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他驚訝的表情，彷彿被克萊爾抓個正著（我好幾次被人抓到，臉上也是這種表情），不過……
「你說他在撒謊？」
她拚命點頭。「對！他撒了謊！而他老婆呢？她一早就知道！你猜我怎麼看？我覺得是你走了他才開始做這些的。或許他早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在電力發明方面他有成千上萬種想法；這些點子在他腦袋裡蹦來蹦去——不過他之前完全沒有實踐過這個，直到今天。」
「哎喲，克萊爾，我不覺得——」
她還握著我的手，好像不耐煩似的用力拽了一下，彷彿要把身陷泥沼的人拉起來一樣。「你看到他們的餐桌了嗎？有一邊還佈置得好好的，盤子裡沒東西，杯子裡也沒飲料！他為了趕工連晚飯都沒吃。一定是像魔鬼那樣工作，從他那雙手就能看出。雙手都紅了，有兩根手指都起了水泡。」
「他這麼做全是為了阿康？」
「我可不這麼看。」她說。她的雙眼沒有離開過我的眼睛。
「克萊爾！傑米！」媽媽叫道，「來吃雪糕！」
克萊爾連看都沒往廚房那邊看。「青少年團契裡面所有的孩子中，你是他第一個遇到的，也是他最喜歡的。他是為了你才這麼做的，傑米。他為的是你。」
然後她就進了廚房，扔下我一人在柴火堆旁發愣。如果克萊爾再多留片刻，我還可能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告訴她我的直覺：雅各布斯牧師跟我們同樣吃驚。
他沒指望這能起作用。

III　那次事故/母親的故事/駭人的布道/告別
1965年10月，一個溫暖和煦、晴空無雲的工作日裡，帕特裡夏·雅各布斯把「小跟班」莫裡往他們家的普利茅斯貝爾維迪老爺車前座上一擱，就出發前往蓋茨瀑布的紅加白超市購物去了。這車是娘家送她的結婚禮物。「她上街掃貨去了。」那時候的北方佬會這麼說。
三英里外，一個叫名喬治·巴頓的農夫——一個人稱「孤單老喬」、終身未娶的王老五——把他的福特F-100皮卡開出了自家車道，後面還拖著一台土豆挖掘機。他打算沿著9號公路往南開一英里左右到他的田里去。拖著那台挖掘機，他最快只能開10英里/小時，於是他一直在沒鋪柏油的軟路肩上開車，好讓往南開的車輛可以從他邊上超過去。「孤單老喬」是很體諒別人的。他是個好農民，他也是個好鄰居、學校董事會成員，還是我們教會的執事。而且，他還近乎驕傲地跟別人說自己是個「癲佬」。不過，他會及時補上一句，說雷諾醫生給他開了藥，把他的癲癇發作控制得「妥妥的」。或許如此，不過那天他開卡車的時候犯事兒了。
「他其實壓根兒就不該再開車了，要開也只能在田里開，」雷諾醫生事後說，「可是怎麼好讓干喬治這行的人放棄駕照？他又沒有妻子或成年子女來代他開。拿走他的駕照，還不如直接叫他把農場給賣了得了。」
帕齊和莫裡動身前往紅加白不久後，阿黛爾·帕克太太開車沿著西羅伊斯丘下來。坡急路險，這個地段過去幾年出過多起車禍。她一直龜速徐行，所以才及時剎得住車——差點兒撞上高速公路中間一個步履蹣跚、跌跌撞撞的女人。那個女人用一條胳膊緊緊抱著胸前一個正在滴血的包袱。這是帕齊唯一能用的胳膊了，因為另一條已經從手肘處斷落。血從她臉上往下流。她的一塊頭皮剝落下來掛在肩上，血染的髮絲一綹一綹在徐徐秋風中飄揚。她的右眼珠子掉下來掛在臉頰上。她所有的美在一瞬間被粉碎。美就是這麼脆弱。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叫喊道，帕克太太停下她的史蒂倍克老爺車走了下來。在那個懷裡抱著血包袱、血跡斑斑的女人背後，帕克太太看到了那輛貝爾維迪老爺車，車子翻了個底朝天，還在燃燒。頂著它的是「孤單老喬」的卡車，車頭已經凹陷進去。喬治本人倒伏在方向盤上。卡車後面那台翻倒的土豆挖掘機把9號公路堵死了。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把那包袱向前送，阿黛爾·帕克看到那根本不是嬰兒，而是一個面部盡毀的小男孩，她摀住雙眼開始尖叫。等她再次睜眼的時候，帕齊已經跪了下來，彷彿在祈禱。
又一輛卡車經過西羅伊斯丘，差點兒就撞上帕克太太的史蒂倍克老爺車。來的是弗納爾德·德威特，他那天答應來幫喬治一起挖。他從車上跳下來，朝帕克太太身邊跑過去，看了一眼跪在路中間的女人，然後徑直向碰撞現場跑去。
「你去哪兒？」帕克太太尖叫道，「救救她！救救這個女人！」
弗納爾德曾在太平洋跟海軍陸戰隊一道作戰，見過戰場上各種恐怖場面，他沒有停下腳步，只是扭過頭來喊了一句：「她和那個娃已經走了。喬治可能還有救。」
他的話倒也沒錯。帕齊在從羅克堡開出的救護車抵達之前早就斷氣了，但「孤單老喬」一直活到八十高齡。他後來再沒開過機動車。
你會說：「你怎麼啥都知道，傑米·莫頓？你那時候才九歲。」
但我就是知道。
1976年，當時我母親還比較年輕就已經診斷出患有卵巢癌。那時候我正在緬因大學讀書，不過我大二下學期休學了，好回家陪她走完最後的路。雖然莫頓家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阿康遠赴地平線那頭的夏威夷，在冒納凱阿天文台做脈衝星研究），但我們都回到家中，來陪伴媽媽，支持爸爸。爸爸傷心欲絕，什麼都做不了，只知道在家中徘徊或長時間在樹林裡散步。
