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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公孙丑章句 上

管仲获得了机会,却开创了“邪路”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fú)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孟子:“您如果在齐国当权,能恢复管仲、晏子的功绩吗?”

公孙丑是孟子非常重要的弟子,《孟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和万章记录的。但是这里他问的话,确实有点奇怪。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很明确,一方面肯定管仲的功绩,说如果没有管仲,可能我们都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了,中华文明都亡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说管仲器局太小。

至于晏子,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坚决反对孔子的主张。当齐景公想用孔子,并且要封土地给他时,就是被晏子阻拦而没有实行。

《孟子》上文中有记载,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当时孟子就明确拒绝说,孔子的弟子们不讨论齐桓晋文之事。董仲舒注解这一段说,孔子的门下,五尺童子都耻于谈论春秋五霸,因为他们是先以诈取,然后主持一定程度的仁义,不是真正仁义之人。

孔孟对管晏的态度如此明确,公孙丑却问老师能不能赶上管晏,老师肯定要批评他了。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就应该知道管晏。有人曾经问曾参的儿子曾西:‘你和子路相比,谁强?’曾西回答说:‘子路闻过则喜,见义必为,是我的先祖先父非常敬重敬畏的人,我怎么敢跟他比呀!’

“对方又问:‘那您跟管仲比谁贤呢?’曾西马上就不高兴了:‘你怎么拿我跟管仲比呢?他是什么人!大凡贤人大德而做不成功业的,主要是没有得到国君的信任和授权,或者时间有限。比如孔子,他没有做成大功业,是因为鲁君没能一心一意用他,没有把国政真正委托给他,而是在贵族们的利益斗争下,把孔子给排挤走了。而管仲获得的做事条件非孔子所能比,齐桓公对他完全信任和授权,他在齐国实际执政四十多年,他若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智慧、大抱负、大情怀,就应该能做出一番传世基业。结果他干了些什么呢?所谓九合诸侯,不过是假仁义而成霸业而已;所谓的功勋,都是那么卑微鄙陋。我都耻于谈论他,你却要把我和他相比,真是对我的侮辱。’”

齐桓管仲的功业,无非是富国强兵。他们自己也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他们的心里,没有装着天下,没有装着百姓,没有设计制度文化,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事业,也不过一世而息,没有能够世世代代地传下来,只不过是自己度过了幸福快乐的成功人生罢了。而且这度过幸福人生、得以善终的,也只有管仲,因为他死得早。而齐桓公呢,他是饿死的。齐桓公晚年病重,诸公子看他要死了,根本没人管他,只顾着相互攻打争位,他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饿死在床上。死了也没人管,因为公子们都在忙于相互攻杀。齐桓公尸体腐烂生蛆,蛆都从窗户爬了出来。死后六十七天,继位争夺战结束,公子无亏获胜继位,才把他的尸体收敛了。一个人,混到连个守孝的儿子都没有的地步,他有什么仁德功业呢?

史书记载说,齐桓公没听管仲临死前“不要用易牙”的叮嘱,所以失败。他为什么宠幸易牙呢?因为有一次,齐桓公说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是不是也像烤乳猪一样,要婴儿的肉才香啊?于是齐国名厨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给齐桓公吃。你看,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个吃人恶魔,他和管仲搭档,搞经济、搞军事都搞得不错,然后他俩就尽情享乐。

前面说了,贤臣君子干不成大事业,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国君长期的任用和充分的授权。而管仲得到齐桓公的充分信任,执政四十年之久,也不过是开创了类似黑帮老大的霸业。他们主持的仁义,不过是黑帮老大的仁义。孔孟都羡慕管仲获得的机会,但痛恨他开创的“邪路”,所以耻于与之相提并论,也不希望管仲的思想方法被国君们了解和吸取。

所有的成功只有一个路径

原文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华杉详解

前面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有机会在齐国执政,能否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孟子说:管仲、晏子做的事,曾西都不屑而为,你问我愿不愿意,我还不如曾西吗?

公孙丑还是没听懂,追问道:“管仲相齐桓公,尊周攘夷,以为盟主,天下诸侯都听从他的号令。是管仲成就了齐桓公,让他成为天下霸主。而晏子相齐景公,对自己清廉正直,率先垂范;对内仁德爱民,改变了齐国的严刑峻法;对外和平共处,既不欺负弱小的国家,也能谈笑间折冲樽俎,让大国不敢挑战齐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尊严。是晏子成就了齐景公,让他显明于当世,成为一代明君。这样的人,老师您难道还看不上,甚至耻于与之作比较吗?”

管仲和晏子,都是齐国最了不起的人。齐国人世世代代都想念他们,觉得如果还能有管仲晏婴再世就好了。他俩的思想和事迹,分别都有一本书记载,管仲有《管子》,可以说是一本古典经济学巨著,相当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晏子有一本《晏子春秋》,主要是记载他对内进谏齐景公和对外进行外交交锋的故事,尽显他的仁义、勇敢和机智。

孟子看公孙丑还是听不懂,就继续教他:“管仲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晏子成就了齐景公的显名,他们都有功于国家百姓。但是,他们的器局都不够,没有成就真正的王道,白白荒废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我能执政于齐国,让齐王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

孟子的话说得非常明白,要以齐国王天下,甚至统一中国,简单得不得了,马上就可以去做。但是齐王为什么不做呢?齐王、楚王、秦王,为什么他们都不做呢?是因为两个不够,一是器局不够,看不见;二是心不正,只有自己的统治欲,没有那份为天下苍生开万世太平的心。所以,天堂有路他们都不走,地狱无门他们却争先恐后拿枪弄棒往里挤。最后秦王胜出,建立了地狱之国,更加残暴地压迫了中国人十五年,之后又被推翻了。

公孙丑说:“老师!您这样说,我更不明白了!您说,以周文王的仁德,那样行王道,而且还活了一百多岁,也没干成王天下的事业呀。然后传给周武王,又传到第三代周成王,才在周公的辅佐下成就了天下。您说如果让您执政,让齐国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但周文王却做了一百年也没做成,他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这就是公孙丑看问题的方式:结果导向。你说周文王那个做法对,可他一百年也没干成,对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后,我们还能看见身边无数的公孙丑,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不一定行,因为某某某就没干成;但是一旦看见别人干成了某事,所谓“找到了风口”,他就以为自己可以如法炮制。这是什么心态呢?就是一心追逐利益,只要结果,心却不正,没有追求,没有使命感、责任感。

2016年扎克伯格来中国的时候,和马云有一段对话。扎克伯格说:“有的人没有去想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创业,在我看来,这是很疯狂的事。”这就是逻辑,我为什么要创业?为什么要创办一家企业?因为我要为社会解决一个问题。我要把全世界每一个人连接起来,所以我创办了Facebook。如果你并没有想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承担什么社会职责,只想着赚钱,注定一无所获。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是靠使命感驱使,而不是被利欲牵引。付出努力,然后接受结果,哪怕是失败的结果。因为结果不可控,你不接受,也不能改变这个结果。所以,尽人事,听天命,才是正确态度。每天觉得这样没效果,那样没效果,最后就什么也不能坚持,什么也干不成。

所有的成功都是一个路径:使命驱动,专注坚持,时间积累,代代接力,百年基业。所以,公孙丑的话里还有一个毛病:不能等!周文王已经那么伟大了,他还说人家没做成。很多人就是这样,好像地球应该围着他转似的,一定要你给他出一个三年统一中国的绝招。

