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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高等师范的那些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和莉拉之间的友谊毫无助益。我满怀羞怯、缩头缩尾地来到了大学。我意识到我所说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书面意大利语,听起来简直正式得有些可笑,尤其是在我说出一长串精心构思的复句,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的时候,我会在句子里夹杂那不勒斯方言,我开始非常努力地纠正自己。我根本不了解,或者说对于言谈举止的教养了解得太少:我说话声音太大,吃饭时会吧唧嘴。看到别人不自在的反应,我不得不控制我自己。我急切地想要表现出我的热情和友好,但我有时候会打断别人的谈话,说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说一些过于隐秘的事情,我需要学会客气,但要保持距离。有一次,我问了一位罗马姑娘一个问题,她模仿我的语气来回答,后来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受伤,但我也假装笑了,用那不勒斯方言腔调回应了一下,就好像是在自嘲。

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离开那里,想回家去,回到我习惯的那种朴素平凡的生活中去,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内心很挣扎。但很快,我的谦卑慢慢让我变得突出,那些女生、男生、校工和老师都开始喜欢我。表面上看来,这事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我花费了多少心思我自己最清楚。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我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而且,我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很出色、值得尊敬,但我从来都不会用高傲的语气说话,我对自己的无知进行自嘲,考试成绩优异时,我自己还假装很惊异。我尽量避免树敌,当女生中有人对我表示出敌意,我就会把目标对准她,我会对她非常客气殷勤,同时也很老练得体,直到让她改变了态度,很友好地来找我,但我也不会改变态度。我在老师面前也是一样,当然在他们面前,我更加小心翼翼,目的还是一样:我要获取他们的欣赏和喜爱。于是,我总是神情专注、微笑甜美地出现在那些最严厉、最棘手的老师面前。

我按时参加考试,学习时还是采用那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我太害怕考试成绩不好,让我失去我费尽心机得到的“人间天堂”——我自己的空间、我自己的床、我自己的写字台、我自己的椅子、我自己的书,书——很多书。在这个和那不勒斯的破败城区截然相反的城市,周围那些学习的人,会很乐意和我谈论他们学习的东西。我一直都极端努力地学习,这使得老师从来都没给过我低于满分三十分的分数。在短短一年里,我成了这所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就是走在路上,有人会友好地和你打招呼的那种学生,我会很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有两个非常艰难的时刻,都发生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那个罗马来的女生嘲笑了我的口音,有一天早上她污蔑了我,她当着很多其他女生的面,说她包里的钱没有了,让我要么马上还给她,要么她就去校长那里告发我。我明白,这种时候我不能一笑了之,我狠狠地甩给她一个耳光,然后用方言破口大骂。所有人都吓傻了,我被认为是那种好脾气的人,我的反应让她们感觉很突然。那个罗马的女生没有说话,她堵住流血的鼻子,她的一个朋友陪她去了洗手间。过了几个小时,她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那个说我偷了钱的女生向我道歉,说钱找到了。我拥抱了她,我说她的道歉很诚恳,我接受了,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我学到的是,如果真做错什么事情,也不要道歉。

另一次是参加圣诞节前的联欢晚会。那是一场新生舞会,大家都要去。女生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骑士广场上的所有男生都会来,那将是一个近乎伟大的时刻,会让大学里男生和女生相识。让我郁闷的是,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穿。那年秋天很冷,雪下得很早。我觉得雪很迷人,但我很快发现,路上结冰是一件非常烦人的事情,如果没有戴手套双手会被冻得发麻,脚上会长冻疮。我的衣柜里有两件冬天穿的衣服,一件是我母亲两年前给我做的,一件是我从姑姑那里继承过来的旧大衣,还有我自己编织的一条蓝色披肩。我只有一双鞋子,是中跟的,已经换过好几次底了。我很烦恼,像那样的晚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向我的同学借一件衣服?为了那场晚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定做衣服,假如我穿上日常的衣服,很可能会很没有面子。但在和莉拉经历了那些事之后,我无法忍受自己穿上其他人的衣服却发现根本不合适我。

我可以假装生病吗?我想逃避,但又觉得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很痛苦,我身体好好的,非常渴望参加那场舞会,就像娜塔西亚要去和安德烈王子或者库拉金王子跳舞,但是我却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听着外面传来的音乐,还有人们聊天和欢笑的声音。最后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让我丢脸的选择,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后悔。我洗了洗头发,把头发扎起来,涂了口红,穿上了我仅有的两件衣服中的一件,带上唯一一件起眼的东西——我的蓝披肩。

我去参加舞会了,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的着装并非没有一点好处,起码这样不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反而会让别人有愧疚感,给了我更多的照顾。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女生都好心地给我作伴,男孩子也经常请我跳舞,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窘迫。除此之外,那天晚上我还认识了弗朗科·马里,他长得不怎么样,但非常风趣,也很聪明,他比我大一岁,是个厚脸皮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是雷焦艾米利亚省有钱人家的儿子,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但对于自己党派的社会民主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后来,我和他度过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新镜框,让我的眼睛还有脸都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政治文化方面的书,那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从他那里,我知道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可怕历史,他促使我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那些书籍,我建立了一种反斯大林的态度,我相信在苏联——革命被中断了,需要重新开始。

他掏钱让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去了巴黎,那里召开了一次全欧洲青年共产党大会。但我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巴黎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烟熏火燎的地方度过。对于巴黎,我的印象是:街道要比那不勒斯和比萨的绚丽,还有非常刺耳的警笛声。让我惊异的是,巴黎不但街上有很多黑人,而且在弗朗科发表讲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用法语发表长篇大论的黑人,他们发言之后,很多人都为他们鼓掌。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帕斯卡莱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说,想不到是我,的确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随后他陷入很尴尬的沉默,我告诉他我读的书,我已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和弗朗科在一起,我也养成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后来一些老师也谈过,也指出来过,这些习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即使是在读科幻小说,也要用“研究”这个动词;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资料,都要做一些资料详细小卡片。每次当我读到那些讲述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或者片段时,我都很激动,然后收集下来。他很重视对我进行“再教育”——他用的就是这个说法,我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办法爱上他。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不安的身体,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在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喜欢,也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消失了:他有一门考试得了十九分,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们一直在通信,他还想再考进来,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鼓励他再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失败了。我们又通了几次信,后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