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有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其中出现了对动物的分类：（1）属于皇帝的动物；（2）充满香气的动物；（3）驯养的动物；（4）未断奶的小猪；（5）美人鱼；（6）神话中的动物；（7）无家可归的狗；（8）包括在这一范畴中的动物；（9）那些摇摇晃晃似乎发疯的动物；（10）脸很长的动物；（11）其他动物；（12）刚刚打碎花瓶的动物；（13）远看像苍蝇的动物。
尽管博尔赫斯发明的分类法可能有着他自己的目的，但是古代中国人没有采用与希腊人一样的方法对世界进行归类，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对于希腊人来说，如果一些事物可以用同样的属性来描绘，那么这些事物就属于同一个范畴。但是，哲学家孟旦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事物的共性并不能决定这些事物属于同一类别。事物被划分为同一个范畴是因为它们通过共鸣而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国的五行体制中，春、东、木、风和绿这4个范畴都是相互影响的。风的变化会影响其他4个范畴的改变——“在类似共鸣的过程中，任何两者之间都没有外在的接触。”哲学家戴维·莫泽也指出相似性存在于两个类别之间，而同一个类别的个体之间是没有相似性的，这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很有趣。他们并不关注一个类别中的一员（一匹马）与整个类别（马）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对分类有一种断然的憎恶。对于古代的道家哲学家庄子来说，如何界定名词及其属性这个问题正好把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对知识进行分类或是限定就会破坏更全面的知识。我们发现《道德经》对范畴效果的影响也持怀疑态度。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
——《道德经》
对具有共性的物体的分类缺乏兴趣与古代中国人头脑中世界的基本图式是一致的。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世界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因此，部分—整体的二分法对他们才有意义。找到物体的共同特征，然后，以此为基础对物体进行分类，如果仅仅是因为物体本身不是分析单位的话，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有用的活动，因为希腊人的世界是由物体构成的，那么个体—类别这样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就很自然。希腊人关于这种关系重要性的信念对他们准确归纳推理的可能性的信念十分重要：懂得了属于某个范畴的物体具有某种属性，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假想属于这个范畴的其他物体也具有这种属性。如果一个哺乳动物具有肝脏，那么所有的哺乳动物肯定都有肝脏。重点用一—多、个体—类别这样的方式来组织知识，这就会导致从单一的情形进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