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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被重视的文学 一三一 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从上节所说看,佛教对于我国俗文学的影响颇多,其实士大夫的文学也受了它的影响。

第一,是文学用语的扩充。例如孟浩然诗,“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柳宗元诗,“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白居易诗,“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微妙法、清净因、贝叶书、无生无灭,都是佛教中的语汇。又如“塔”、“僧”、“忏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汉至唐八百年间,佛经译述者所创造的语汇,包含三万五千多个词,有一部分是采缀华语而另给一新的解释,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等,有一部分是音译梵语,如“涅槃”、“刹那”等。这种语汇的增加对于文学自不能没有影响。

第二,是语法及文体的通俗化。这是矫正绮丽及古雅的积习的药石。法护、鸠摩罗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据当时人的口语。又佛教的偈,质朴与民歌相似,唐朝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更是宋儒语录的范本。

第三,佛教文学极富于想象力,它给予晋朝到唐朝间的志怪与传奇小说之创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和佛教有关。甚至描写社会现实的《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贾宝玉跟随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观念之强调。唐宋诗人,思想受佛教影响的也不少,王维、苏轼等更显著。

第四,我国音韵学的产生,显然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件事对于骈文及律诗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

除印度方面的影响外,西北胡人对我国文学也有相当的影响,如乐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乱华”时期外来民歌的译作,例如《琅琊王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之类。南北朝时,文学作品的风格,显然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这种质朴刚健的作风就是西北民族输入的。后来唐朝诗人的边塞诗,也有这种气派。南北朝隋唐间的歌舞戏,也有外来的影响,如《钵头》是西域胡人的故事,《康老子》一戏与波斯有关系。又唐人《宣室志》里有陆颙入海求宝的故事,近人指为从阿拉伯输入的。

中国的乐府诗及词曲文学,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音乐,自汉以来,即有陆续由西域或印度输入的新声与新乐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乐器,都是外来的,特别是琵琶,占着主要乐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辗转传来的。近代戏曲,又受金元的影响,如胡琴等乐器,亦自蒙古而来。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自隋唐时代,就给予高丽(朝鲜)及日本以影响。高丽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国诗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辑《全唐诗逸》,载了许多高丽人的诗。俞樾所辑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余诗人的作品,元明以来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满洲人到内地来,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创作汉文诗词的,如萨都剌、纳兰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时期,中国对日本、朝鲜,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没有关系,到明清时代,才恢复联络。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不但对日本、朝鲜输出(同时又从日本取回一些失传了的书),而且影响到安南去,到琉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