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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跟她说我的书里写的是什么,也没有告诉她这本书什么时候上架。我甚至没有告诉她关于我未婚夫彼得罗的情况,还有我们过两年就结婚的打算。她的生活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现实,我彻底让我回归自己——到底是哪个自我?那本书稿有一百三十九页,加厚的纸张,我写在笔记本上的字现在被印成了铅字,这让我觉得新奇和陌生。

我一连几个小时都在重读和修订这本书。外面天气很冷,寒风从门缝、窗缝里钻了进来。我坐在厨房的桌子前,詹尼和埃莉莎也在那张桌子前学习。我母亲在我们周围忙碌,让我吃惊的是,她的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搅扰了我们。

很快,我又去了米兰。这一次我去米兰,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出租车。那个秃顶编辑忙碌了一天,一直在做最后的修订。他最后对我说:“我给您叫一辆出租车。”我没法拒绝。我坐火车从米兰到了比萨,在比萨火车站,我看了看四周想:“为什么不呢,我要当一回阔太太。”我回到那不勒斯,到了加里波第广场时,我又动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坐着出租车,舒服地坐在汽车后座上,到达我们的城区,到达我家的大门前,一个专用的司机,他会下来给我开车门,那真是很有面子。但后来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身上应该有某种东西让我与众不同,我跟艾达打招呼,她正推着女儿在外面散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了过去,但后来她停了下来,向后退了几步,对我说:“你看起来真精神,我都没认出你来,你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当时很高兴,但我很快就觉得难过了。成为另一个人有什么好处?我要做之前的自己,受到莉拉、院子、失去的布娃娃、堂·阿奇勒还有一切的牵制,那是唯一可以让我真正感受到发生的事情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很难抵御那种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变化要比在比萨上大学那些年的变化还要大。在春天的时候,那本书出版了,要比我的大学毕业更加重要,它赋予了我一个新身份。我把一本新书展示给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看,他们默默地看了一下,但没人翻阅里面的内容。他们带着一种不敢相信的微笑,就像警察局的人面对着一张假文件。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姓氏。”但他说这个时,并没带着很满意的语气,就好像忽然间他不是为我感到自豪,好像是发现我从他口袋里偷了钱。

过了几天时间,出现了最初的一些评论。我很不安地翻阅着这些评论,任何轻微的批评都让我很受伤。我大声地给我的家人读那些溢美之词,我父亲脸色明朗起来。埃莉莎开玩笑说:“你应该签莱农这个名字,埃莱娜难听死了。”

那些天,我母亲急忙买了一本影集,并且开始在报纸上搜集那些关于我的文章。有一天早上,她问我:

“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知道我男朋友的名字,但她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要先从这里说起。

“彼得罗·艾罗塔。”

“所以,你将来也会姓艾罗塔。”

“是的。”

“假如你将来再写一本书,封面上会写着艾罗塔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埃莱娜·格雷科这个名字。”

“我也喜欢。”她说。

但她从来都没看过我的书,我父亲也没读过,我的弟弟妹妹——佩佩、詹尼和埃莉莎都没有读过,刚开始,整个城区没有人看我写的书。有一天来了一个摄影师,他让我在小公园里待了两个小时,沿着大路,然后到了隧道口,他不停地给我拍照片。最后这些照片中的一张出现在《晨报》上,我想着可能会有人在路上拦着我,或出于好奇会读我写的东西,但是没有人看,包括阿方索、艾达、卡门、吉耀拉和米凯莱·索拉拉,米凯莱并不像他的哥哥马尔切洛那样什么书都不看。没人对我说:“你的书很好”,或者说“你的书很烂”。他们只是很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就走过去了。

在米兰的一家书店,我第一次遇到我的读者。我很快发现,这次见面会是阿黛尔·艾罗塔坚持要组织的,她远程负责这本书的推广,还专门从热内亚去了米兰。她经过我住的宾馆,整个下午都在陪伴着我,尽量使我平静下来。我的手一直发抖,我很难控制自己,我觉得嘴里很苦。尤其是我很生彼得罗的气,因为他在比萨忙别的事情,没有来米兰。马丽娅罗莎住在米兰的,在读者见面会之前,她赶过来见了我一面,非常热烈地祝贺了我,然后她有事不得不走了。

去书店时,我心里紧张极了。看到报告厅里全是人,我低着头进去了,我觉得自己要激动得昏过去了。阿黛尔和在场的很多人打招呼,那都是她的朋友和熟人。她坐在第一排,向我投来了鼓励的目光,她时不时地和一个坐在她身后,和她年龄相仿的太太说话。一直到那时候为止,我只在公共场所发过两次言,都是在弗朗科的强迫下,听众是他的六七个同学,他们都微笑着表示理解。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要面对四十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很高雅、很有文化的人,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但目光并不是很友好,大部分人不得不在那里,是因为看在艾罗塔家人的面子上。我想站起身逃走。

但这时候,仪式开始了。有一个年老的批评家——当时一位很有声望的大学老师,说了很多关于那本书的好话。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只想着我要说的话。我肚子疼,我在位子上弓着身子,整个世界都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我无法在我的内部找到那种恢复秩序的权威。但我还是假装很自如,轮到我说话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为了打破沉默,我做了太多手势,我太过于炫耀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古典文化知识,最后大厅里一片沉默。

我面对的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坐在我身边的那个教授怎么评价我的发言?阿黛尔,在她柔弱的女性外表下面,是不是已经后悔支持我?当我看向她时,我马上发现我是用祈求的目光在注视着她,渴望她的认可,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羞怯。这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教授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就好像让我平静下来,他让在场的人提问。很多人都很尴尬地盯着自己的膝盖、地板。第一个开始说话的人是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年纪比较大,在场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但除了我。只是听到他的声音,阿黛尔就做了一个很不耐烦的表情。那个男人说了很久出版行业的堕落,说现在出版的东西都是考虑赚钱,而不是文学性;批评家还有报纸副刊也随波逐流、唯利是图;最后他才谈到我的书,开始用比较嘲讽的语气,然后他提到了那些比较大胆的描写,他明显用了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泛泛而谈,离题万里。最后我不说话了,非常窘迫地盯着桌子。那个批评家用微笑和眼神鼓励着我,我觉得他想让我继续说。当他意识到我不愿意继续说时,干巴巴地问了一句:

“还有问题吗?”

在大厅的尽头有人举起了手。

“请讲。”

一个个子非常高的年轻人,头发很长,有些凌乱,胡子又黑又密,他用一种很鄙视的语气谈到了刚才发言的人,随口也讽刺了坐在我身边那位好心的教授。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褊狭、很封闭的国家里,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会抱怨,但没人能出头、能主持大局,重新建构这个国家,让一切运作起来。最后,他开始赞美我小说中的现代性。我从他的声音里认出来,那是尼诺·萨拉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