孟子接着说:“我怎么能和周文王相比呢?我们拿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从商汤到武丁,中间有太甲、太戊、祖乙、盘庚,六七代都是贤君圣主。天下人都归服殷商了,时间长了,根基就深厚,很难改变。到了武丁这一代,治理天下,驾驭诸侯,一切尽在掌握。到了纣王这一代,离武丁的年代也并不久远,世臣故家、礼义遗俗、前哲之流风、保民之善政都还在。纣王虽然荒淫,但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班有才有德的贤人还济济于朝堂。所以纣王又过了很长时间才亡国。

“当时的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归纣王所管。周文王要从一个一百里的小国开始创立丰功伟业,这是巨大的挑战。

“齐国有句俗话:‘纵有聪明,还得趁形势;纵有锄头,还得看农时。’以现在的形势,要实行王政就太容易了。就算在夏商周最兴盛的年代里,也没有一个诸侯国地盘能超过一千里的,现在齐国却有这么广阔的土地;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一直到四方的国界线,处处相闻,可见人口之稠密。齐国有这么多百姓,这么大的国土,国土不必开拓,人口不用增加,只要能够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就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而且,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久都不出现统一天下的国君,各国统治者全是浑蛋;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老百姓被暴政折磨得这样厉害过。那饿急了的人,你给他什么他都吃;他渴疯了的人,你给他什么他都喝。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驿站的传递还快。’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实行仁政,老百姓就好像倒挂着被人给解救下来一般。所以事半功倍,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行。我说今天齐国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得特别明白,道理简单得很!但是齐王也好,公孙丑也好,就是听不懂!为什么呢,一是器局不够,没那思想见识;二是为物欲所蔽,欲望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见!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比诚信更一本万利。诚信之利,攻城略地,比流行感冒还快,快到你自己都挡不住自己。但是有人说:“不行,今天中国就是这个现状,诚信吃亏。你想诚信,别人不跟你诚信,没办法。”说中国人不诚信的人,自己就是不诚信的人;说中国人素质低的人,自己就是素质低的人。孟子看见满满一屋子人利欲冲天,只要有利益,个个都愿意献出生命,可天下之利、万世之利,就摆在他面前,他却看不见!要么觉得你说的没用,要么说他做不到,要么说好是好,但不符合现实。这些人,终将一事无成。

孟子一句“不动心”,奠定了陆王心学的源头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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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如果齐王能信任他,施行他的政策主张,则让齐国王天下易如反掌。孟子把王道事业说得也太容易了。公孙丑就问:“假如夫子您能成为齐国的卿相,得志行道,建功立业,小则称霸天下,大则成就王道。如果有这机会,您会不会动心呢?”

这里的动心,应该说有三个意思:

第一,给你这个机会,说明天就把齐国交给你,你是否激动万分,夜不能寐?

第二,齐宣王三天两头找您论道,啥都请教您,您给他嘴皮都说破了,道理都讲白了,怎么做都一步步安排好了。而他却只是叶公好龙: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做不到,我有实际情况……你会不会动心动气,恨铁不成钢?

第三,他听了你的,让你来干。这等地位责任重大,也不会一帆风顺。当那阻挡改革的利益集团要跟您殊死一搏,你会不会也有疑惑恐惧,而动摇心志呢?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之后,就不动心了。”

这一句话,掀起了《孟子》全书的高潮,也奠定了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源头。

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孟子说他四十而不动心。不惑,是脑子里明白;不动心,是情绪上平静。遇到不平之事,往往你脑子里都明白,但心里却不能平静!这就是“不疑惑易,不动心难”。

王阳明在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时说:“我不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而动心为耻。”没考上不要紧,下回再来,但如果因为没考上而郁闷,影响心情,那就是修养不够。

原文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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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说:“哇!如果是这样,老师您比孟贲强多了。”

孟贲是个著名勇士、超级猛人,《东周列国志》说他“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他曾经在野外看见两头牛争斗,上去给牛拉架,一手抓住一头牛的角,把它们分开。一头牛服了,伏地不起,另一头牛还要拱。孟贲怒了,按住那牛头,右手一使劲,把那牛角拔了出来,那牛就死了。

还有一次,孟贲要坐船过河。船上人已经满了,他最后一个到,却要强行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逊,用船桨敲打他的头。孟贲瞋目两视,发直目裂,举声一喝,波涛顿作。舟中之人,惶惧颠倒,都掉到河里去了。孟贲自己就登船而渡,到秦国去投奔秦武王。秦武王年少好强,喜欢勇士,看著名的孟贲来了,就要跟他比举重,比谁能举起鼎来。结果秦武王自己虽然举起来了,但体力不支,被鼎砸到,伤重而死。

公孙丑说孟子比孟贲还强,意思是说,孟贲是力气大,但也仅能举一器一物之重,而孟子能当大任而不动心,这不是一个境界的。

孟子回答说:“不动心,也没那么难,告子三十多岁就不动心了,比我还早。”

于是,作为《孟子》中的重要人物,告子在这里出场了。我们暂且先不谈他,因为后面专门有一章《告子》,记载他和孟子的辩论。

原文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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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问:“修养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有。先说说北宫黝是怎么修养勇气的。如果他的肌肤被刺,他不会动摇退缩;如果别人刺向他的眼睛,他也不会眨一下眼。因为他自恃其勇,绝不示弱于人。他的心里不是有大屈大辱才不肯接受,而是吃一点亏都不行!别人动了他一根毫毛,就好像在闹市中被人鞭打一样。他既不受辱于匹夫贱人,也不受辱于有一万辆兵车的君主。不论事大事小,无论对方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他觉得对方羞辱了他,就一定要报复。对于刺杀有万辆兵车的诸侯国君,他也像杀一个匹夫那样毫不在乎。他不畏惧诸侯,受到辱骂,一定要骂回去。”

我们看北宫黝这人,差不多就是恐怖分子,他不是不动心,而是没心眼。一个没心眼的人,他的心怎么动呢?他不会权衡得失利弊,像韩信受胯下之辱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在北宫黝身上发生,他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另一个勇士是孟施舍。他培养自己勇气的不动心之道又有所不同。他说:‘战胜并不难,难的是敢战。我对于敌人,并不是有把握赢才不畏惧。当我遇到劲敌,哪怕眼看战胜不了他,我也会像能战胜他一样,没有惧怕之心,不计较强弱胜败。如果要先衡量敌我强弱,之后才跟进兵;要先算计到自己有把握赢,之后才敢合战,那你就会逡巡退缩,怎么打得了仗呢?我也并不是能每战必胜,我只是不以他三军为众,不以我孤身为寡,勇往直前,毫不畏惧而已。’”

从孟施舍的话来看,他是个勇士,但并不会打仗。《孙子兵法》讲究先胜而后战,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孔子也对子路说过“我不带不知道害怕的人上战场”。

孟子接着说:“北宫黝、孟施舍的养勇,当然都能做到不动心,但要说他们内心的本质,却又有不同。孟施舍是以无惧为主,守的是自己,他的气象有点像曾子,平时凡事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而北宫黝呢,有点像子夏,他不能吃亏,专门盯着别人,不服别人,他要的是必胜。你说他俩谁更勇敢?谁更能不动心呢?我还是觉得孟施舍的心态更得要领,也更简单可行。因为北宫黝是盯着别人,盯着别人有时真是大可不必;而孟施舍是盯着自己,求自己则无往而不得自由。”

这里要细细体会一下,我是盯着别人,还是盯着自己?是老想着不能吃了亏,还是只关注自己,算自己的账,不算别人的账?

