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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超新星

“我感受到原力的扰动。”——在视频游戏《星球大战:绝地武士》中,卢克·天行者对凯尔·卡特恩说道。

“你总是能感受到原力的扰动。不过,这次连我也感受到了。”——卡特恩对天行者说道。

是的,连我也感受到了。

2011年2月14日,美国最经久不衰的电视节目《大冒险》(Jeopardy!)似乎碰触了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天下午,一位名叫沃森(Watson)的竞赛选手与两位《大冒险》历史上最伟大的冠军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特·鲁特同台对决。沃森先生在出现第一条提示信息的时候并没有抢答,但是在第二条提示信息出现后第一个按了抢答铃。

这条提示信息是:“马蹄上的铁制装置或赌场里发牌的盒子。”

沃森以标准的《大冒险》方式回答出了这个问题:“鞋子!”[2]

这句回答应该像1876年3月10日人类通过电话所说的第一句话一样被载入史册。当时,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给他的助手打了一个电话。贝尔说:“沃森先生,请过来一下,我想见你。”是的,无巧不成书,他助手的名字就叫托马斯·沃森。在我看来,“鞋子!”这个回答的重要性堪比1969年7月20日尼尔·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月时所说的那句话:“老鹰已经着陆。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这是沃森迈出的一小步,也是计算机和人类共同迈出的一大步。这位叫沃森的选手并不是人类,而是一台由IBM公司设计和制造的电脑。它在为期3天的《大冒险》节目中,击败了节目历史上最厉害的人类冠军。就像我的同事约翰·马可夫在2011年2月16日《纽约时报》对这场竞赛的报道中所写的那样,沃森证明了“人工智能研究者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终于创造出“一个类似《星际迷航》电影里的那台计算机,可以理解用自然语言提出的问题并回答它们”。

顺便说一句,沃森赢得非常轻松,在处理一些相当复杂、很容易难倒人类的提示信息时表现得游刃有余。比如这个问题:“你就是需要小睡一下。你并没有得那种会让人站着时突然睡着的睡眠疾病。”

沃森第一个按下了抢答铃,只用了不到2.5秒的时间,它答道:“发作性睡病!”

回顾沃森的表现和它取得的进步,IBM负责认知解决方案和研究并监督“沃森计划”实施的高级副总裁约翰·凯利三世对我说道:“很多年来,我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些事情,但我从未想过我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它们变为现实。后来,我开始觉得,嗯,也许在我退休之后,我会看到它们变为现实。现在,我意识到在我退休之前,我就能看见它们了。”

克雷格·蒙迪的话更加精辟,让人联想起阿斯托·特勒画的那幅图:“我们已经跳跃到了另一条曲线上。”

凯利和蒙迪所说的,都是人们称之为“云”、我称之为“超新星”的东西,是如何创造并释放出能量的。“云”或“超新星”,将所有不同形式的能力,包括机器的处理能力、个人的力量、思想流动的威力,以及全人类的力量,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机器的力量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无论是计算机、机器人、汽车、手机、平板电脑还是手表,都已经不同于以往。许多机器现在能够拥有人类的五种感觉,还拥有处理这些感觉的大脑。在很多情况下,机器现在可以自己思考。很多机器拥有视觉,可以辨识并比较图像;拥有听觉,可以辨认讲话的内容;拥有声音,可以当导游或译员,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们可以移动和触摸物体,并对触摸做出反应;它们可以当你的司机,帮你提行李,甚至可以灵巧地用3D打印机打印出人体器官。还有一些机器甚至已经学会如何辨识气味和味道。

这颗超新星正在极速地扩大并加速流量的力量。知识、新思想、诊疗建议、发明创新、诽谤、八卦、协作、匹配、借贷、贸易、交友、商务以及学习,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流动,并且正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和广度发生。这些数字的流动将超新星的能量、服务和工具带到了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融入这种全球流动,开办新的企业、参加全球辩论、学会新的技能,或是分享他们的作品和爱好。

所有这些变化又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所能创造或者毁灭的东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量级。过去,一个人能杀死另一个人。以后,可能会有这样一天,一个人能杀死世界上所有的人。“9·11”事件已经让我们领教了这一点。19个愤怒的人被技术武装起来,就可以改变美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走向。这还是发生在15年之前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现在也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一个人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平台给上百万人传授知识,一个人可以娱乐或激励百万受众,一个人可以向全世界传递一种新的思想、一款新的疫苗或者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最后,这颗超新星还增强了众人的力量。这也跨越了一个临界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成为自然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扰动和改变气候以及我们星球的生态系统,其速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另一方面,在超新星的助力下,我们所有人携手,也可以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和广度完成善举。我们可以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我们可以为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提供食物、居所和衣物,只要大家下定决心。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此前从未拥有过这种集体的力量。

人类过去一直在制造更好的工具,但在此之前从未制造出像超新星一样的工具。克雷格·蒙迪说道:“在过去,一些工具可以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但能力不够强大;而另一些工具能力足够强大,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随着超新星的出现,“我们拥有了兼具广泛使用和能力强大这两个特征的工具。”

即使人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过程中,我经常从工程师那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就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许许多多的人向我解释道,他们做了从未想象过的事情,或者一些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就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

本章将要解释超新星是如何使这一切发生的,以及它如何使得个人和个体公司能够通过技术实现一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创新。接下来的两章将讨论这颗超新星是如何增强并加速全球流动,以及人类对大自然母亲的影响。这三章放在一起,将表明技术、全球化以及环境的加速变化构成了那个重构一切事物的世界机器。这不是一场商业表演。

复杂的简单了

我发现,要理解超新星是如何增强机器、人类和流量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超新星的边界,就像靠近火山口一样。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进入那些庞大而不断变动的跨国公司的内部。与政府不同,这些公司不能随意停摆,不能像国会那样一怒之下把政府关门大吉,也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技术周期。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就会完蛋,而且会很快完蛋。因此,他们必须非常接近超新星的边界,站在最前沿。他们要从中汲取能量,同时也推动其向前发展。他们最先感受到超新星的热量,每天都要关注报纸上的破产新闻,以确保自己没有被超新星的热量融化。通过采访这些公司的工程师、研究人员和领导层,你可以了解到即将出现的新技术和新服务,了解到什么东西已经到来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其他事物。

事实上,当我访问这些实验室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是在《007》电影的开头,詹姆斯·邦德来到英国安全局“Q”实验室,装备最先进的可以下毒的笔或是可以飞行的阿斯顿·马丁跑车。你总是能够看到一些你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事物。

2014年我就有了这样的一次体验。当时我决定要写一篇关于通用电气设在纽约州尼斯卡宇纳的研发中心的专栏文章。通用电气的实验室就好像是一个迷你的联合国。每一支工程师团队都像贝纳通的广告一样多姿多彩[3]。但是,这并不是种族平权的结果,而是残酷的英才主义的产物。当你每天都在全球技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竞争时,你必须聘用在全球各地可以找到的最优秀的人才。在那次采访中,时任通用电气3D制造单元主任的卢阿娜·艾奥利奥带我参观了她的实验室。她向我介绍,在过去,如果通用电气要制造一个飞机引擎零件,会先由设计师画出产品图纸,然后通用电气需要制造出一台机床生产这个部件的原型,这一过程需要耗费长达1年的时间。接着,通用电气会制造并测试这个零件,每次测试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从第一次提出关于这些复杂部件的想法,到最终开发出产品,整个过程经常要花费两年多的时间。