媽媽希望在家裡度過最後的日子，她對此明確表示過。我們輪流給她餵飯、餵藥，或者只是坐著陪她。那時候她形容枯槁，還得依賴嗎啡來鎮痛。嗎啡是種有意思的東西，它能消除隔閡——也就是北方佬為人熟知的沉默寡言——這道壁壘其他方法是攻不破的。2月的一個下午，輪到我來照看她，當時距離她去世只有差不多一周了。這一天外頭飄著雪，天氣苦寒，北風搖撼著房子，風在屋簷下狂嘯，不過家裡是暖和的。其實是熱。爸爸是做取暖燃油業務的，還記得吧，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很嚇人，那年他直面破產，熬過去之後，他不僅事業成功，還進入了中等富裕階層。
「把我的毯子都拉下來，特倫斯（特裡的全稱），」媽媽說道，「怎麼這麼多毯子？我都快熱死了。」
「媽，我是傑米。特裡跟爸爸在車庫裡。」我把那條單人毛毯掀開，露出一條艷得嚇人的粉色睡袍，袍子裡面彷彿空空如也。她的頭髮（癌症發病的時候就全白了）已經稀疏得幾乎不剩了；她的嘴唇向牙齒兩邊萎縮，使牙齒顯得太大，就像馬齒一樣；只有她的眼睛沒變。她的雙眼依舊年輕，充滿令人痛心的好奇：我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傑米，傑米，我剛剛就是這麼叫的。給我來片藥行嗎？我今天痛得不行了，從沒這麼難受過。」
「再忍15分鐘就好，媽。」本該再等兩個小時的，但我看不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區別了。克萊爾建議一次全給她吃了，把安迪嚇了一跳；他是我們之中唯一信守我們相對嚴格的宗教教養的。
「你這是要送她下地獄嗎？」他問道。
「只要是我們給她喂的藥，她就不會下地獄。」克萊爾說道——我覺得挺有道理的。「她又不會知道。」接著，她的話幾乎把我的心都打碎，因為這是媽媽的口頭禪，「她不知道這一趟是走著去還是騎馬去。不會再知道了。」
「不准你做這種事。」安迪說道。
「我做不到。」克萊爾歎氣說。她那時候年近三十，比以往更美麗動人。是因為她終於墮入愛河了？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辛辣的諷刺。「我沒這種勇氣。我只有勇氣任憑她受折磨。」
「當她上了天堂之後，她的苦難就只是過眼雲煙。」安迪說道，好像這樣就一錘定音了一樣。估計對他而言是這樣吧。
風在呼嘯，臥室那扇窗的舊玻璃咯咯作響，媽媽說：「我現在好瘦，好瘦。我當時可是個漂亮的新娘子，誰都這麼說，不過現在勞拉·麥肯齊卻瘦成這個樣子。」她的嘴角拉長就像小丑做出悲傷疼痛的怪相。
我跟她在房裡又待了三個小時，直到特裡來接替我。她中途可能睡了一會兒，但她現在是醒著的，我不顧一切地分散她的注意，別讓她的身體繼續蠶食自己。我什麼話題都能拿來說，只是剛巧提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問她知不知道他離開哈洛後下落何方。
「噢，那真是段可怕的歲月，」她說道，「他老婆孩子出的事兒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我說，「我知道。」
我垂死的母親十足輕蔑地看著我。「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可怕就可怕在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當然不是喬治·巴頓的錯，他只是癲癇發作。」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我先前告訴你們的事情。她是從阿黛爾·帕克的口中聽來的，阿黛爾說那垂死女人的畫面在她腦中揮之不去。「我永遠忘不掉的，」媽媽說，「是他在皮博迪家尖叫的樣子。我從不知道一個男人竟可以發出那樣的聲音。」
多琳·德威特，弗納爾德的妻子，給我媽媽打電話交代了噩耗。她第一個給勞拉·莫頓打電話是有道理的。「必須得你來跟他說。」她說道。
母親一想到那個畫面就嚇壞了。「噢，不！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多琳耐心地說，「這不是電話說說就了事的那種，而且除了瑪拉·哈靈頓那老烏鴉之外，你是他最親近的鄰居了。」
母親所有的沉默內斂都被嗎啡一掃而空，她跟我說：「我鼓起全部勇氣，但一出門勇氣就都沒了。我轉身跑回茅房去拉屎。」
她從我們住的小山丘下來，穿過9號公路，來到牧師宅邸。雖然她沒說，但我可以想像這是她這輩子走過最漫長的一段路。她敲了門，一開始他沒應門，不過她能聽到屋裡收音機的聲音。
「他怎麼可能聽得見？」她沖天花板問道，我就坐在她旁邊，「第一次敲的時候，我手指關節幾乎都沒碰到木門。」
第二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他打開門，透過紗窗看見她。他手裡正捧著本大書，這麼多年過去了，她還記得書名——《質子和中子：電所不為人知的世界》。
「你好，勞拉，」他說道，「你沒事兒吧？臉色怎麼這麼蒼白。請進，快請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