北宫黝和孟施舍都很勇敢,但在养勇上,还是有本质的差距。至于追求义理之勇,那他们又远远上不了台面了。

“以前曾子问过子襄:‘你想要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夫子说过,勇气有大小,那血气之勇只是小勇,没有价值,要勇就要那义理之大勇。当我和别人有冲突,我先反躬自问,检讨自己,如果理不在我这边,哪怕对方是弱小卑贱之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反而我还会害怕他,因为我理不直气不壮;如果我反躬自问,义理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就是有千万人之众,我也理直气壮,奋然而往,与之相抗而不惧!’这样的大勇,才是你该喜好的!

“所以北宫黝之勇是能守得自己的勇气,跟孟施舍有差距。孟施舍是像曾子一样反身循理,是真正的守约,是得了要领。”

孟子的不动心,也是从这个基础上守起,是在自己身上求。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原文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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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问:“老师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先介绍告子的观点。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这话什么意思呢?朱熹注解说:“告子谓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

说不清楚的东西,你就别碰它,不要说,也不要放在心上纠结。如果你做一件事心有不安,那就不要做,把心放下,不要给自己鼓气去做。这就是固守我的心、让心不动的速效方法。

孟子说:“你看告子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能比我先做到不动心,因为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和我不一样。他的不动心,是放下得简单直接。而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样。”

孟子接着评论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就不行!”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对的。因为心为本,气为末,要抓住心这个根本,没抓住根本,就不要乱动气。

而“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对的。你言语上说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诸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后才能说明白。如果你把它放下,那就是放弃,那就不是修心,是死心。心如死灰、没心没肺,怎么叫“不动心”呢?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

志主宰人的身体,是气的将帅。气充满人的身体,而听命于志,是志的士兵。志到哪里,气就到哪里,志气虽有本末缓急,但其实不可偏废。

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三个词:心、志、气。另外,《礼记》又说:“气也者,神之盛也。”于是我们就有了这四个字:

心、志、气、神。

求之于心,坚定其志,充盈其气,如有神助!

网上有过一个视频,日本一个幼儿园上体育课,有个小男孩要跳木马,跳了好几次都跳不过去。老师带着小朋友们给他呐喊助威,但他还是一次次失败。老师把小朋友们从座位上喊起来,和那个跳木马的小男孩一起,手搭着肩围成一圈,一起呐喊。喊的或许是加油之类的吧。仪式完成后,小男孩重新回到起跑线,再一次冲刺,他跳过去了!

这个视频在网上疯传,大家纷纷惊叹“日本的民族性”。其实这不是“日本的民族性”,全世界都这样。日本文化本身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都是从中国学去的。

在《孙子兵法》里,这叫“治气”,而且要能治自己的气,还要能治敌人的气。要把我们的士气搞得高高的,把敌人的士气搞得低低的。中国历史上的治气第一高手是李世民。他与窦建德之战,用三千五百人对抗窦建德的十几万人,最后还是生擒了窦建德,这就完全是靠治气。

当时,李世民包围了王世充,窦建德出兵来救。李世民收到消息后,留四万人继续包围王世充,自己则带了三千五百人来战窦建德。他飞马先抢占了虎牢关,把窦建德挡在了关外。这时候,李世民的士兵们内心是恐惧的,毕竟是要用三千五百人打人家十几万人啊。李世民前脚占了虎牢关,窦建德大军后脚就到了。李世民衣不解甲,马不卸鞍,即刻亲自带五百兵马出战,趁窦建德立足未稳,先打一仗,打胜后占了便宜就走,回虎牢关,关门!

打这一仗,就是为了治气。在我,士气大振,觉得敌人没那么可怕;在敌,则士气受挫,觉得李世民真是战神啊,咱还真不一定赢得了他。

在西方将帅中最能治气的是拿破仑。《拿破仑文集》中收录了他每一场战斗开始前的演说:“士兵们!”只要他一开始讲话,那一字一句就能让每一个士兵气血充盈,血脉偾张,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兵法的治气,是心志一体,志气一体,心有志,气有神。儒家讲治气,是要控制自己;兵家讲治气,是要鼓舞他人。一个是自我修养,另一个是领导力。

现在回过头来讲儒家的修养。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意思就是,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绪。

《吕氏春秋》说,持就是守,要持其志,就像曾子的“守义”和孟施舍的“守气”是不同的。自反而守,就是反求诸己,找自己的原因,守住自己,可喜则喜,可怒则怒,这就是义。而不能“暴其气”,不能把自己的喜怒加之于别人。

焦循的《孟子正义》注解说:“言志所向,气随之,当正持其志,无乱其气,妄以喜怒加人也。”

这毛病我们都常有,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加之于别人,特别是怒和怨。加给谁呢?当然是加之于我们最爱的人。因为你加之于别人,别人也不接招啊,只有相爱的人,才能相互伤害。

爱,就是一种合法伤害权。当我们相爱,就获得了残暴牌照,当我爱你,我就建立了爱的暴政,有权用尽一切来伤害你,把所有的恶、怒、怨、恨,和没法在别的地方释放的,都发泄给爱人。这个时候,气已经暴虐不堪,心早已乱了,志根本立不起来。又能怎么办呢?求气不能平,求志不能立,觅心不可得,说什么都白说。

我觉得,不要讲心,不要讲志,也不要讲气,特别是不要讲爱,只要落实行动就好。我愿意关心你,愿意照顾你,愿意为你穿衣打扮,愿意千金买你一笑,那才是珍贵的行动,才是温暖的人生,才活得像个人。

当我们把持不住心、志、气,那就落实一个行动,让行动带来改变。不是自己制订出完美的方案,然后让大家去执行,而是你要首先落实一个行动,这行动会带来变化。

《孟子》讲的心、志、气,确实太深了,不太好懂,更不知道怎么着手去修养。其实,儒家有很明确的方法论——日用常行,就是事上琢磨、事上练,知行合一。心、志、气都不可靠,就靠手和脚,先做出一个行动!

孟老师讲的,公孙丑也听得一半明白,一半糊涂。他就接着问道:“您说,思想意志到哪里,意气情绪就到哪里;又说,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但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绪。我听不懂啊!”

孟子说:“思想意志和意气情绪,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意志专注在哪一方面,意气情绪自然就为之转移过去。反过来,意气情绪如果钻到某个东西里面去,不能自拔,思想意志也就为之动荡。就像跌倒和奔跑,虽是体气上专注于某一方面的震动,但也会影响到思想意志,造成心的浮荡。”

公孙丑仍然不得要领,问老师:“敢问夫子恶乎长?”那老师您长于那个方面呢?