艾奥利奥告诉我,现在,工程师使用3D电脑辅助设计软件,就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完成零件设计,并将其发送至一台3D打印机,打印机内注入了纤细的金属粉末,并配有一台激光仪,可以照葫芦画瓢地用金属粉末制造——或者说“打印”——出这个部件,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并且与设计的规格尺寸分毫不差。接着,你可以立即对它进行测试,每天测试4次、5次或者6次,每一次测试结束后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和3D打印机进行调整。当取得完美的测试结果后,转眼之间,这个新部件就制造好了。当然,更加复杂的零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个新的生产系统,与自1892年托马斯·爱迪生创建公司时起通用电气就开始使用的那套制造零部件的方法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现在的反馈周期已经非常短了。”艾奥利奥解释道,“在几天时间里,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统统完成,提出一个想法,做出一个零件设计,制造出来,进行返工,测试是否有效。”并且“在一周之内,你就可以完成生产制造……这既提高了性能,也加快了速度”。在过去,性能和速度是成反比的:为了实现最优性能所做的测试次数越多,耗时就越长。仅仅在几年之前还需要两年多时间完成的工作,现在被缩短到了一周。这就是增强后机器的力量。

接着,艾奥利奥用一句话总结了以上种种新鲜事物,她告诉我:“复杂的简单了。”

我问她:“你刚才说什么?”

“复杂的简单了。”

我当时觉得眼前一亮。我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但是,直到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才真正充分理解她所说的这句话的重要性。就像之前提到的,在过去的50年中,微处理器、传感器、存储设备、软件、网络连接性以及移动设备的性能不断加速改进。在不同的阶段,它们相互融合并创造出了我们所谓的平台。随着每一代平台的诞生,计算能力、带宽、软件功能等融为一体,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成本、能力或速度,让我们能够创造出此前从未想象过的全新事物。现在,这些飞跃式的发展出现得越来越快,间隔越来越短。

2000年,技术平台出现过一次飞跃式升级。这次升级背后的驱动力是网络连接方面所发生的质变。在那段时间,高科技公司的繁荣发展、泡沫化以及随后的崩溃导致承载因特网带宽的光纤领域形成了巨大的过度投资。但是,泡沫未必是坏事。泡沫形成以及2000年后科技公司的泡沫破灭,极大幅度地降低了语音和数据连接的价格,并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将全世界的网络连接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宽带连接的价格急剧下滑,以至于突然之间,一家美国公司可以把一家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司作为其后台。换言之,2000年左右的这些突破性发展令网络连接变得迅速、简单、免费,并且无处不在了。突然之间,从未与我们取得联系的人可以联系到我们。我将这种感觉称为“世界是平的”。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就越来越多的事展开竞争、相互联通、互相协作,并且比以往成本更低、更加便捷、更加平等。那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发生了重构。

我认为2007年所发生的事以及随之而来的超新星的出现,是技术平台的又一次飞跃式发展。只不过这一次发展的方向是令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当硬件和软件领域的进步被融入超新星之后,数据的数字化存储的速度和范围、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转化为知识的速度、从超新星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拥有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的人传输数据的有效距离和速度,这些统统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扩展。突然之间,复杂性对你来说变得快速、免费、简单,并且似乎再也不存在了。

突然之间,呼叫出租车、租用位于澳大利亚的一间空置的卧室、设计引擎的零件,或者在网上购买草坪家具并当日送达,所有这些复杂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你只需要使用优步、爱彼迎(Airbnb)或亚马逊上的应用程序就行了,或是采用通用电气实验室里的创新。亚马逊发明的“一键购买”就是此类科技创新的典范。追踪电子商务发展的Rejoiner.com网站注意到,由于“一键购买”的创新,“亚马逊实现了对现有客户的极高转化率。因为客户的支付和配送信息都已经存储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它创造了一个非常顺滑、毫无摩擦的结账程序”。

下面的两幅图有助于显示出复杂是如何变得简单的。第一幅图(图4-1)显示了数据传输的最高速度大幅提升,这扩展了移动式设备的处理能力并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与此同时,用户使用数据的成本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更加频繁地使用超新星的力量。这两条线在2007—2008年发生了交叉。第二幅图(图4-2)显示出超新星/云恰好出现在2007年之后。

图4-1 每兆数据的消费成本及传输速度

注释:数据传输速度表示最大下载速度,而非观测到的平均下载速度。观测到的平均下载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用户数量密度以及设备的软硬件性能。

感谢BCG公司及其报告《移动革命:移动技术如何带来万亿美元影响》。来源:GSCO可视网络指数,国际电联,IE市场研究公司、摩托罗拉、德意志银行、高通公司。

图4-2 公共云计算市场的总规模,2008—2019

2007年苹果公司发布iPhone手机的那份新闻稿,讲到苹果如何将复杂的应用、互动和操作——发电邮、地图搜索、照相、打电话或浏览网页——加以简化,如何通过使用软件将这些复杂的工作简化为“iPhone手机令人赞叹、容易使用的触摸界面上”的一次简单触碰。或者,用当时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说:“我们生来自带终极的触碰设备,那就是我们的手指。iPhone用它们创造出了自鼠标发明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用户界面。”

相变

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网络连接变得快速、免费、简单,并且无处不在;而复杂性变得快速、免费、简单,并且好似隐形一般再也不复存在了。你不仅可以联络那些从未联络过的人,还可以轻轻一触,就完成许多神奇、复杂的事情。这些新的进展都得益于那颗超新星的力量,得益于所有这些科技发展。这颗超新星把自己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和我们社会的每一台设备和每一个方面”。克雷格·蒙迪说道:“它不仅仅让这个世界变平了,而且让它变快了。这些科技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让速度加快,而后它就变得无处不在。”

超新星使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工业流程以及人际交流变得摩擦更小。“它就像是润滑油。”蒙迪补充道,“渗入每一个角落、缝隙和毛孔,万事万物都好像装上了滑轮和杠杆,你用很少的力量就可以撬动。”无论是巨石、国家、数据、机器人、呼叫出租车或是在地图的尽头租住一个房间。所有这些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随着从超新星下载或上传数据的速度极速飙升,随着史蒂夫·乔布斯给世界奉上了一台移动设备,随着应用程序的急剧增加,感知、产生、存储和处理数据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当所有这些边界都被突破之后,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被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我们前所未见,并且刚刚才开始有所了解。

“移动性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宽带可以使人以数字化的方式获取信息,而云则存储了所有的软件应用,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使用,且成本为零。它改变了一切。”爱立信集团前任首席执行官汉斯·维斯特伯格说道。

这就相当于化学中所说的从固态到液态的“相变”(phase change)。固体有哪些特征?摩擦力很大。液体呢?感觉就像毫无摩擦一样。当我们能够减少事物的摩擦力和复杂性,并提供互动式、一键触碰式的解决方案,人与人、企业与客户、企业与企业间的互动就从固态变为液态,从缓慢变得快速,从复杂、麻烦和充满摩擦变为毫不复杂、毫无摩擦。无论你想要移动、计算、分析或者沟通什么,都可以花更少的力气完成。

在硅谷有一个格言:凡是可模拟的东西皆可数字化,凡是可数字化的东西皆可存储,凡是可存储的东西皆可用更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及软件进行分析,从中学到的东西皆可立即获得应用,旧事物能做得更好,新事物将成为可能。例如,优步出租车服务的发明就做到了上述三个方面:它创造了一支有竞争力的出租车车队,还创造了一个颠覆性的、全新的、更好的方式呼叫出租车、收集乘客的需求、对出行进行支付,并对驾驶员和乘客的行为进行评分。

