一行銘文,那銘文寫道:「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長歎道:「我現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貶雅州,原來是命中注定的啊!」於是將他埋藏而去。

豐都塚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塚,土藏,無磚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載》、《兩京記》)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的東北面。在最初剛建城牆時,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沒砌磚,棺木已經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屍體的頭上戴一塊平上巾,穿紅衣裳。並得到一行銘文,寫道:「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經通曉這方面知識的人對照查驗,認為是魏黃初二年所葬。

樊欽賁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後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後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真宗之廟諱。「真」為睿聖之徽謚,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出《宣室志》)

寇天師字謙之,後魏時得道。他經常在石頭上刻字記事,然後將刻字的石頭藏於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縣有一百姓,因到山中採藥,得到一塊石頭。他把這塊石頭獻給縣令樊文,縣令將此事稟報州官,州官又上奏給皇帝,高宗皇帝下詔將石頭藏於內府。這塊石上刻字記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奧難解。簡要地說,有「木子當天下」,又說「止戈龍」、「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顯真容」、「基千萬歲」等等。所謂「木子當天下」,是說唐朝李氏受天命該當皇帝。所謂「止戈龍」,是說則天武後要臨朝當政;「止戈」為「武」,是指武則天。所謂「李代代不移宗」,是說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興起來,使天地再度煥然一新。所謂「中鼎顯真容」,其實是指睿宗的廟諱,因為「真」是睿宗的徽號,能讓人不相信嗎?所謂「基千萬歲」,「基」是玄宗的名字,「千萬歲」是指他經歷的時間長久。後來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兒子欽賁把石記本獻上,皇帝下令將它編入國史。

姜師度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歷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剷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為銘,蓋先生之詞也。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詠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出《宣室志》)

有位先生名叫衛大經,解梁人。因有學問而遠近聞名,不媚俗,經常閉門而謝絕與他人來往。他生來天資聰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曉天文歷象,對天宇間的玄奧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後來壽終正寢,葬於解梁郊外。唐開元年間發大水,姜師度奉皇帝之命開鑿無鹹河,用以灌溉鹽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剷平了很多墳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滿。等挖到衛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時,發現一塊石頭,刻字為銘,那是當年衛先生留下的話。他寫道:「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後,便把這一情形稟報姜師度。姜師度對此事十分驚奇,他感歎良久,對左右的僚屬們說:「衛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們改變河道走向,離開衛先生的墓地幾十步遠。