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善于洞察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点,都直接服务于最终目的

原文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敢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真是难以言传!只能你自己去体会,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朱熹注解说: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气,本来就浩然充实于天地之间,也充盈于身体之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养气,就气馁了,气虚了。孟子就是善于养气,让气始终充盈。孟子说他能洞察他人的言辞,因为明了道义所在,所以对天下之事无所疑惑,因为“四十而不惑”,所以“四十而不动心”,心里不动如山。而浩然之气呢,是有道义相配,所以对天下之事,无所畏惧,能当大任而不动心。

心不动如山,身体里充盈着浩然之气,一切了然,无所疑惑,我心光明,无所畏惧,这就是后世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

不动心,是我心光明。浩然之气,是王道之气。

而告子的学问就相反,他的不动心,是冥然不觉,悍然不顾而已。用现在的话说,爱咋样就咋样,反正我不管,我不动心。

孟子接着给公孙丑讲解:这浩然之气啊,是至大至刚!

朱熹注解说:至大,是无可限量;至刚,是不可屈挠。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正气,人本来就是靠它生存的,每个人都有,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一样多。只要你随时反躬自问,则得其所养;只要你没有做什么坏事来伤害它,那这浩然之气,就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

这一段真是朱熹解的,和王阳明说的“致良知”一模一样。把“养浩然之气”换成“致良知”,就是一个意思。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生而知之,不学而能。后来为什么不会了呢,只是为私欲所敝,自己把自己蒙蔽了。只要能不断擦亮自己的良知,回到原点,回到一张白纸,你就没什么疑惑纠结,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了。

陆九渊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这就是良知良能,也可以说就是浩然之气。

陆九渊这段话,有共鸣的朋友可以自己多体会一下。其实我们的很多工作连初中生都会,可为什么自己却不会了呢?就是因为学历太高了,思考回不去原点,回不到一张白纸了。如果你能修养成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点,每一次思考都直接服务于最终目的,一头是原点白纸,一头是最终目的,那就简单直接,无所不能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易如反掌”。

我们再看看程颐怎么说的:

天人合一,本来就没有分别。浩然之气,是人的气,是我的气。所谓“养气”就是:只要你不要去伤害它,它就充塞于天地之间;而一旦为私心所敝,那气一下子就泄了,就馁了,就小了。

浩,就是大的意思,浩气就是大气。而一有私心,就小气了。

程颐的讲解,也和王阳明的思想相同。

再看看谢良佐老师的讲解:

你一定要在心最正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正气。人的气什么时候浩然呢?在无亏欠时。

每个人都有正气,至少都有正气的时候。就像王阳明说的,每个人都有良知。哪怕是一个贼,你骂他是贼,他也不爱听,他不会觉得很光荣,他知道做贼是不好的,这就是良知。有这点良知,就有发扬光大的基础。我们都有正气凛然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抓住自己,不要把正气丢了,不要因为一点利益就给自己找理由,自欺欺人地干坏事,把气给馁了。

内心强大,一身正气,勇往直前,尽在浩然之气

原文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华杉详解

接着,孟子讲了养浩然之气的三大心法。我们先学第一条: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朱熹注:配,是合而有助之意;义,是人心之裁制;道,是天理之自然;馁,是饥饿乏力、气不充体之状。

浩然之气必须和道义相配,行事合乎道义,则一身正气得道义之助,行事勇决,无所疑惧。如果没有浩然之气,虽然一时的所作所为未必不出于道义,但正气不足,难免有所疑惧,就不足以有所作为了。

我希望各位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读一段想三遍,切己体察,事上琢磨。《孟子》真的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写,不是因为学力不足、古文不通,而是德识不足、心性不够,因为《孟子》的每一句都是在问自己的内心。

再看看张居正的解读:

人要养成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你的一身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你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如此刚大之气,不能无所附着,要与道义相辅而行。因为道义虽然在人心中,但道义自己行动不了,一定要充实这浩然之气,道义才行得出去。

如此,则见义当为的,奋然必为,对这事该不该做,心里的决定非常果决;见道所当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以深造。这就是天地人的正气,浩浩荡荡,天人合一!你的浩然之气,得之于天地,又充实了天地。

这真是让人振奋,令人神往!

气因道义而发愤,道义因气而赞成,两相配合,无所疑惮。凡是利害祸福,出于道义之外者,皆不足以动其心矣。

我们每个人,都有正气,都讲道义。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不愿意讲道义的人,一个都没有。但是,一遇到利害祸福,往往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一有理由,就自欺欺人,理歪气壮,做出不道不义之事。这都是因为正气不足,邪气就外侵了。

所以,如果没有浩然正气,则体有不充,索然自馁。纵使要行乎道义,也逡巡退缩,且疑且惧,而不足以有所作为矣!

身体就是个皮囊,中医讲要气血充足,身体才好;儒家讲要养浩然之气,则我心光明,内心强大,一身正气,勇往直前。就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

义在心之内,不在身之外

原文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qiè)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华杉详解

这是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三大心法”的第二条:集义。和《中庸》里讲的“至诚无息”意思差不多。

慊,就是快意、满意。行有不慊于心,就是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事。

孟子说,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的、持续的积累所产生的,是不能间断的。

“非义袭而取之也”,意思是:不是偶然遇上一件仁义的事,就能奋发励志,得到浩然之气的。不管你曾经多么大仁大义,一旦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不义之事,这浩然之气一下子就泄掉了,气馁了。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孟子的话:“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不管多大利益,哪怕是得天下当皇帝的利益,但要我行一不义之事,杀一无辜之人去得到,我就不做。

这么大的利益也不动心?这真能做到吗?

这个只能自己去体会,别只把它当一句名言,拍案赞美,却根本不往自己心里去。要切己体察,事上琢磨,想一想自己会不会也那样去做。做,是为什么?不做,又是为什么?

理解不了,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所谓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普通人也不能真懂得圣人在想啥。

朱熹注解说,集义就像积善,就是要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乎道义,一旦做了一件不义之事,心里就有亏欠,气就软了。

义在心之内,不在身之外。所以孟子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是身外之物。

孟子说的集义,一件不义之事都不能做,类似《中庸》里说的至诚无息。无息,就是没有间断。至诚无息,只要不间断地积累,它的效验表征就显现出来,就能悠远而无穷,永续经营传承;就能博厚,厚德载物;就能高明,完全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人人都说你那个东西真没法学,学不会!

人有两种,一种人怕吃亏,吃了亏他睡不着觉,一定要找回来;另一种人呢,怕占人便宜,一旦觉得我可能占了别人便宜,就睡不着觉,一定要加倍补偿对方。

怕占便宜的人,他随时都在找亏吃。吃了亏,心里就垫了底,不小心占人便宜的风险就降低了,他也就心安了。

比如,公司里一个很受重用的员工走了,有的老板会很气愤:我这么培养你,给你那么好的待遇,你还背弃我。而另一些老板则会反躬自省,觉得员工被别的公司挖走了,那肯定是别人对他更好,给的待遇更高啊!他本来就可以有那更高的待遇,却在我这儿以较低待遇干了这么久,那岂不是我占了人家便宜?