现在这类转变正在各行各业发生,这要感谢超新星所释放的力量。很多时候,一个问题之所以很复杂、解决方案非常昂贵,是因为你需要的信息无法获得,或无法将其变为可以应用的知识。但是,当感知、收集和存储数据,将其上传至超新星,通过软件应用对其进行分析的这些活动变得几乎免费之后,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就发生了:现在,任何系统都可以进行优化而达到最佳性能,而且花费的力气比以前少很多。

举一个例子:想一想风力发电面临的老问题。风是间歇性的,风力产生的电能无法大规模存储,所以风力发电厂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能够供应充足的电力,风力发电取代燃煤发电的能力因此受到限制。现在,使用大数据分析的天气预测软件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在几点会刮风、会下雨或会升温。于是,在像休斯敦这样的城市,风力发电厂可以提前24小时知道,明天会非常炎热,空调的用电量将会激增,这意味着对风力发电的需求可能超过其发电能力。于是,风力发电厂可以通知休斯敦市的各座建筑物在上午6点至9点之间打开他们的空调,这是风力发电能力的高峰期,同时也能赶在员工们上班之前。由于事先打开了空调,室内的凉爽温度可以让人在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于是,风力发电厂产生的风电,非但不会不够用,反而能非常完美地匹配用电需求,无须再将其存储在电池里或调度火力发电厂发的电。这一极为复杂的需求与供应的匹配就这样通过使机器智能化解决了,成本几乎为零。软件将所有的复杂问题都进行了抽象处理并加以简化,这样的事情在各个地方每天都在发生。

用数据说话

但是,如果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没能在生产力数据上得到反映呢?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生产力数据就是指产出的货物和服务与生产这些产出所需劳动时间之间的比率。生产力的改进驱动了增长,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问题。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他的著作《美国增长的崛起与衰落:内战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日子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所有的重大进步,类似汽车、无线电、电视机、室内管道、电气化、疫苗、洁净水、航空旅行、中央供暖、女权运动、空调以及抗生素,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世纪”——从1870年到1970年。戈登对今天的新技术能否推动生产力再次实现与那个特殊的世纪相当的跨越式发展表示怀疑。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对戈登的悲观论调提出了反驳,我认为他的观点更有说服力。随着我们从工业经济过渡到由计算机、因特网、移动、宽带驱动的经济,亦即超新星驱动的经济,我们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不得不作出适应和调整。经理人和工人都必须学习这些新的技术,不仅要学习技术的运行,还要学习如何根据新技术重新设计工厂、商业流程和政府规制。布莱恩约弗森注意到,120年前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当时出现了电气化革命,这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超新星。老旧的工厂不仅需要实现电气化以提升生产效率,它们还需要重新设计,商业流程也需要重新设计。这一过程持续了30年,直到老一代经理人和工人退休、新一代人崛起,才使得这一新技术真正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改进。

2015年1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关于美国工业的研究报告发现。“那些高度数字化的部门与经济的其他部门之间长期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鸿沟,尽管新技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大规模应用,但大多数部门在过去的10年中并没有缩小这一鸿沟……由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部门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最大,我们发现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只实现了18%的数字化潜力……美国需要调整机制,改进培训体系,帮助工人获得相关的技能,引导他们度过这一动荡的过渡时期。”

这颗超新星是新的能量源,但我们的社会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自身的重构,以充分吸收超新星的潜力。我相信布莱恩约弗森的观点最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看到超新星带来的各种好处:健康、学习、城市规划、交通、创新和商务都会出现一系列新发明,增长也会随之而来。当然,这场辩论的主角应当是经济学家,这一主题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但是我非常迫切地期盼早日看到这场辩论的结果。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超新星没有从数据上显示出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但它确实使得各种技术变得更加强大,并因此使得个人、公司、思想、机器和各个群体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只需花费更少的气力,便能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去影响和塑造周围的世界。

如果你想成为创造者、创业者、发明家或是创新家,这就是你的时代。有了超新星,你可以在拥有极为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做越来越多的事情。哈瓦斯媒体公司负责战略和创新的高级副总裁汤姆·古德温2015年3月3日在TechCrunch.com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优步是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但不拥有任何车辆。脸书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媒体公司,但不创造任何内容。阿里巴巴是全球最有价值的零售商,却没有任何存货。爱彼迎(Airbnb)是全球最大的住宿供应商,却没有任何房产。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的确如此。本章的剩余部分就是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创造者的,我们会讲到他们是如何利用超新星释放出来的新能量,做出一些全新的事情,并以更快、更聪明的方式去做那些已经很老很老的事。这与你的身份无关,无论你是癌症专科医生、传统的零售商、时髦的设计师、身居土耳其东部遥远山区的创新者,还是你希望把自己后院的树屋通过网络出租给来自纽约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游客。在这个超新星的时代,创造者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候,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沃森博士现在可以见你

我在访问IBM位于纽约州约克城高地的托马斯·J.沃森研发中心时,见到了最初那个沃森,并与他合影留念。他没说话。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实际上,他已经不插电源了,但他和成排的服务器堆满了一间很大的房间。

我还见到了沃森的孙子。他大概有一个大号行李箱那么大。但他其实是一个模型,要是按照摩尔定律迭代,两代之后,沃森应该长成这个模样。当然,从技术上说,今天的沃森并不是那个大号行李箱,因为沃森已经搬到超新星上了。

“沃森不会是一个无法跟互联网相连的箱子,事实上,沃森现在是互联网的一部分。”IBM负责通信的副总裁大卫·姚恩解释道,“IBM之所以组装了一个迷你的沃森模型,目的是为了展示,如果把参加《大冒险》节目的那个沃森的所有计算能力都塞进来,需要一个很大的箱子。但是沃森自己已经成为超新星的一部分,从20世纪的箱子或服务器里解放出来了。”

而且,沃森的孙子是不会再把他的时间浪费在《大冒险》节目中击败人类的。那是2011年的事情了,太落后了。现在的沃森正忙于学习关于癌症诊断和治疗等问题。当我们在沃森的老家用午餐时,姚恩对我透露:“我们正在考虑让沃森参加放射医疗学会的考试,让他领个证,这样他就可以读X线片了。嗯,我自己也曾考虑过做相同的事。是的!沃森可以在他的业余时间完成这件事,同时还可以通过美国各州的司法考试,通过牙医学会、病理学会、泌尿学会的考试,并且在《大冒险》节目中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超新星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提供超强的计算能力。沃森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提供深度知识。沃森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型搜索引擎或是数字助理。它不会做类似关键字搜索这样的操作。它也不再仅仅是一台由软件工程师设计的超级电脑,专门用于处理一些特定的任务。沃森是与众不同的。你以前只能在《星际迷航》电影里看到它。约翰·凯利三世把计算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沃森代表了“认知计算时代”的曙光。

第一个阶段是“表格时代”。这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代的代表是基于单一用途的机械式计算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算数,并通过使用打孔卡片来计算、分类、核对和解读数据。第二个阶段是“程序时代”,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和社会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手工的、机械式的系统已经不够用了。我们转而使用由人类编写的程序,通过使用‘如果……那么……’这样的条件逻辑和不断重复来模拟预设情景下可能出现的结果。这种技术随着摩尔定律的浪潮不断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个人计算机、因特网和智能电话。但问题在于,尽管这些技术突破都非常巨大,并且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编程技术面临着内生的障碍,它受到了我们设计能力的限制。”