鄔 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載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志其墓也。志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唐朝開元年間,江南發大水,淹死好幾千人。郡守把這種情況上報給皇帝,玄宗下令讓侍御史鄔載前往巡察。鄔載來到江南,忽然發現道旁有座古墓,被水沖壞而注入墓穴。鄔載很憐憫,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遷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時候,發現有一塊石頭,上面刻有文字,是記載這墳墓情況的。志後有銘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為自己墳墓的人說的話。他寫道:「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鄔載看了看很感奇異。於是查驗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鄭欽悅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住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升之白。」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圯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甚言,當待僕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貞元中,李吉甫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時宗人巽為戶部郎中。於南宮暇日,語及近代儒術之士,謂吉甫曰:「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於術數研精,思通玄奧,蓋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閼當世,名不甚聞,子知之乎?」吉甫對曰:「兄何以核諸?」巽曰:「天寶中,商洛隱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大同四年,於鍾山下獲古銘,其文隱秘。博求時儒,莫曉其旨。因緘其銘,誡諸子曰:『我代代子孫,以此銘訪於通人,倘有知者,吾無所恨。』至升之,頗耽道博雅,聞欽悅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欽悅曰:『子當錄以示我,我試思之。』升之書遺其銘,會欽悅適奉朝使,方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則釋然悟矣。故其書曰,『據鞍運思,頗有所得。』不亦異乎!」辛未歲,吉甫轉駕部員外郎,欽悅子克鈞,自京兆府司錄授司門員外郎,吉甫數以巽之說質焉,雖且符其言,然克鈞自雲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賾而不獲見,吉甫甚惜之。壬申歲,吉甫貶明州長史。海島之中,有隱者姓張氏,名玄陽,以明《易經》,為州將所重。召置閣下,因講《周易》卜筮之事,即以欽悅之書示吉甫。吉甫喜得其書。逾獲寶。即編次之,仍為著論曰:「夾一丘之土,無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窮象數者,已懸定於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之前。矧於理亂之運,窮達之命。聖賢不逢,君臣偶合。則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無鳳而旅人。傅說夢達於巖野,子房神授於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經營如彼。孟去齊而接淅,賈造湘而投吊,又眷戀如此,豈大聖大賢,猶惑於性命之理歟?將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廢歟?余不可得而知也。欽悅尋自右補闕歷殿中侍御史,為時宰李林甫所惡,斥擯於外,不顯其身。故余敘其所聞,繫於二篇之後。以著蓍筮之神明,聰哲之懸解,奇偶之有數,貽諸好事,為後學之奇玩焉。時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出《異聞記》)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商洛隱士任升之,曾給右補闕鄭欽悅寫信說:「升之所言是這樣的:我隱退後居住在商洛,久闕披陳,獨往山林,親情之間斷絕往來。有事想向你求問,他日再去拜訪。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當初在南陽王帳下作官時,在鍾山懸崖一處坍塌的墳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銘文。這篇銘志不講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說:『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雖有剝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場大雨之後,才墜落下來而得到的。當時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數日後,恰逢盂蘭大會,先祖隨從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將銘文抄錄下來拿給史官姚訾及諸學官看。他們仔細地研討了幾個月,卻沒有一個人能知曉它的意思的。當時抄錄的文字,現在還裝在筐笥之中。您的學問可以說是生而知之,謀略、運籌兩者兼備。像您這樣有學識的人即使是前賢也比不上,近代也從未聽說過。願您能選其要旨,綜合它的要義,將遺簡的內容註釋闡發出來,以了卻先祖的遺願。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樂安任升之白。」數日後,鄭欽悅回信說:「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滌除我胸中的煩悶。您不忘舊情,甚至要屈駕來訪。又把大同年間的古銘抄給我看,連前輩賢才都不能通曉,我沒有那麼高學識,怎敢輕言狂語呢?這讓我更加慚愧了。我現在正在途中,沒有什麼資料可查閱,只是在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頗有收益。修建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選擇這個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稱得上是絕代的賢才。對過去和未來的事情,他瞭如指掌。推論事情的始終,絲毫不差,比隗炤能預測到將有姓龔的使者來訪,還要高明。不說葬者的年月,先記載坍塌的時間。從坍塌的時間,來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曉了。姚史官也可稱得上是當世的學者,反覆多次與諸儒研討,琢磨一個多月,竟不知那裡面包含的旨意。當然還不止是這一點。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說得含蓄些,話說得深奧些。這是等待我當那個龔氏使來打開這個疑團哪。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你忽然下顧求教於我呢?我稽查各種歷術學說,揣測那些微詞,試著作一次探索,庶幾乎可能揣測出此銘的深意。當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裡說的『甸服』,即是五百;『黃鐘』即是十一。那是說到五百一十一年墳墓將坍塌。從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漢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說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過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於鍾山的。『七中巳』,說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過十日便是己巳日,這便是墳墓剛剛坍塌的日子。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浹辰』是十二,從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總共為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說『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數,十八可知是萬數。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計為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就是銘上說的『二九重三四百圯』。這裡所說的只是年月日的數,按年說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於『甸服黃鐘』;按月算則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個月,合於『六千三百浹辰交』;按日算則是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合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據曆法計算,沒有什麼差錯。所說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個數,就不能相符合了。當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來講清楚的。你向我來詢問,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從政已經很久了,學業早已荒蕪,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難推測的,您可以再問問別人。如有收穫可及時告訴我。派使者送還此信面謝。鄭欽悅啟。」據記載,貞元年間,李吉甫任尚書省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當時宗人李巽為戶部郎中,在南宮閒暇的時候,談到近代儒學術數的著名人物,對李吉甫說:「已故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鄭欽悅,對於術數研究精深,尤其對玄奧的事物能夠深思通達,是僧一行所達不到的。因他在那時受到當朝者的壓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嗎?」李吉甫回答說:「兄長用什麼來證實呢?」李巽說:「天寶年間,商洛的隱士任升之,自稱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為太常,大同四年,在鍾山下得到一塊古墓銘。那上面文字隱秘難懂,到處求教於儒學之士,卻沒有一個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於是封存了古銘,告誡兒子們說:『我代代子孫,要用這個古銘訪尋於通曉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曉者,我就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到了任升之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學。當他瞭解到鄭欽悅的名氣後,就把先祖的意願告訴了他。鄭欽悅說:『你應當抄錄下來給我看看。我好試著研琢它。』任升之便將銘文抄與他。此時正巧鄭欽悅奉朝命出使,剛剛從長樂驛騎馬出發,便得到銘文而對它進行解釋。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奧秘。所以他在信中寫道,『據鞍運思,頗有所得,』這不是件奇事嗎?」辛未年,李吉甫轉任部員外郎。而鄭欽悅的兒子鄭克鈞,也由京兆府司錄調任司門員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說的話去問他,雖然符合事實,但鄭克鈞自己卻說丟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銘文的玄奧至深而又見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覺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貶為明州長史。在海島之中,有一個隱士姓張,名叫玄陽,因為他明白《易經》,為州將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閣內。因他講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鄭欽悅的書信給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興得到這封信,高興得超過得到寶物。於是立刻將它編成冊,又為它寫文章論述道:「一堆黃土,沒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現象。而深明象數的人,把這偶然發生的事判定在十八萬六千四百天之前。何況是在理亂的時運,而又艱難困厄之時,聖與賢不能相遇,君與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騰達而被稱作尚父。孔子沒有鳳車卻周遊列國,傅說在巖下因夢被提拔,張良在橋上得神人傳授,這都是必定要應驗的事。然而孔子無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達黔而受挫,為什麼要那樣做?孟子去齊而匆忙得飯都來不及做,賈誼去湘江而憑弔屈原,又這樣眷戀。難道這些大聖大賢,還迷惑於宿命的說教嗎?這是不是獻身而存教,詔示人道而不可偏廢呢?我無法知道。鄭欽悅很快從右補闕升為殿中侍御史,被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顯露出他的名聲,所以我才要敘述對他的所聞,放在這兩篇書信之後,用來昭著蓍筮的神明,聰哲的對玄妙疑難解釋的本事,奇偶變化的有數,以此贈送給各位好事者,成為後世學子奇妙的玩味品。時間是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趙郡李吉甫記。」

《太平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