孔子鼓励大家说:你不要怕自己层次低,不管是生知安行,学知利行,还是困知勉行,只要你去行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困知勉行的结果,和生知安行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孟子说了,你不能追求结果,如果你追求结果,那你还是不能养成浩然之气。

必有事焉,勿望勿助,不拔苗助长

原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华杉详解

事,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管努力别问效果。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张居正说:浩然之气,是由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是来源于日日事事不断的积累。要想浩然之气充足,必须从事于集义,等功深力到,就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别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不要学那拔苗助长的宋人,担心禾苗不长,就去把苗子一棵棵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结果他儿子赶紧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公司的考核指标KPI,大部分都是拔苗助长。包括各国刺激经济的政策,处处都是拔苗助长。管理学讲得很清楚,考核指标会带来指标制定者完全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任何KPI都必然会带来拔苗助长。王阳明剿匪,第一条规定是严禁将领私自下乡剿匪,因为你给他制定一颗首级奖励多少钱的机制,就有将领会去剿一个村子,把老百姓人头拿回来说是土匪,找你领赏。这些管理经验,自古就有。

所以破案、剿匪、平叛,都是不可拔苗助长的事。其他如个人学习、公司管理的事,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日本人提出的方针管理就是孟子的思想,就是必有事焉,勿望勿助。所有日本的管理思想与美国的不同之处,都是儒家思想。

认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而不去干的人,就好像种田的不去除杂草。

违背自然规律去求速效的人,就是拔苗助长。这种助长的行为,非但没有益处,还会害了他!

这一段,震烁古今。留下一个成语,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就是拔苗助长。但我们现在也每天都做着拔苗助长的事。我们的毛病都在这儿!该做的总是忘记,不去做;不该拔苗助长的,却每天都想拔!这个问题,王阳明讲得最透彻,他有一次说:

“最近来山里跟我讨论学问的人,有很多都谈到‘勿忘勿助’的工夫很难!我就奇怪了,这么简单的事,难在哪里?对方说:‘勿忘,是要忘记什么呢?勿助,又在什么地方勿助呢?搞不清楚,所以难!’”

于是王阳明说:那我们不谈勿忘勿助,我们只说“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时时刻刻下这“必有事”的工夫,一刻也不间断,一事也不违背。若是间断了,违背了,就是忘了,这时候就要勿忘。如果贪巧求速,老想下点快工夫,就是拔苗助长了,这时候就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工夫,专注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这是何等明白简易,洒脱自在!今天你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空悬个勿忘勿助,要找点事来勿忘,又要找点事来勿助,就像要煮饭,你锅里既不放米,又不放水,却满脑子惦记着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个什么东西来?

张居正说,孟子一生的学问,都从集义中来。而告子的强制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长之害。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两千多年过去了,还是拔苗助长的人多!

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孟子的四大恶言辨识法

原文

“何谓知言?”

曰:“诐(bì)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华杉详解

前面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先问了浩然之气,然后又问:“什么是知言呢?”

孟子说:“诐辞我知道他要掩盖什么;淫辞我知道他的心陷在哪个坑里,也知道他要陷害谁;邪辞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偏离了正道;遁辞我知道他理屈词穷之所在。”

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孟子的四大恶言辨识法,我们一个个来学习:

一、诐辞。

诐,就是偏僻、偏曲。张居正讲解说,人之言语,都本于心中所想。如果他心里明乎正理而没有私心,那说出的话就平正通达,没什么毛病。如果心里有偏曲之见,或者有意要把某种偏见带给别人,那他就会只说一方面,而把另一方面掩盖起来不说,这就是诐辞,又称险诐之辞,很阴险。

焦循《孟子正义》举了一个险诐之辞的例子——雄鸡断尾。

春秋后期,周景王太子早夭,他立了子猛做继承人,但一边又想立另一个宠爱的庶子子朝。正犹豫中,一个跟子朝的幕宾来见他。

幕宾汇报说:“刚才我在城郊看见一只公鸡,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啄断了,我就问怎么回事。仆役回答说:‘它怕自己被拿去做祭祀牺牲品,所以先自残。’我就想,这是牲畜的本性,它是怕自己长得太帅,被人供奉到神庙里去,尊为牺牲。但是人就不一样,把外人像牺牲一样尊崇是有问题的,但把自己人像牺牲一样尊崇就没问题。牲畜大概是讨厌被尊为牺牲,但人呢,就是要用自己喜欢的人像牺牲那样尊崇。”

绕这么半天,什么具体事也没说,他就是要给周景王施加一个影响,像电影《盗梦空间》一样,在周景王内心深处、思维底层植入一个想法。

周景王上钩了,下定决心立子朝为太子,开始布置给子猛“剪尾巴”,杀子猛的人。结果还没来得及动手,周景王自己先死掉了,子猛子朝争位,周朝大乱。

这老板越大,越容易掉人坑里,因为全天下智商最高的人,全都围在你周围,研究怎么给你挖坑。所谓纵横术,什么鬼谷子、苏秦、张仪,练的全是这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的四大恶言术。纵横捭阖,捭阖就是开合。开合什么呢?就是掰开别人的嘴,闭上自己的嘴,在与人交谈时,或者拨动游说,或者闭藏观变,通过驾驭四大恶言术,让对方掉自己坑里。

“诐辞知其所蔽”的“蔽”是遮蔽。《荀子》专门有一篇,叫《解蔽》,里面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蔽有人君之蔽,自己蒙蔽自己;有人臣之蔽,你的大臣蒙蔽你;有宾孟之蔽,幕僚顾问也蒙蔽你。所以,“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这样的圣人,就是孟子了,他不仅不受蒙蔽,而且一眼洞穿别人在哪儿蒙蔽他,想干啥。因为他是一张白纸,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所以,只要有一点杂质出现,马上就显现出来。这和王阳明说的“致良知”一样,也和“中庸之道”一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生知安行,坦然中道,稍微偏离一点点,马上能觉察出来。

这又有点像丰田生产方式里说的“建立正常状态”。由于正常状态恒常不变,所以有一点点异常,就会马上显现,非常刺眼。但是,如果你自己心里没有原则,没有定见,随时随利欲而动,一直动来动去,那别人怎么动你,动了你哪里,你就觉察不到了。

所以,但凡被人蒙蔽的,都是自己心不正。你见利而趋,贪巧求速,就时刻准备着接受蒙蔽吧。

二、淫辞。

淫,就是过、过度、放荡。比如淫雨绵绵,就是雨太多了,老是不停。还有淫祀,就是非礼、过分、放荡的祭祀。周礼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看到过一条社会新闻,说有个女孩子被好友邀请在婚礼上做伴娘,她要求女友签“禁止闹婚协议”,承诺婚礼不搞“闹洞房”,女友的婆婆就说她过分,不随乡入俗。这俗是什么俗?就是淫祀淫俗,淫而无礼,毁灭人伦。过分的是那婆婆,而不是伴娘。

张居正说:“心中见理不透,为私欲所障蔽,那样说出的话就叫淫辞。我听了他的淫辞,就知道他心里哪儿被障蔽了。又或者是高谈阔论,放荡而无所归宿的,也是淫辞,这时他心中障蔽已深,为私欲所迷陷,我听了他的话,就知道他陷在哪里。”

程颐说:“孟子的知言,是心与天道相通,所以能明辨是非,就好像心里有一杆秤,对方一说话,轻重马上就能秤出来。这种感觉,就好像你站在堂上,堂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如果你自己也处在堂下众人之中,你就没这个辨别的能力了。”

张居正是大儒,是宰相,是帝国的实际控制人,他说的话,就是程颐描述的那种超然在上、俯目而视、一览无余的感觉。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淫辞也是淫美不信之辞,淫辞的陷,不仅是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也是陷害别人。比如晋献公宠爱的骊姬,为了废掉太子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对晋献公说:“曲沃是晋国宗庙所在,不能没有一个儿子去镇守啊!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派去最重要的人,唯有太子才配得上。更何况,这也是给太子增加政治资本,增加威望嘛。”晋献公不知道这是淫辞,觉得骊姬说得太对了,就把太子申生派去了。

骊姬再放出第二道淫辞,她对太子申生说,晋献公曾梦见申生逝去的母亲齐姜,让他速去曲沃祭祀一番,回来后把祭祀用的胙肉献给晋献公。太子申生于是到曲沃祭祀母亲齐姜,并将胙肉献给晋献公。

这时候,骊姬的第三道淫辞绝杀就出手了。她在申生献的胙肉中放了毒药,在晋献公吃之前,先把胙肉给狗吃,结果狗被毒死了。然后骊姬就哭哭啼啼地说:“太子这样做,无非是担心我们母子。其实,我的孩子压根就没有争位的想法。您还是把我们母子打发到国外去吧,不要乱了国政!”