从2007年起,我们看到了“认知计算时代”的降临。这一阶段只有在摩尔定律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之后才可能发生,它能让我们把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事物全部数字化——文字、图片、数据、表格、语音、视频和音乐,并且可以把它们上传到计算机上。它赋予了我们强大的联网能力,可以将数据高速传输。它还赋予了我们强大的软件能力,能编写各种算法并教会计算机理解非结构化数据。计算机变得更像人脑,它能帮助加强人类决策的方方面面。

凯利对我说,当IBM最初设计让沃森参加《大冒险》节目时,他们研究了这个节目以及人类的竞赛选手,准确地知道理解和消化提问按铃抢答可以用多少时间。要成功抢答,沃森大概可以有1秒钟的时间来理解题目,半秒钟的时间来决定答案,1秒钟的时间去按铃。这就意味着“惜毫秒如金”,凯利说道。沃森的反应速度能够如此之快,并且能够回答得如此准确,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在“学”,而是因为它可以不断自我改进,通过使用大数据分析能力以及网络连接能力,在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基础上建立越来越快的数据关联。

“沃森所取得的成就显示出机器学习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器学习指的是计算机算法在涉及分析和预测的任务中不断自我改进的过程。”约翰·兰彻斯特在2015年3月5日的《伦敦书评》杂志上写道:“其中所涉及的技术主要是统计方面的:通过试错,机器知道了哪个答案正确的概率最高。这一解释听起来很浅陋,但是,在摩尔定律下,计算机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处理能力,试错的环节可以在一瞬间完成,机器可以很快地发生天翻地覆的改进。”

这就是一台认知计算机和一台可编程计算机的区别。凯利在2015年IBM研究院的一篇题为《计算、认知与知识的未来》的文章中指出,可编程计算机“是基于一套规则,这套规则可以引导数据穿过一系列预先设定进程得出结论。虽然它们非常强大和复杂,但是它们是基于决定论的,依靠的是结构化的数据,无法处理定性的或不可预测的信息输入。这种僵化的特点限制了它们在一个复杂的、时有意外、充满了模糊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解释道,认知系统是“基于概率论的,意思就是它们被设计成可以适应并理解复杂的、不可预测的非结构化信息。它们可以‘读’文字,‘看’图案,并‘听’人说话。而且它们可以解释这些信息,组织并提炼出内在的含义,还可以说明其得出有关结论的理由。它们不提供确定性的答案。事实上,它们并不‘知道’答案。确切地说,它们被设计成可以权衡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和思想,进行推理,而后提出可供考虑的假设”。这些系统会为每一个可能的结论或答案分配一个置信水平。它们还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凯利指出,在制造那台在《大冒险》节目中胜出的沃森时,他们首先建立了一整套算法,帮助计算机解析问题,方法就和语文老师教你分解句子一样。“计算机算法将语言分解,并以这种方式去理解问题是什么:问的是一个名字,一个日期,还是一种动物?我要寻找什么?”凯利说道。IBM还为沃森设计了第二套算法,可以迅速地搜索上传的所有文献,从维基百科到《圣经》,无所不包,以找到所有与这个领域、人或日期相关的信息。“计算机将寻找许许多多的证据,并形成一份初步的可能答案的清单,接着为每一个可能的答案寻找支持性的证据。比如,他们在找一个在IBM工作的人,我知道汤姆在这里工作。”

接着,通过另一套算法,沃森将对它认为正确的答案进行排序,为所有答案分配一个置信水平。如果它算出了一个足够高的置信水平,就会按铃抢答。

为了更好地解释可编程计算机和认知计算机的不同,IBM负责科学与解决方案的副总裁达里奥·吉尔给我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次开发翻译软件的时候,IBM成立了一个团队,来开发一套能够将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算法。“我们以为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就是雇佣语言学家来教我们语法,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语言,我们就可以弄明白如何编写翻译程序。”吉尔说道。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先是招聘了很多语言学家,然后又叫他们走人了。IBM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

“这一次,我们对自己说,不如我们尝试一下统计学的方法,拿两段由人类翻译的文字进行比较,看哪一段更加准确?”由于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么做突然变得可行了。IBM由此得出了一个深刻见解:“每一次我们赶走一位语言学家,我们的准确性就提高了一些。”吉尔说道:“所以现在我们都在使用统计学算法。”它们可以通过比较海量的文本寻找可以重复的模式。“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乌尔都语翻译成中文,尽管我们团队中没有一个人懂这两种语言。现在你可以通过例子来进行训练。”如果你给计算机足够多的正确和错误的示例——在超新星的时代,你几乎可以有无限多的这样的例子——计算机将会弄明白如何恰当地权衡各种答案,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学习。而且,它永远不用去学习语法、乌尔都语或者中文,一切都不过是统计数据。

沃森就是这样赢得《大冒险》的。“可编程系统在过去的60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永远不可能理解参加《大冒险》节目所需要理解的混乱的非结构化数据。”凯利写道,“沃森能够准确回答出那些狡猾的、复杂的、语意双关的问题,这就清楚地预告了计算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这一观点的最佳例证反映在第一天竞赛的最后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沃森回答错了。在《大冒险·终极篇》中,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同样的提示信息。在类别为“美国的城市”的问题环节,提示信息是“其最大的机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其第二大机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场战役命名的”。答案是芝加哥(因为芝加哥有奥海厄和中途岛两个机场)。但是沃森猜的是:“多伦多?”。这些问号也是沃森答案的一部分。

“有很多原因导致沃森被搞混了。比如,这个问题的语法结构,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城市名叫多伦多,以及多伦多蓝鸟队参加过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凯利说道,“但是这个问题揭示出沃森工作方式的一个重要真相。计算机系统并不是因为它‘知道’才回答问题。准确的说法是,它被设计成可以评估和权衡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接着提出可供考虑的建议。它为每一个回答都分配了置信水平。在《大冒险·终极篇》中,沃森给这个答案分配的置信水平相当低,只有14%,这相当于沃森在说‘不要相信这个答案’。从某种意义上,它知道它不知道。”

因为认知计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人们写了很多关于认知计算时代的恐怖故事,诸如认知计算机将接管人类世界之类。IBM并不这么认为。“大众对人工智能和认知计算的理解——所谓计算机系统拥有了意识和感知能力,并按照它们所学到的东西自行做出决策,这套想法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IBM高级副总裁、研究中心主任阿文·克里什那说:“我们可以在一些狭窄的领域,比如肿瘤学、地质学、地理学等,通过编写算法、通过多重的模式识别系统让计算机‘学习’这些学科。但是,如果一台计算机是以理解肿瘤学为目标制造的,那么它就只能做这一件事,它可以不断学习该领域的新文献。但是说,突然有一天它开始设计汽车了,这种可能性为零。”

2016年6月,沃森已经被全球15家领先的癌症治疗机构雇佣。沃森存储了超过1200万页的医学文章、300本医学杂志、200本教科书,数以千万计的病例,这些数字每天都在不断增加。沃森不会最终取代医生,它将成为医生们的神奇助手。医生这个职业一直以来都面临不断更新知识、了解最新的医学文献和新发现的挑战。超新星的出现,使完成这一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一个主治医生每个月需要花超过630小时,才能跟上他或她执业领域如潮水般涌现的新文献。

