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全球化的力量
昔日的锈带地区如今已获新生，正为美国和欧洲注入新的竞争力。本书的两位作者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娓娓道来。
安东尼就此话题听取了各方意见，在与众人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与联发科（Mediatek）首席财务官顾大为的谈话即为一例。时值2012年春，安东尼刚刚离开由他一手创建、持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公司。卸下管理重任后，他开启了一段亚洲之旅。旅途中，安东尼与诸多政要和企业高管探讨了他们遇到的挑战。在全球市场中，亚洲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曾经占尽竞争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受到了威胁。联发科是智能手机芯片设计领域的龙头企业，身为联发科首席财务官，顾大为既有高科技加工业背景，又兼具国际金融业从业经验。他带安东尼参观了公司在新竹的工厂。当安东尼问及全球市场的情况时，他答道：“你也知道，我们如今要再次面对美国更加强劲的竞争了。”安东尼让他说得更具体些，究竟是什么样的竞争？来自何处的竞争？于是，拥有伊利诺伊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十分了解美国市场的顾大为当即提到了总部设在圣迭戈（美国）的科技巨头高通公司（Qualcomm）。他以高通作为威胁的具体例子，解释道：“它的研发部门非常先进，远远领先我们。”安东尼看得出来，顾大卫着实在为这样的处境感到担忧。顾大卫表示：“它很可能会对我们构成威胁。”说罢，他便换了个话题。安东尼曾于1981年任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世界银行集团面向私营部门的附属机构）期间提出了“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亚洲，但至少有20多年了，他从没听过有任何亚洲商人抱怨受到美国竞争者的威胁。联发科只是反常现象？还是说这是大趋势的早期信号？难道说发达国家在设计与制造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的优势，足以令亚洲的低成本生产商忧心忡忡？
就弗雷德而言，他关于上述问题的见解同样源于旅途中的见闻。弗雷德刚刚从荷兰财经大报《金融日报》（Het Financieele Dagblad）的主编岗位退休，旋即开启了“迷雾四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之旅。旅途期间，他与商人、政治家、研究人员、企业家等各色人物畅谈，探讨全球商业的走向。弗雷德听到的意见与顾大为所言颇为相似。这些人对弗雷德说，过去的20年，借着廉价劳动力优势，“迷雾四国”的企业取得了增长，但这种优势正日渐乏力。凭借低廉成本在西方公司面前取得优势，如今再难奏效。低成本优势的好日子已经基本到头了。
此外，弗雷德发现，企业的工作方式也有所转变。2011年，荷兰城市埃因霍温被美国智库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评选为年度“世界最智能地区”，这让弗雷德想起了几年前与飞利浦前首席执行官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又译为“赫拉德·克莱斯特雷”）的一次谈话。柯慈雷向他解释了这家电气巨头缘何将旗下一度蓬勃发展（堪与美国贝尔实验室齐名）的埃因霍温研究实验室变成了开放式创新园区，让来自不同企业、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在此合作。想必是这类行动使得埃因霍温作为创新中心而声名远扬，成为地球上最智能的地方？
上述见闻与西方盛行一时的传统观点相左。举例来说，就在几年前，在荷兰的一次会议上，著名建筑师、敏锐的全球商业观察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曾向与会者出示过一幅世界地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张重构的世界地图上，业已衰退的美国位于世界的边缘，占据中心的则是新兴国家。彼时，经常会听到金融分析师哀叹说，欧洲很快就要沦为“世界的博物馆”了。
两人的旅行眼下均已告一段落。安东尼返回了华盛顿的住所，弗雷德也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在一路见闻的驱使下，两人以各自的方式就这些想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种基于先进的研发部门的新制造业模式正为发达国家带来某种新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廉价劳动力真的已经优势不再？创新与产品开发过程是否迎来了新的春天？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弗雷德踏上了新的旅程，此行主要在欧洲。旅途中最吸引他的是从几位首席技术官那里听到的有关研发过程的内容。他们对弗雷德说，他们正在逐步开展多方合作，合作对象往往是大学，甚至还有政府机构。之所以要合作，一是因为他们的公司再也无法独力承担研究成本，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公司内部没有或不愿营建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安东尼也已经重新上路，考察各地的研究实验室和工厂，（鉴于工作期间曾常年穿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此次行程主要在美国。他对旅途中所见的变化尤感兴趣，特别是科研在创造产品的过程中扮演的新角色，以及生产中采用的先进生产方式，例如机器人和3D打印。
2013年1月，当时我们正在就各自的想法展开独立研究，我们二人经一位共同的朋友引见而相识，在Skype（网络电话）上聊过之后便见了面，一连数日，相谈甚欢。尽管我们两人都曾相信（并且依然相信）全球经济的重心正转向新兴市场，但我们也一致认为，欧美企业在采取多年守势之后，它们的竞争力正在再次崛起。究竟如何崛起，为何崛起，我们尚不完全确定，但我们有一个理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于制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未来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智能创新，而非廉价劳动力。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想法在不断地演进。弗雷德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他所了解的埃因霍温。安东尼将这篇文章给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的布鲁斯·卡茨（Bruce Katz）看过后，布鲁斯决定和弗雷德共赴埃因霍温，一探究竟。埃因霍温一行虽让布鲁斯感触颇深，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认为，埃因霍温自有独到之处，例如供应链的革命性发展。美国也有类似的地方，如奥尔巴尼、纽约、俄亥俄州的阿克伦等。