太子申生听说这消息,逃奔回曲沃。晋献公盛怒之下,杀了太子申生的老师杜原款。有人对申生说:“这明摆着是骊姬在陷害你,你跟主公说清楚不就得了吗?”可太子申生宁愿自己承受冤屈,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老了,唯独宠爱骊姬。可以说,骊姬已经是他生命最后的意义、人生最后的价值,没有骊姬,他就吃不香、睡不着。我如果告发骊姬,再惹得父亲对骊姬发怒,对父亲的打击就太大了。”

于是,申生就认命自杀了。

呜呼!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唯有圣人洞察一切,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三、邪辞。

邪辞,就是异端邪说,不合正道的言辞。孟子说:“邪辞,我知道他和正道的分歧之所在。”

张居正讲解说:“好为异说,新奇诡怪,与正论相悖的,叫作邪辞。这是人心被歧路所惑,就与正理判然离异了。”

人在贪巧求速的时候,就会走歧路。可以说,大部分成功学、所有的阴谋论,都是邪辞。真正的成功学,其实就只有四个字——滴水穿石!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讲,所有的胜利都是压倒性的投入。在人生路上,所谓的压倒性的投入,就是指投入时间。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领域专注坚持地投入一万小时,就能滴水穿石,成为世界级专家。

除了“滴水穿石”之外,其他一切的成功学都是邪辞。你若相信有窍门,就是一厢情愿;你若想动手试试,就是拔苗助长。

那么,人为什么要讲邪辞呢?孟子说,对方一讲邪辞,他就知道对方在哪个路口上了歧路,开始偏离正道。这歧路的路口主要有两个,用王阳明的话来讲:一是贪巧求速,二是有胜心。

王阳明说:“其说本已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历代先贤大德,早已把道理讲得很明白、很透彻了。有人却非要说前人的理论过时了,要另立新说,胜过前人。于是就大放邪辞了。

邪辞的听众,通常比正理的听众多得多。因为讲正理的,来来回回就这四个字——滴水穿石。除此之外,没什么可教的了。于是同学们就都跑了,去听邪辞大讲堂了。邪辞大讲堂里讲的,主要就是以少胜多、以小博大、速战速决,比如“试论儒家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关系”之类的“新知识”。

四、遁辞。

遁,是逃避。遁辞,就是躲躲闪闪的言辞。

张居正讲解道:“说得不当,却支吾躲避,屡变以求胜的,叫作遁辞。此必其心屈于正理,自觉其穷极而难通故也。”

遁辞知其所穷,意思是:我一听他的遁辞,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理屈词穷。在哪里词穷,就是在哪里心穷了。

我们说“君子不辩”。《中庸》里也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言下之意,君子要“辨”,但不要“辩”,要把真理越辨越明,而不是要辩个谁输谁赢。

这里的“学”和“思”,就是“如琢如磨”,自己下工夫;而“问”和“辨”,就是“如切如磋”,相互启发探讨。所以儒家讲学习进步,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读书和交友。读书是博学慎思,交友是审问明辨。如果辩论变成了比赛,就有了胜心,我要辩倒你,你要辩倒我,双方的目标就相反了。那处于弱势的,眼看要输了,就支吾躲避,变换角度说法以求胜,这就成了遁辞了。

我们应该与人辨析,而不要辩论。要把自己的想法提供给对方批评矫正,并从他的话中学到对我有益的东西。同样,对方说得不对的,我也积极给他指出来。这样,双方的目的就一致了,都是为了获得真理。这样,就不会说出遁辞来。

这里我又要啰唆一句:能知道别人说了遁辞,这只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绝对不说遁辞。要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杜绝胜心。我们总是在学习如何辨别坏人,但其实更主要的是自己不要做坏人。我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好人,要知道自己也经常有坏的一面,要多多反躬自省。不要去看那些标题叫《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交》的鸡汤文,而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别人值得交的朋友》,这才符合逻辑。

我们再来说说随处可见的辩论比赛。我始终觉得把辩论当比赛,不是好的学习导向,因为学习最重要的是放下胜心。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给他们的管理层讲课。我讲完后,我朋友对下面的人说:“大家快提问,把华老师问倒!上次某某老总来,就被我们的同事问得下不了台!”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场舌辩群“儒”的比赛,各种邪辞、遁辞扑面而来。会后我问这位朋友:“你既然请老师来讲课,课后就应该让大家分享一下都学到了什么,切己体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为什么要把老师‘问倒’呢?到最后,课上学到了啥没人记得,却都在津津乐道,那么厉害的人,还不是被我们问倒了!这意义在哪里呢?”他愣了一下,说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胜心,这就是“辩论大赛”养成的思维习惯。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这四大恶言,都是人心之病。如果施之于礼乐行政,则必然失其中道,有害于政治;如果把它体现在政策和行政措施中,则一举一动都不合情理,从而危害国家的各项具体工作。

大而化之之谓圣

原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华杉详解

孟子本来就已是天下有名的善于言辞,他现在又说自己知言,能洞悉别人的话中之意、言外之音。

于是公孙丑就问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宰我、子贡擅长用言辞使办事通达。尤其是子贡,不仅自己是成功的商人,是儒商始祖,而且又是安邦定国的柱石之臣,有很大的外交成就。另外的冉牛、闵子、颜渊三人,则是素有德行,擅长讲身心品德方面的道理。而孔子最厉害,这两种言辞能力他都有,但他却还说自己‘不擅长辞命’。您看,连孔子都不敢当的,您孟老师却敢当,那您不就是圣人了吗?”

我们来简单讲讲子贡的雄言善辩和办事通达。当时,齐国要攻打鲁国,军队都已经动员好了。子贡为了保住鲁国,就要把这祸水引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子贡紧急出使,先后游说了齐国、吴国、越国、晋国。他让齐国先按兵不动,然后吴国、越国组成的联军打败了齐国,接着,晋国又打败了吴越联军,重创了吴国。最后,越国又趁机灭掉了吴国。可以说,这个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勾践灭夫差的故事,背后的导演其实是子贡。子贡与吴国、夫差都没什么仇,他只是不想让齐国攻打鲁国。至于夫差因此而灭,只能说他自己倒霉。

子贡那么厉害,鲁国君臣都觉得他比孔子还有本事,可他不仅对老师顶礼膜拜,对颜回也是自愧不如。这是成功人士的性格,对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一点也不关注;对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高度关注,马上学习!