通往未来的桥梁就是沃森,它可以让大量的诊断变得不再复杂。在过去,当你被诊断患有癌症之后,癌症专科医生会在已知的三种不同治疗手段之间做出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基于他们读过的十几篇最新的医学文章。到了今天,IBM的团队指出,实验室可以在1小时的时间内测出所患肿瘤的基因排序,而你的医生在沃森的帮助下,可以精准地确定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判断哪些药物对于治疗这种特定肿瘤的效果最好,并且也只需要1小时。今天,IBM会给沃森医生上传3000张图像,其中200张是关于黑色素瘤的,其余2800张不是。接下来沃森就会运用它的算法,学习黑色素瘤的颜色、局部特征以及边界。在看过成千上万张图片并理解其共同特征之后,它可以比人类更快地指认出哪些是患有癌症的图片。这种能力解放了医生,使他们可以专注于病人及其需求。

换言之,当沃森与人类医生的独特能力——例如直觉、同理心和判断力——相结合的时候,沃森的神奇魔力就发生了。两者的结合可以创造知识并运用知识,其结果要远甚于两者各自独立能够做到的。凯利说,在《大冒险》节目里,有两名人类冠军与计算机同台竞争;而未来的关键则在于沃森和医生,即人和机器之间的合作。计算机科学将“快速地进化,而医学也将随之进化。这就是共同进化。我们将互相帮助。我可以想象得到,有一天我自己、病人、计算机、我的护士以及我的研究院同仁都在同一间诊疗室里互动交流”。

假以时日,这些变化将重构医学,并改变我们对何谓“聪明”的想法。凯利表示:“21世纪,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将不再成为某人智力水平突出的表现;相反,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才是天才的表现。”

的确如此,每天我们都读到,人工智能是如何被植入越来越多的机器之中,使其变得更具适应能力和直觉,就像人一样,并可以通过一个触碰、一个手势或者一句话加以控制。很快,只要每个人想要,他们都能拥有一个私人的智慧助理。通过每一次互动,他们自己的小沃森、Siri或者Alexa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偏好和兴趣,能够提供的日常协助也会变得更加精准、更有价值。这不是科幻。这些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

所以,我对约翰·凯利三世在结束采访时候的话丝毫不感到惊讶。他说:“你知道,车辆的后视镜会显示‘后视镜中的物体与你的实际距离比看起来要近’的字样,其实,现在前挡风玻璃上也应该写上同样的话,因为未来与你的距离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设计师

在棋盘的下半场,你能够遇到那些真正的创造者,看他们是如何通过运用超新星提供的强大工具,创造出新的、富于创意的事物。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经历。我在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一场活动中见到了汤姆·武耶奇。我们觉得彼此有很多共同点,便答应活动之后找时间通一次Skype电话。武耶奇是欧特克(Autodesk)公司的一名研究员,也是3D设计、工程以及娱乐软件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虽然他的公司听起来像是设计汽车轮毂盖的,但是实际上这是一家不为大众所知但却非常重要的公司,它生产的软件可供建筑师、汽车设计师、游戏设计师和电影工作室使用。它就是设计界的微软公司。欧特克公司提供大约180种不同的工具软件,其用户包括约2000万名职业设计师,以及超过2亿人的业余设计师。这些工具每年不断更新,会把复杂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化。武耶奇是商业可视化领域的专家,通过设计师思维帮助各种人群解决难缠的问题。当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他在一块信号共享白板上向我实时展示了我们的通话。我惊呆了。

在我们交谈中,武耶奇告诉了我他最喜欢的故事,即技术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他作为一个设计师和创造者的职业。他说:

1995年,我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创意总监,这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馆。在我加入私营部门前,我在那里做的最大的一个项目是还原一只名叫玛雅萨拉的恐龙。这一程序非常复杂。首先,要把一块2吨重、大约有一张桌子那么大的石板从野外运到博物馆。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位古生物学者小心翼翼地把两个样本的化石凿刻出来,一只成年恐龙,一只幼年恐龙。当时认为这两只恐龙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玛雅萨拉的意思就是“蜥蜴妈妈”。骨架的化石逐渐显露,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了,我们要扫描它们。我们使用手持数字化工具精确地测量化石表面成百上千个点的三维坐标。用我们手中的笨拙工具,这一过程似乎一辈子也干不完。于是我们意识到需要换高端的工具了。

所以,我们升级了工具。我们获得了一笔拨款,可以用20万美元购买软件,用34万美元采购硬件。当化石完全暴露出来之后,我们聘请了一名艺术家为这只成年恐龙制作一具3英尺长的等比例实体模型。首先是用泥巴塑,接着用铜浇铸。这座雕塑成了我们数字化模型的另一个参照物。但是,要创造一个数字化模型并不简单。我们花了数月的时间,小心翼翼地测量各个细节特征,并手动将所有数据输入我们的电脑。软件并不稳定,每一次系统崩溃,我们就必须返工。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初步的数字模型。在更多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为这套模型安装道具、增加骨肉、点亮投影,并使之动了起来,我们制作了一部高分辨率的电影。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博物馆访问者可以通过按动展板上的按钮,观看原始大小的恐龙。它相当于一辆越野汽车那么大。恐龙会在屏幕上,按照考古学家的想象,动了起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它们是这么走路的。它们是这么进食的。它们可能是这样用两只后腿站立的。”在展览开始后,我想:“我的老天爷,这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从开始到结束,这项工程耗时2年,并花费超过50万美元。

现在,让我们快进到2015年5月。大约20年过去了。武耶奇又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博物馆,参加鸡尾酒招待会,看到工作人员把他做的那只玛雅萨拉恐龙等比例铜铸模型拿出来进行展示。他回忆道:

我很惊讶能够看到这尊雕塑。我很好奇,如果用现代的工具,完成这项数字化工程会有多难。于是,在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手拿着杯红酒,一手拿出了iPhone手机,绕着这尊雕塑走了一圈,花了大约90秒钟的时间,拍摄了大约20张照片,并将其上传到我们公司制作的名为“123—3D捕捉”(123D Catch)的免费云应用上。这个应用可以把任何事物的图片转换成一个3D模型。4分钟后,它就返回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数字3D模型,比我们20年前制作的更好。那天晚上,我认识到这项软硬件投资50万美元、花费数月心血、非常技术化和专业型的工作,居然可以被一个一手拿着红酒、一手拿着智能手机的人,用应用软件轻易地完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就免费复制出了这个数字模型,只不过它的质量更高……我多么希望当年能有这样一个应用软件啊……

这就是关键所在。武耶奇说,随着传感、数字、计算、存储、联网以及软件能力的进步,“所有的产业都变得可以计算了。当一个产业变得可以计算时,它就会经历一系列可以预测的改变:从数字化,到被破坏和颠覆,再到大众化”。有了优步,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叫出租车的处理过程就能被数字化了。接着,整个产业都被颠覆了。时至今日,整个产业都被大众化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成立一家出租车公司。当重现一只恐龙的模拟设计过程被数字化后,拜超新星之力所赐,设计行业也被颠覆了,而且正在变得大众化,任何一个拿着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力量。你现在可以提出一个想法,借此获得一笔融资,然后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并轻松地、以很快的速度和很低的成本大规模推广,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

这就是为什么武耶奇常常说:“20世纪的主题是如何让你喜欢上我们制作的东西;而21世纪的主题是如何让你制作你喜欢的东西。”

我们进入了一个创造者的乐园。你知道下一代儿童玩具长什么样么?自己做吧,做你自己喜欢的玩具。以后,你很快就能生产针对自己的DNA特殊需求的药物。或者,正如欧特克公司著名的研发科学家安德鲁·海瑟尔所说的:“科幻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只要有人有了一个想法,并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就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其实现。”

