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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书籍 三七 校雠之学

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

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

后来唐朝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