证据越积越多。通用电气在美国选址新建了一座工厂，放在10年前，新厂的选址一般会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1此外，这并非一座普通的工厂，而是用于生产下一代航空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通用电气的核心业务。此例足以使人相信，美国的大公司正将它们最重要的制造业务迁回本土。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新设施的确切位置：一个名为贝茨维尔（Batesville）的密西西比小镇。为什么会选择那里？根据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的说法，因为贝茨维尔紧邻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在制造下一代超轻、超静音、超节能航空发动机所需的新材料方面，该校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标志性跨国公司与名气不大的教育机构的此番合作取得了颇为喜人的成果。伊梅尔特信誓旦旦地宣称，将继续在其他尖端研究的温床附近选址，兴建更多的生产基地。
如果连通用电气这种世界上管理体系最专业的企业都将研发生产活动迁到了美国腹地，我们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无论是贝茨维尔还是埃因霍温，都不太可能跻身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列，这份榜单的榜首长期被智力资源惊人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和马萨诸塞州剑桥霸占。它们也无法像德国的斯图加特一样，被视为先进制造业的中心。但我们感觉，这些城市最终可能会榜上有名，而且很快就会上榜。我们还意识到，这些城市正引领着一股极其重要的风潮，这股风潮正兴起于与之相似的欧美城市和地区：这种地方在美国被称为“锈带”，这些昔日的工业重镇曾因离岸生产遭受重创，陷入衰退，但如今，它们正卷土重来，势头更胜以往。虽然欧洲人并不熟悉“锈带”一词，但这些地区的经历是相似的。这些地区正在自我改造，由失败者转变为创新中心和智能制造业中心，我们将其称为“智带”。
我们深知自己的理论还有待检验，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于是，我们决定开展更多的实地考察，这一次我们要一同前往，旅程从纽约州哈得孙河谷（Hudson Valley）的奥尔巴尼和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开始。一路所见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既看到了正在通力合作的智带工作团队，也看到了智带正在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制造方法，还看到了智带正在创造的高附加值智能产品。各类活动正为城市和整个地区重新注入活力。
此行最终变为历时两年的长途旅行，其间我们在美欧两地一共寻访了10个地方。在欧洲，我们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荷兰的埃因霍温、瑞典的隆德–马尔默、芬兰的奥卢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在布鲁斯·卡茨及其布鲁金斯学会同事的帮助下，我们在美国一路走访了五个地区：除了阿克伦和奥尔巴尼，我们还前往了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达勒姆。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许多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学科、担任不同职务的人进行了无数次谈话，尽职尽责地做了调查研究——翻阅文献、核查材料、挖掘相关数据。
我们意识到，以大学为核心的智力中心还有很多，其中有些是昔日的锈带，有些则未曾植根于工业；有些已广为人知，有些才崭露头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智带（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虽然这里并没有工业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奥斯汀围绕着得州大学以及IBM（国际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戴尔（Dell）、甲骨文（Oracle）等企业形成了名为“硅山”（Silicon Hills）的高科技区，现在这里至少有15家企业孵化器。2其他智带的例子还包括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能源）、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航空航天）和盖恩斯维尔（生命科学），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航空航天和生命科学）。在欧洲，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地方有：英国的剑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德国的柏林和慕尼黑–斯图加特地区，法国的巴黎、格勒诺布尔和图卢兹，以及奥地利的格拉茨。美国和欧洲之外的地方有：韩国的首尔、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新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们两人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记者，于我们而言，探索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奇妙的经历，我们穿梭于世界各地，试着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逐步积累证据，不断打磨自己的观点。我们走访了大学和社区学院、大型企业和小型创业公司、实验室和工厂,与各色人等交谈：有西装革履的企业高管，也有穿着牛仔裤的创业者；有无尘室里的研究人员，也有阁楼里的匠人；有科技园的管理者，也有州议会大厦里的政府官员。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怎样进行创新，如何创造产品，其中涉及集体合作、开放式信息交流、产学合作、多学科项目，以及由一系列重要成员组成的生态系统，所有元素都在紧密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创新模式——一位天才或两三极客（geek）在车库里搞发明——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现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纷繁复杂、成本高昂，需要多个学科的参与。智带采用的方式远远超出我们以往所见的合资或是基于项目的临时合约。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智力共享”。
表 世界智带分布情况