欧特克公司的业务就是将设计过程所涉及的复杂性加以简化,简化成简单的触碰,这极大地增强了设计师的能力。欧特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巴斯向我展示了他们为建筑师设计的最新软件。通过一个被称为“建筑信息建模”的概念,当年的数字绘图工具演变成了今天的软件与设计师或建筑师的伙伴关系。

首先,设计流程从绘制一系列样图搬进了互动式的数据库。当设计师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图时,系统可以计算出建筑物的属性,甚至可以提出从节能到人流设计等方方面面的改进建议,同时还可以为每一套可选方案计算出施工成本。每一个变量都已经内生在软件之中,如果设计师改变地板的形状或改变建筑物的整体外形,软件可以立即告诉他或她,改变这一项内容要花费多少钱,会节约或增加多少能耗,以及会对使用这座建筑物的人产生哪些影响。

“建筑师不再仅仅通过绘图来工作,而是使用一套数据模型。这套数据模型把建筑物理解为一个三维的、有生命力的系统,而且能够分析窗户、空调、日光、照明、电梯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巴斯解释道。为同一座建筑物设计的不同团队还可以进行互动和协作,他们所做的每一项改动都可以被动态地纳入其他人的设计,并相应地进行最优化处理。

当技术使设计程序有了如此大的飞跃之后,它就加强了设计师的力量,使其能够立即看到他或她的想法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与此同时,这套程序还摆脱了许多的猜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误差、损失的时间和金钱。它还提供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并带来了更多的创造性。

而下一个阶段更是令人“惊掉下巴”。巴斯解释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生成设计。”计算机变成了设计师真正的伙伴。“比方说我想要设计一把椅子,我会找到一个家具设计师并对他说:‘请为我设计一把椅子。’如果我是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请为我设计一把椅子。’我们就会设计出一个看起来像是椅子模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使用欧特克公司的“项目捉梦人”软件,你只需要说:“我需要一个这么高的平台,能够支持这么重的重量,并且自重尽可能轻,使用的材料尽可能少,但是仍然能够在这个高度以这个面积的平面支持这个重量。”计算机会自己设计出一些神奇的变形。欧特克公司在其旧金山办公室中展出了其中一些成品,它们个个与众不同,但是你坐进去仍然会感觉很舒服。

和沃森的例子一样,机器的力量变得强大了,“一个人的力量”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创造性意味着提出最佳问题的能力。“设计师的世界改变了。”巴斯解释道,“设计师不再需要设计具体的形态,他们只需要提出设计的目标,并讲清楚设计的约束条件。设计师不需要自己动手,只需要从各种可能的设计图样中做出选择。我们从过去的单点解决方案,转变为更多地依靠人和机器之间的合作解决方案。有了计算机的帮助,设计师现在可以全面地理解任何一个系统,超出了原先人类思维自身能够理解的范围。”

出租屋的信任创造者

就像我们所说的,超新星在成本、速度、做事方式以及可做的事等方面可以催生激进的转变,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个人或小团体有能力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所有这些方面。爱彼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几年时间里就全面改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产业。爱彼迎是超新星的孩子,没有超新星,爱彼迎的故事是不可思议的。有了超新星,它的存在就变得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势不可当。

这一切都要从空气床垫说起。

布莱恩·切斯基是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的父母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他从罗德岛设计学院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份有医疗保险的工作。切斯基很听父母的话,他在洛杉矶找了一家设计公司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切斯基实在觉得很烦,他把行李一收拾,开着自己的本田思域,一路向北开到旧金山,投奔他的朋友乔·戈比亚。戈比亚同意与切斯基分担房租。

在我第一次采访切斯基时,他对我说:“不幸的是,我要分担的那部分房租有1150美元,而我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1000美元了,而且我又没有工作。”但是他们有了一个想法。2007年10月初,就是切斯基来到旧金山的那一周,当地正在举办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会议。会议网站上所有的酒店房间都被预订一空。于是切斯基和戈比亚想,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房子变成一个“住宿加早餐”(Bed and Breakfast)的简易旅馆,供参会人员借宿呢?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床”。但是戈比亚有三个空气床垫,“于是我们给床垫打好气,并称为‘空气床加早餐’(Airbed and Breakfast)。”当时只有34岁的切斯基在采访中回忆道:“有3个人在我们这里留宿,我们每人每晚收取80美元。我们还为他们做早饭,并成了他们的当地导游。”同时,他们也挣到了付房租的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酝酿了一个更大的想法,一种让人们既能挣钱又能环游世界的新方法,后来,这个想法变成了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这个想法就是创造一个全球网络平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出租他们家里的空房间挣钱。为了对这个想法的起源表示敬意,他们将公司命名为爱彼迎(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空气床加早餐)。现在爱彼迎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比所有主要连锁酒店加在一起都大。爱彼迎的规模超过了希尔顿和万豪,但是和希尔顿、万豪不同的是,它连一张客床都没有。它引领了一股新的潮流:“共享经济”。

我第一次听切斯基描述他的公司时,心里是有些怀疑的:有多少人真想把走廊尽头孩子的房间租给一个完全陌生的、通过因特网找来的人呢?又有多少陌生人愿意住在别人的屋子里呢?

答案是:非常多!2016年,就在巴黎一个城市里,商业酒店一共有6.8万间客房,而爱彼迎(Airbnb)上的房源超过了8万间。

今天,如果你登录爱彼迎(Airbnb)的网站,你可以选择住在城堡、蒙古包、印第安帐篷或者山洞里,而且它们都安装了电视。你也可以住在水塔、房车、私人岛屿、玻璃屋、灯塔、因纽特人的拱形圆顶小屋里,而且它们都安装了无线网络。你还可以住在树屋里,在爱彼迎(Airbnb)平台上,树屋是利润率最高的住房。

“在佛蒙特州的林肯地区,住在树屋里比住在普通住房里更贵。”切斯基说道,“佛蒙特州有些树屋要提前6个月之前才能预约得上。人们根据这些树屋可预定的时间来安排他们的假期!”事实上,爱彼迎(Airbnb)自成立以来最热门房屋排名前三的都是树屋,其中两座树屋给其主人带来的收入足以支付其住房的月供。汉斯·亚当二世王子将他在列支敦士登的整个封邑都挂在爱彼迎(Airbnb)网站上对外出租。根据《卫报》2011年4月15日的报道,住在这里每晚需要付7万美元,而且可以定制街标,以及临时性的货币。你可以睡在“门户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曾经拥有的房屋里,或是选择入住美国设计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家,也可以在柏林花13美元挤在只有1平方米的房间里凑合一个晚上。