孟子听公孙丑问他是不是圣人,说:“哎呀,这是什么话!圣人之名,别说我不敢当,孔子当年也不敢当啊!子贡曾经问孔子:‘夫子您觉得自己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我不敢当。’”

到底什么是圣人呢?孟子后面有讲:“大而化之之谓圣。”大而化之,就是他的思想品德之博大、广大、光大,大到能教化天下。孔子、孟子当然是圣人,他们的思想品德,不仅能教化当时的天下,而且教化了两千多年的天下。

“大而化之”现在被理解成粗枝大叶、马马虎虎,这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哪个不学好的学生开始误传的,传了几百上千年,都传到字典里去了。字典里这样的“错误”有很多。之所以给“错误”二字打引号,是因为这也可以理解成是语言的变迁。维特根斯坦说过:“词语的规则在语言游戏中建立,也在游戏中修改。”这“大而化之”的词语定义,就被修改了,这是圣人之道不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清扫垃圾、擦亮词语,光复圣人的思想,是为“为往圣继绝学”。

孔子很谦虚,他说:“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好学不厌烦,教导他人不倦怠罢了。”

子贡说:“一般人学习,开始时都能奋发努力,但没多久就厌烦了。夫子您能坚持学习不厌烦,说明您深知义理无穷,这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教导他人,诲人不倦,就是仁德。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就是圣人呀!”

圣人之名,孔子不敢当,孟子更不敢当。不过后世有一个人,他却从小就立志要做圣人,而且长大后成功了!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要我说,孔子、孟子、王阳明都是圣人。因为“大而化之之谓圣”,他们都是道大德宏,教化了全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

立德、立功、立言——圣人的标准

原文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华杉详解

公孙丑继续和孟子论圣人,他问:“以前我听人说,孔子的弟子们个个都学做圣人,但是学力不同,所得各异。比如子夏、子游得圣人的文学,子张得圣人的威仪,都有圣人的一部分。而冉牛、闵子、颜渊则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尚未大而化之。刚才老师您说自己不敢跟孔子比,那您和孔门这几位弟子比一下呢?您是处在哪个位置?”孟子回答:“咱们先不谈这个。”

孟子不愿意把自己和这几位孔门弟子相比较,也没说“我不敢和他们比,我不如他们”或是“我不如颜渊”,他只是说“不谈这个”。

我们来体会一下公孙丑说的话。虽然我们都跟着同一个超级宗师学习,听的是同样的课,但因为各人的天赋、基因、努力不同,所以每个人所学到的也不一样。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长处,有自己比师父还强的地方。比如子贡,鲁国上下都认为他比孔子还强,因为他办事通达,这一点确实强过师父。但子贡深知,自己只不过有经商从政的本事罢了,在学问上还差得远呢。所以他对师父更加恭敬,人前人后地把师父挂在嘴边。孔子也因为他的推崇,形象更加高大。可以说,子贡是推广孔子学问的最大贡献者,因为子贡的文治武功都摆在那儿,哪怕是不服孔子的无知之人,也不能不服子贡。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三立也是圣人的标准。圣人要大而化之,首先是思想要大,品德要大,然后必须有言说传下来。就算禅宗说不立文字,也还是要靠文字来传,只不过它传的不是理论体系,而是案例故事。至于事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创立犹太教的摩西,有很大的事功;而创立基督教的耶稣,就没有事功。

孔子也只做到立德、立言,而没有事功。他曾经得到在鲁国执政的机会,但是他失败了。子贡呢,立德、立言都有一点,虽说远远不在孔子那个层次。但子贡是有事功的,正因有事功,他说的话就有人听、有人信。他到处说师父是圣人,我崇拜师父。于是,别人就不敢不崇拜了。

子贡的事功,在当时看来,也是安邦定国的大功绩。但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看,就不过是说客辩士的一点小小伎俩了。他的事功,和管仲就远远不在一个档次,更谈不上和周公这样真正的圣人比较了。关于这个,子贡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从来不把自己那点功劳当回事。

至于冉牛、闵子、颜渊,张居正说他们“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但居于行迹,尚未广大”。尤其是颜渊,他对于义理精粗,不仅是得到老师的全体,甚至有超过老师的潜力,连孔子都佩服他。但是,他“居于行迹”,局限于生命之短暂,很早就去世了,没有能够实现大而化之。

那么,中国历史上,又有谁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呢?

首先,最无可非议的当然是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总是梦见他。他先是辅佐武王,完成建国大业,在武王去世后,又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安邦定国。更关键的是,他完善制定了周礼,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国人性格的塑造上,他不仅比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重要,甚至比孔子都重要。孔子是留下了《论语》,大家都知道;而周公却已经在我们的生物基因里,在我们的血脉里,大家都不知道。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没有创作什么,只是在叙述前人的思想罢了。这前人是谁?孔子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尧、舜、文王、武王,而把这些思想具体落实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后孔子再继承周公,把它们传下来,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周公之后,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阳明算一个。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说达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别有一番风景,大而化之,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王阳明的事功也很大,超过了子贡,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迹。他一直没能进中央工作,所以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了。

治国平天下的,只有周公和管仲。不过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对他不满,因为觉得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却没有做到更好。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说他器局太小,只知道富国强兵、发展经济、称霸天下,却没能行王道,为万世开天平,所以人亡政息。管仲没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说是经济学巨著。

那王阳明之后谁是圣人?曾国藩算一个,他也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有。曾国藩的功,比王阳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与王阳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点像之前讲的冉牛、闵子、颜渊,因为自己素有德行、有体会,所以“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曾国藩留下一本《曾国藩家书》,就是亲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

若是问我,中国历代圣人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其实孔子、孟子、王阳明、曾国藩都有。但就实际行动和工作生活的习惯来讲,基本上曾国藩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确实亲切有味。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时者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继续问:“老师您对伯夷和伊尹怎么看呢?”

孟子回答说:“他们俩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择君而事,择民而使。他认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认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来做事;遇到昏君乱世,他就避世隐居。”

伯夷、叔齐兄弟,是孤竹国(今天的秦皇岛)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继承人,但父亲喜欢叔齐,遗命叔齐继位。叔齐认为君位是哥哥的,拒绝继承。伯夷认为既然父亲都传给弟弟了,他也不能要,于是干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齐一看哥哥跑了,也跟着跑了。国人没办法,就立了老三做国君。这就是“非其民不治”。

伯夷叔齐两人去投奔周文王,抵达周国时,文王已死,正赶上武王出师伐纣。两人便上前阻拦,说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结果被武王的卫士拖开了。周灭商以后,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食野菜,最终饿死。这就是“非其君不事”。

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说:“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赶上哪个君主,就侍奉哪个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能使唤上谁,就使唤谁。遇到明君治世,他当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乱世,他一样当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舍我其谁,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当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先后侍奉过夏桀和商汤,后来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商汤去世后,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执政大臣。其中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位的时候,因为太甲无道,他能将身为国君的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等太甲改邪归正,伊尹才把他放出来,把君权还给他。之后,太甲成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当国君都无所谓,反正我来干。国君不好,我还能把他给教导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兴,周公也恐惧流涕,不管成王对不对,他可不敢教训成王。而伊尹却能教训太甲。

伊尹非常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太甲死后他才死。伊尹死后,太甲的儿子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葬在商汤墓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过的巨大贡献。完全没有认为他凌驾于君王之上,无人臣礼。张居正也曾经像伊尹一样,有比皇帝还大的权威,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甚至,他几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废立。但他死后,却被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解这一段时,恐怕也以伊尹自认,但他并没能教好万历,自己修养也不够。

孟子说完伯夷和伊尹,接着说孔子:

“伯夷是圣之清者,只要有一丁点儿达不到他的标准,他都不干,以至于不食周粟,最后饿死,这样的‘清’是偏于狭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一定要干,这就难免有迁就妥协。只有孔子,元神不滞,变化无方,积极进取,又顺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可以久留就久留,应该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未尝没有伯夷的清,但他并不清高偏狭;未尝没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并不非要实现事功不可。把自己的学问留下来,传下去,成为万世之宗,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做,我愿意学孔子。”

这里讲到了清者、任者、时者之分,大家可以体察一下,自己是哪一种。

养浩然之气要靠集义,行一不义就前功尽弃

原文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dié),河海之于行潦(lǎo),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接着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的人品,是不是都等量齐观而没有高下之分呢?”