走访的地方越多，情况越明朗，我们确实在见证一种全新的现象，智力共享正兴起于十分冷门的地方，这些地方正在变为创新的热点地区。其中大部分城市和地区都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产外包风潮中遭受重创，但随后它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重新燃起了雄心壮志。它们正在通过智力共享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亚洲和“迷雾四国”的竞争对手所担忧的：创造复杂的智能产品，这些产品让渡的价值远超过时的低成本模式创造出来的产品。
然而，智带要做的不仅仅是通过合作关系共享智力资源，还要实际地制造出产品。我们在贝茨维尔、埃因霍温等地所见的并非记者们常说的向传统制造业的“回归”，而是对传统制造业的再造。曾有一段时间，研发被企业搁置在次要位置上，此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随着企业将研发和制造结合在一起，研发又获得了新生，并且比以往更为智能。随后，低成本传感器的面世让研发有可能进一步整合所有元素——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无线通信、新生产方法、新材料以及新发现。新的经济分支由此诞生，旋即开始蓬勃发展。这些智带中的企业既不打算重新启用旧设备，也无意把下岗工人聘回装配线。绝不！这些生产设施已经截然不同，如通用在贝茨维尔的工厂：智能、干净、灵活，生产过程实现了机电一体化。在工厂中工作的都是一个个专家和专业人员团队，有的人受过高级技能培训，有的人有博士学位，没错，还有些是接受过再培训的原流水线工人。这里出产的产品具有创新性、互联性、定制化、高品质等特点，既有喷气发动机这样复杂的产品，也有运动鞋这样看似简单的产品。这绝不是那种老掉牙的制造业——一会儿靠人工，一会儿用机器，反复交替，最终做出产品——而是智能制造业：在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掌握智能技术的专业人士的创造性互动间制造出智能产品。
因此，正是智力共享和智能制造的结合扭转了全球竞争的形势，让顾大为这样的人忧心忡忡，摇头叹息。廉价正让位于智能。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制造商并无现成的应对之道，因为只有北美、北欧这样的“旧”经济体才具备现成的智带必备要素：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扶持；诱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资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充满信任、允许自由思考的氛围，这种氛围可以激发奇思异想，可以接受失败，将其视为创新的一部分。而亚洲和“迷雾四国”却不同，那里盛行的是等级森严与严苛管理桎梏下的思维。
这并不是说智力共享和智带的发展在欧美两地就看起来完全一样。事实上，在基础设施、历史和文化方面，两者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美国是一个拥有庞大国防预算的世界强国，其中有一部分预算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机构划拨给了研发项目。许多创新——包括互联网、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都脱胎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不仅如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凭其资助的项目在基础医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还有许多创新是由创业公司主导的。这些企业由风险投资家提供资助，由私人持有。待到成长壮大、足够成功时，这些公司就会公开募股，或是被业内规模较大的知名龙头企业收购。
欧洲没有共同的国防预算。有些国家会开展战斗机和海军舰艇的研究工作，如法国和瑞典。但欧洲市场分散，国家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美国小得多。欧洲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因此高科技创新无法从军方那里得到大量支持。欧洲既没有欧盟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医疗研究预算，也没有美国那样数目惊人的创业活动，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驱动欧洲创新的是国家级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前者包括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瑞士联邦材料科学和技术研究所（EMPA）等，后者有瑞典创新局（VINNOVA）、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隶属芬兰就业与经济部）。美国对此类组织机构还很陌生。然而，在合作时代，欧洲通过要求共同资助项目，创造性地利用了这种分裂局面。两种情况各有利弊，各种因素都在影响昔日锈带向智带转型的方式。
其中有些根本上的差异影响着我们的观点。安东尼在荷兰长大，不过自1968年以来，他基本生活在美国；弗雷德则在荷兰生活了一辈子，不过他也曾广泛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我们智力共享的成果就是这本书，书中我们讲述了旅行中的见闻，也给出了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智带可以作为模型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既有基本原理，又有具体实践。那些想要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城市和地区，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和有利条件对此加以利用。除此之外，随着对这一模型有了更好的理解，对其中的过程有了更明确的界定，那些处于衰退的地区将更快地获得新生，成为市场和行业内的创新成员。
因此，本书的核心思想是非常积极的：美国和欧洲北部等经济体正在恢复自己的竞争优势。它们不仅在重塑制造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振兴地区，还在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产品和技术将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车辆和运输、住房和城市、农业和食品生产、医疗设备和卫生保健。西方国家将重拾在服装鞋帽等日常用品生产领域的竞争力，这些产品穿起来更合身、看上去更好看、用起来更舒服、功能更多样、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们的制造成本不会上涨，价格也不会更高。
最终，这种新模式所做的不仅仅是重振西方企业。没错，一段时间内，智力共享加上智能制造将让竞争优势重新转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将要奋力缩小创新差距。但从长远来看，它会造福全世界，因为智能产品会帮助我们解决影响所有人的大问题。
有了这种创造智能产品的新方法，欧洲将免于沦为博物馆，美国不会被推到世界地图的边缘，创造21世纪的创新产品也不必是一场零和博弈。虽然硅谷和剑桥等公认的创新中心必将继续蓬勃发展，但未来几年，“地球上最智能的地方”名单将大为不同。
智带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