2014年7月,世界杯足球赛在巴西举行。多亏了爱彼迎(Airbnb),所有来访的球迷和游客才有地方可住,因为巴西没有足够的酒店客房接待所有前来观看比赛的人。切斯基说:“在巴西世界杯期间,大约有12万人住在通过爱彼迎(Airbnb)租来的房间里,也就是每5个国际访客中就有1人,他们来自超过15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巴西的爱彼迎(Airbnb)房东在世界杯期间获得了大约3800万美元的收入。在为期一个月的比赛期间,里约热内卢的房东平均收入约为4000美元,大概相当于里约人均月工资的4倍。在德国和巴西半决赛的那天晚上,还有189个德国客人大大方方地住在巴西人的家里。”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旅店老板!但是,这一方面要归功于切斯基和他的伙伴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创业的时点可谓恰逢其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正好是在2007年创业。如果没有当年诞生的那些技术,就不会有爱彼迎(Airbnb)。首先,网络连接变得快速、便宜、简单,以及无处不在,这一切发生在21世纪初期。其次,人们必须习惯在线提交他们的信用卡信息,习惯在线支付和在线交易。人们也许忘记了,当易趣(eBay)刚刚成立时,人们曾经通过普通邮件的方式寄送支票,每天易趣都会收到一大袋一大袋的支票。必须有一大批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一定的电子商务经验,同时还要有一个点对点的支付系统,例如宝贝(Paypal),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没有信用卡的情况下在爱彼迎(Airbnb)上进行支付。21世纪初的全球化使这些成为可能。人们还需要以真实身份信息在网络上相互连接,2007年前后,脸书在高中和大学里流行,在脸书的帮助下,这一点也成为现实,于是出租房子的人和希望租住房子的人就可以相当确定地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因为你不是仅仅在易趣上买一本书或者把一根二手高尔夫球杆卖给一个陌生人,甚至也不是要在城市信息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给你的房间寻找一个室友。你是要住在别人闲置的卧室里,或者把你的卧室出租出去。

切斯基说,你还需要一套评价系统,这样双方就可以相互评价并积累信誉。信誉已经成了某种形式的货币,这套评价体系是在易趣和爱彼迎(Airbnb)的帮助下创立并普及的。你还需要带有照相功能的手机,这样人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给出租屋拍照,并上传到网上,而无须雇佣一个摄影师(尽管很多人还是这么做了)。史蒂夫·乔布斯2007年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你还需要一个即时信息系统,就像是2009年成立的WhatsApp,这样在爱彼迎(Airbnb)上房东和房客就可以免费沟通,交流包括什么时间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之类的细节问题,就像切斯基所说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那个‘陌生人’从交易中赶走了,并在虚拟的世界提前见面。”

最后,你还需要把所有这些纳入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界面之中。切斯基和他的同伴都是学设计的。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一次触碰完成所有事情。所有这些要素在2007年都已经诞生,随后几年则快速扩张,于是,爱彼迎(Airbnb)就起飞了。原来的复杂交易——比如,一个明尼苏达人要从一个蒙古人那里租住一个蒙古包——变得非常容易完成,而且,人们能够以互相信任的方式完成这些交易。

事实上,切斯基和他的伙伴在爱彼迎(Airbnb)上创造的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信任。他们大规模地建立了像信任这样复杂的东西。

爱彼迎(Airbnb)的创始人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变得相互依赖。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任何一个房东和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游客或者在外出差的商业人士之间都能建立联系。如果有人能够创造一个信任的平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会为所有当事方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这才是爱彼迎(Airbnb)的真正创新:一个信任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但每个人可以知道其他人的身份信息,而且可以对他们的房东或房客做出评价。这就意味着每个用户都能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并且可以被系统中所有其他人看见。借助技术超新星的力量,突然之间,爱彼迎(Airbnb)平台上登记出租的房间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个,超过了希尔顿、万豪和喜达屋这三家酒店集团所拥有的客房数的总和。要知道希尔顿可是从1919年就开业了!

“我们曾经只相信机构和公司,因为他们有信誉和品牌。”切斯基最后说道,“我们曾经只相信自己社区里的人。你认识社区的人,社区之外的所有人都是陌生人。爱彼迎(Airbnb)所做的是给陌生人可信任的身份和品牌。你会希望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家里么?不会。但是你会喜欢哈佛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并在爱彼迎(Airbnb)上拥有五星好评的米歇尔做你的房客么?当然!”

切斯基希望把爱彼迎(Airbnb)关于共享经济的知识运用到其他领域中。他曾经对我说:“美国有8000万只电钻,平均每只的使用时间只有13分钟。每个人真正需要自己买一只电钻么?”

从想象一件事,到进行设计和制造,再到全球销售,其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变得更短、更快、更便宜和更便捷,对工程师来说是这样,对非工程师也是如此。

坦率地说,如果这还没有发生,是因为你还没有这么做。

零售商

如果说超新星能够赋予创新者以能量,建立起新的、激进的、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并在一夜之间在全球范围铺开,那么它同时也能帮助已经站稳脚跟的大公司更好地参与竞争,当然它们要敢于颠覆自我。沃尔玛就是个很好的案例。沃尔玛总部位于阿肯色州的小镇,是最有代表性的实体公司,它的对手是加速时代的产物、零售巨头亚马逊。与亚马逊开展竞争,面临的挑战不是一点半点。大多数人已经对亚马逊的传奇故事非常熟悉,我决定潜心研究一下沃尔玛重获新生的故事,看一看它是如何撬动超新星的力量,与亚马逊在网络空间齐头并进的。

2015年4月,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伦邀请我在沃尔玛公司久负盛名的周六晨会上致辞。周六晨会包括一系列的节目表演和公司布道,总体来说很有趣,地点就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的沃尔玛总部,听众有3000人之多,场面相当之大。按照安排我是为影星凯文·科斯纳暖场的。我对麦克米伦说,我很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得有回报,而且他们得付我“很多”,不过,《纽约时报》不允许我接受公司的钱款。他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要的回报就是让沃尔玛的工程师向我展示一下幕后的情况,当我想要用iPhone手机在沃尔玛的移动应用上购买某样东西时,沃尔玛是怎么处理我的订单的。我们决定试买一台32英寸的电视机。这次旅行让我不虚此行。

沃尔玛的网站Walmart.com于2000年上线,这是一个利用当时的技术设立的在线电子商务平台,它根本就不是亚马逊的对手。2011年,沃尔玛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当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开始重视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动真格的了。沃尔玛在硅谷成立了一个大型软件公司,雇佣了上千名工程师。沃尔玛负责电子商务的尼尔·阿什说,招聘这些工程师并不难。“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你想挑战难题,我们这里有;如果你对规模感兴趣,我们也有”!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每周要与2亿人到3亿人‘对话’”。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沃尔玛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和如此低廉的成本完成了它的移动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07年所发生的那些事。哈度普(Hadoop)公司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吉特港(Github)平台使他们可以从其他人发明的零售软件中获益,应用程序接口(APIs)使他们可以和任何人合作。而摩尔定律在存储、计算和电信等领域已经进入棋盘的后半场,使他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具备竞争力。

杰瑞米·金是沃尔玛电子商务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他曾经是打造易趣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团队的一员。当时超新星还不存在,一切必须从零开始。“10年前(2005年)我在易趣公司,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平台。当时我们用了200名软件工程师,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从2007年之后就不是了。2011年,沃尔玛打造了一个类似的平台,只用了12个人,花了不到24个月时间。公司雇佣的上千名软件工程师,将信息技术融入沃尔玛商业模式的每一个方面。

“在吉特港(Github)的时代,”阿什说,“要打造自己的搜索引擎,我们选择了在可检索数据索引方面最优的开源技术——Solr,在其基础之上,我们编写了自己的关联引擎。”在过去,编写程序的代码都属于公司的内部信息,但是现在它们成了吉特港(Github)上的公开信息。现在,所有这些工具箱和零部件都在云端,由于开源而变得容易获得,并且因为应用程序接口的存在而可以与其他应用信息互通、交互操作。阿什说:“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并创造出商业价值。”

现在说说我想买的那台32英寸电视机。我在手机上沃尔玛应用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了32这个数字,它的算法和数据库立即根据以往经验得知我很可能是在找一台“32英寸的电视机”。即便是我错误地拼写了“英寸”和“电视机”。接着,在几毫秒的时间里,它就展示了一系列有现货的不同品牌的32英寸电视机。