孟子说:“不是。虽然都是圣人,但他们的分量大小不同。论道德事功,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赶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听孟子说伯夷、伊尹和孔子不同,就问:“那他们总有相同的地方吧?”

孟子说:“有!如果给他们一百里的地方为君,这三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诸侯,一统天下。因其道德之盛,天要降大任给他,人要归服于他,他自然能得人心,得天下。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如果要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他们三个人都一定不会去做,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是圣人的基本条件。因为圣人首先是诚意正心,其心之正,必不苟取而贪得。

这也是前面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要靠集义,行一不义,这浩然之气就前功尽弃了。你以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利益很大,但是对于圣人来说,对于孟子来说,行一不义就失去了浩然之气,失去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连活着都没意义了,还要天下干什么?

公孙丑说:“我明白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是伯夷、伊尹、孔子相同的地方。那么,他们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孔子和其他圣人不一样,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以前孔门弟子也都说过。宰我、子贡、有若三人,识见高明,其智慧足以深知圣人,凡是他们所赞扬的,一定每一条都有依据。即便他们是学生,也不会因为巴结老师,投老师所好而说一些奉承的虚话。所以我说孔子的优异,也取信于这三个人的评价。”

首先是宰我说的:“自古圣人,以尧舜为首,但是在我看来,夫子比尧舜贤德多了!”

为什么呢?尧舜以道治天下,功在一时;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尧舜之道以删述六经,垂教万世。以一时之功和万世之功相比较,孔子不是比尧舜还贤吗?所以尧舜都是一世之君,孔子却为万世推崇,做了两千多年“素王”。

接下来是孔门另两位弟子的话。子贡说:“自古圣人,世代久远,则其所行之政、所存之德,都模糊不清,没法知道了。但是,民间还保留了他流传下来的礼仪和音乐。通过礼仪和音乐,就可以推知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和行政风格。我就通过礼仪音乐来推知前代一百世的君王,每一位都不能违背孔子之道。所以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孔子他老人家的。”

有若说:“难道只有人类有高下之分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堆,河海对于小溪,何尝不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只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类。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能超过孔子的!”

到这里,孟子从知言、养浩然之气,到不动心之原,最后表明尊崇孔子。因为当时各国诸侯都想争霸,都想学齐桓晋文之道,孔子的学问没人关心了。所以孟子要重新擦亮孔子的思想,辨明王道霸道的大端。

焦循在《孟子正义》里作了总结:

《吕氏春秋》说:“人同类而智殊。”圣人在人类之中,本是卓然绝异于凡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孔子在卓绝之中,尤为盛美,此所以异于伯夷、伊尹者也。前面说北宫黝、孟施舍、告子“不知求心,不知集义”,一定要回归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自反而缩,理直气壮,虽千万人吾往矣,则得百里之地为君,也能朝诸侯而有天下;自反而不缩,理不在自己这一方,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有天下,则不为。所以伯夷、伊尹、孔子都是自反而配道义之人,这一点是一样的。

但是,伯夷的“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偏于清;伊尹的“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专于任。专于任,抓着不放手,就可能走向北宫黝、孟施舍;专于清,就可能走向告子。所以,要既能“集义”又能“量时合宜”,就要把握孔子的“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经》说:“大中而上下应之。”这是“以志帅气”的学问。分阴分阳,柔和刚交替使用,通其变化而百姓不会倦怠,神而化之使百姓相得益彰,这是“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的学问。至于通变神化,而集义之功,极于精义,这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一路传下来的,而孔子将之收集整理完备,再由孟子传承下来。能有这样的修养,则诐辞、淫辞、邪辞、遁辞,那些似是而非的四大恶言,就不会动摇你的心志。

圣人量时而行,而贤者道路偏狭。这需要大家反复体会,熟稔于心。

王道既比霸道来得快,也比霸道传承得久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华杉详解

这段可以说是《孟子》全书中比较核心的内容了。因为王道霸道的分野,就是孟子提出来的。你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这已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永恒的问题。哪怕是今天我们经营企业,还是要讲经营的王道。

王,是天下之王。霸,是诸侯之长,其势力强大,足以把持天下。孟子说,依仗实力,然后假借仁义之名以号召征伐的,可以称霸诸侯。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的“历史原型人物”,后世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典型的霸道。霸必有大国,要行霸道,必须有实力。地方千里,带甲十万,有多大实力,才能霸多大地盘。而王道则不同,王道不需要地盘。商汤起家是七十里土地,周文王起家是一百里。虽然国家都很小,但因为施行仁政,使得天下归心,所有的百姓都想加入他们的国家。

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服。“力不赡也”的“赡”,是足够,意思就是力量不够,所以不敢违抗你。而以德服人才会让人心悦诚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多个弟子服孔子一样。《诗经》上讲:“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这个意思。

张居正讲解说,王道、霸道的区别,关键在心术。依仗土地甲兵之力,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事,做的事情虽然是为天下之公,但内心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这就是霸道;王道则不同,大公无私,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心是实心,政是实政,其至诚足以让人感动,其善政又足以招徕天下之百姓和贤才,所以他不需要土地之广,甲兵之盛,自然天下悦服,朝诸侯而有天下。

商汤、周文王,都不是从七十里、一百里,就一下子拥有了天下。而是由一个仁政的超级磁场,不断地吸附周边诸侯。准确来说,是文王的爷爷周太王,从一百里起家,到文王去世的时候,周国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商只拥有国都周围及东方诸侯罢了。所以武王伐纣,是摧枯拉朽。

孟子一生推行王道,可没有一个诸侯国君听他的,最后胜出的是秦国。那秦国是不是霸道呢?不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是霸道,尊王攘夷,维持国际秩序。霸道是维持秩序的国际警察。而秦国的目标是吞并全中国,霸道根本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秦朝的建国大业,是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的。当时,商鞅入秦,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觐见秦孝公,第一次跟秦孝公谈尧舜的帝道,秦孝公完全听不进去,听得打瞌睡,之后骂景监:你推荐的什么玩意儿!商鞅申请第二次机会,谈商汤、文王的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谈春秋五霸的霸道,秦孝公听着有点意思,跟景监说,你推荐的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并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商鞅听到秦孝公的反应后,对景监说:“我明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连谈了几天,秦孝公兴奋得把坐垫一个劲儿地往商鞅身边挪。

事后景监问商鞅:你跟我们国君说了些什么,弄得他这几天这么兴奋!

商鞅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帝道、王道、霸道都不谈,谈富国强兵的强道,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