“顾客要的是一种没有摩擦的购物体验。”阿什解释道,“人们现在很没有耐心。”沃尔玛知道,在几百毫秒的时间里人们就会失去耐心。“他们会因为半秒钟的延迟而放弃购买。将数据从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数据中心转移到本顿维尔的数据中心,需要7毫秒的时间,一个来回就是14毫秒。所以我们不能使用科罗拉多州的数据库来完成某些交易,必须依靠本顿维尔的数据。”

事实上,沃尔玛发现客户的确能够在几毫秒内,也就是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感觉到差别,当他们点击购买、发送或搜索的按钮时,他们期待在10毫秒的时间里得到反馈。沃尔玛的搜索引擎发现,一个客户在线购物获得反馈信息的时间每延长半秒钟,它在每天上百万次交易中就会流失2%~3%。这是实实在在的钱。

我选了一台32英寸的三星电视机,把它放进了虚拟购物车,并点击“购买”按钮。连接沃尔玛和维萨卡的应用程序接口处理了这次交易。在我点击“购买”按钮之后,系统使用我的邮编确定在我住所附近的沃尔玛超市有没有现货,我可以开车去自取,也可以由这个区域的某家沃尔玛商店送货,或者必须通过沃尔玛针对在线订单专门设立的大型运营中心来配送。对于某些特定产品,沃尔玛的系统已经可以预判需求的增加并提前备货,以便为各地的客户提供最低的价格,比如密歇根州冬天的雪铲、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以及美式橄榄球“超级碗星期日”前一周的大屏幕电视和“立体脆”零食。

“于是,当你按下‘购买’按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诺一个送达日期。”杰瑞米·金说,“我们曾经用的方法是概率演算。”现在,沃尔玛的系统会进行一整套的优化计算,提出最佳的送达或自取方案,或是这两种方式的某种结合。这种优化计算是基于你的地址、除32英寸电视机外其他你可能会购买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会来自哪里,它们需要多大或多少个盒子来装等因素作出的。考虑到沃尔玛有4000家商店以及许多运营中心,这需要对海量的排列组合进行分析和排序。

金说:“这大约有40万种组合。”既然顾客已经完成了购买,无需在线等候。他说:“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计算了。我们可以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计算。”

我笑了。“你说什么?”我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问他,“一旦我按了‘购买’按钮,你们就有充足时间了。你用了不到1秒?”

他也笑了。

在今天沃尔玛的超新星上,1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算是“有充足的时间”。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系统可以对40万种递送组合进行分析排序。当连接无处不在,当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世界就加速了。

蝙蝠侠创业公司

2016年3月,我正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苏莱曼尼亚访问,一个朋友把我引荐给了沙迪克·伊尔迪兹。他的家族经营了许多家信息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叫作Yeni Medya,翻译过来就是新媒体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显示出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创造者是如何通过借助超新星的力量,在相当短时间内极速扩张的。

新媒体公司是沙迪克的侄子伊克雷姆·泰姆尔创立的,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中,有一项是为土耳其政府、其他国家政府以及私营部门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媒体监控。他们实时跟踪所有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并向他们的客户报告在任何一处媒体上出现的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们还可以实时通知客户,什么是人们正在谈论的最热门的20个话题,以及各自所占的比例。这些全都显示在一个仪表盘上的各种彩色的盒子中,每个盒子都有一个标题和相应的百分比数字。

“土耳其总统府是我们的一个客户,通过我们的系统他们可以接收实时的调查服务——每一分钟你都可以进行民意测验。”沙迪克对我解释道,“大数据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简单。我们自行开发的软件每隔5分钟就会汇总土耳其和美国所有消息来源发布的信息,就连谷歌新闻也不可能一直按照这种频率完成对所有信息源的追踪。我们跟踪推特上所有已有的故事,并且我们把跟踪的所有故事都存档,每天100万篇;就算是在美国也没有人做这么大规模的存档。这样,即使某个消息源删除它们已经发表和传播了的故事,你仍然可以利用我们的系统把它找回来,并用于司法目的。任何政府或公司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跟踪媒体上关于它们的消息。”

你怎么赚钱呢?

“公司从用户订阅中收取费用,根据你希望追踪的关键字数量以及用户数量收取不同的费用。”沙迪克解释道,“‘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只算作一个关键词。”(我占大便宜了!)“我们还可以对关于你的消息进行分析,按照地理位置进行细分,消息出自哪里,哪个城市有多少人正在阅读,谁首先发起了这个关于你的故事或谁引发了这个趋势——也就是,谁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有多少关注前者的人使用了相同的词汇,或者原始的词汇是如何演变和改变的。”

我感到很好奇。原来低声耳语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土耳其议会的所有议员都在使用这个服务追踪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沙迪克说道,“还有一些新闻机构也这么做,它们可以通过分析谁写的故事读者数量最多来考核它们的记者。”

我不希望听到关于我自己的所有事情,但是我对他们制造的工具很好奇。订阅他们的产品需要花多少钱呢?沙迪克说,从1000美元到2万美元不等,看购买什么套餐,希望跟踪多少关键字。

这家公司有这么神奇的技术和广泛的触角。我问,那么,你在哪里成立的这家公司呢?

“蝙蝠侠市。”他答道。

“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么?”我问。“是的!”沙迪克答道,“实际上这个城市的市长已经起诉了《蝙蝠侠》电影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个名字!”沙迪克是土耳其库尔德人。他们家的公司位于土耳其库尔德地区。他们的老家就叫蝙蝠侠市。他们还经营其他生意,比如建筑和水处理。但是,他们真正的成功源于在蝙蝠侠市撬动了超新星的力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当超新星所带来的全球浪潮传到了他们的家乡,这个生意就在家族内部涌现出来了。

“我的侄子伊克雷姆·泰姆尔是公司的创始人和幕后的首席工程师,他今年42岁。”沙迪克解释道,“他出生于蝙蝠侠市,是土耳其最厉害的数据工程师,成立这家公司就是他的主意。”新媒体公司有100名员工,“我们可以在蝙蝠侠市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开展竞争。公司里大多数关键职位是由家庭成员出任的。伊克雷姆和他的6个姐妹们都出生在蝙蝠侠市。这些姐妹们虽然大多数只接受过初等教育,但现在都已经干起了总编辑、销售经理和应用产品经理的工作。在一个大多数妇女因家人反对而不能工作的城市,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场面”。

然而,他们把主要的商业办公室设在了伊斯坦布尔。沙迪克说:“我们仍然在蝙蝠侠市雇佣了许多人。”感谢今天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能力,他们“可以坐在家中的电脑前为我们工作,这样就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除了蝙蝠侠市和伊斯坦布尔,他们还在都柏林、迪拜、贝鲁特和帕罗阿尔托设有办公室。为什么不呢?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缺少机会的穷人’的概念了。”沙迪克说道,“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思考的大脑、一些短期的培训,然后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把你的想法变成一笔神奇的生意。”

沙迪克·伊尔迪兹的故事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过去的10年中,我还遇到过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人。教育加上网络,再加上超新星的力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群都能有过去所不具备的力量,于是他们去思考和行动,就好像他们已经迈入中产阶级一样,要求获得人身安全、尊严和市民权利”。联合国人类开发署前任报告官员卡里德·马里克解释道:“这相当于一场地壳板块构造的变迁。工业革命是一个1000万人的故事。今天的变迁则是一个数十亿人的故事。”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

我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但是,我确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沙迪克:“你的家庭是从什么时候开创这家公司的?”

“2007年。”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