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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地爱我

让我震惊的不是父母也许会离婚——他们的离婚风波都已经上百回了——而是妈妈对我说的那些话。妈妈的病情竟已发展到如此境地。

电话里,妈妈非常兴奋。

“就算离婚了,我也不要什么分手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个好老婆。”

胡闹,我说。

“分手费都没有,那你怎么生活?”

真是的,快七十岁的老夫老妻还闹离婚,多丢人!

妈妈呵呵笑了。“我跟他一起过。”

“他?”

“最近,他每晚都打电话来。看来对我相当执着啊!”

说完,妈妈又一次呵呵笑了。

“妈妈,喂,你不要紧吗?”

“当然不要紧了。”

妈妈声音干涩地说道。

我边冲咖啡边和丈夫说了这些,丈夫摊开报纸,问:“‘他’是指埃尔?”

我点点头,丈夫苦笑了一下,表情严肃地说:“也许该去看看医生。”

丈夫去公司,儿子去高中,把这两人分别送走后,我在家收拾完,上了二楼,从书架上抽出《家庭医学》。

老年痴呆症,因大脑老化而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精神疾病,不光让人记忆力减退,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读到此处我合上书,心情黯淡。

妈妈挚爱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不是粉丝或追星族那么简单。普雷斯利就是她的人生。妈妈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普雷斯利的海报,衣柜也被剪下的杂志或普雷斯利的周边产品占据。当然,音响里不分昼夜流淌着甜蜜的声音,几十年如一日。有个词叫“大学处女秀[1] ”,但妈妈更麻烦。她的埃尔维斯处女秀是在三十岁之后出现的,就像大多数疾病一样,这东西也越晚越严重。

可怜的是爸爸。他一直觉得妻子很适合穿围裙,是个端庄的贤妻良母,但有一天妻子忽然性情大变。看着她剪了头发烫成鬈发,身穿百褶裙出入舞厅,爸爸一定很恨普雷斯利吧。

埃尔(我们这么称呼他)去世时的事情,我终生难忘。

一九七七年八月,对我们这些家人来说是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妈妈一个劲儿哭泣,我们把所有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每个人都很担心妈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但哭了一个月,她却忽然启程去了美国,说是要去扫墓。那是她第一次独自旅行,第一次乘飞机。

所以,爸爸和妈妈有让人不胜其烦的“离婚危机”(更准确地说,离婚危机正是他们夫妻的历史)。然而大闹着分手分手,结果却到最后也没离婚,最初为之烦心的亲戚们不久也无动于衷了。我也不知从何时起开始觉得,爸爸妈妈正因如此才能顺利相处至今。

这几年,妈妈的埃尔维斯病症愈加恶化。从什么“我梦见了埃尔维斯”开始,到“拉门上映着埃尔维斯的影子”、“我睡觉时埃尔维斯会抚摸我的头发”……她常常一脸认真地说些耸人听闻的话。

即便这样,昨晚妈妈也太过分了。我涂着口红想,竟然说他打电话来。不是“梦到”,不是“影子”,也不是“睡着的时候”,竟是在现实中打来电话。我打开罐装狗粮往碗里倒了一些,然后锁上门上了车。启动车子,系好安全带,翻下遮阳板,照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松开刹车踩下油门,打开收音机。到位于世田谷的父母家,车程大约四十分钟。

“什么不要分手费啊!”

说完,我用力踩下油门。十月小阳春,很美的早晨。

妈妈和以往一样悠然自得,边冲茶边说:“你用不着特意过来啊,离婚这事又没定下来。”语气笃定,很难想象是老年痴呆症患者。

“你喜欢甜纳豆吧?别人给我好多,你拿些走吧!”

我有些烦躁。

“唱片关了,我有话说。”

我的嗓门不由得尖厉起来。关了音响,不合时节的《蓝色夏威夷》倏地断了。

“干什么啊,我特意听的。”妈妈似乎很不满,咕咚一声喝了口茶。

“妈妈,你说他打电话来,是怎么回事?”

妈妈抿嘴一笑,似乎在说“就等你问呢”。

“什么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啊。”

“你不是认真的吧?”

妈妈嘻嘻笑着。

“不要紧吧?普雷斯利早就死了啊。”我说。

妈妈看着别处,装作没听见。

“妈妈!”

“吓死我了!是他打来的电话,那我也没办法啊。”

“从天堂?”

“这个嘛。”妈妈头扭向一边,大口吃着甜纳豆。

据妈妈说,电话每晚十二点准时打来。她一接电话,埃尔首先会低声倾诉爱意。

“用日语?”

妈妈点点头。“他学了吧,为我。”

我哑然。不仅如此,听说低声倾诉完爱意后,埃尔还一定会唱歌。

“用日语?”

“英语啊!《温柔地爱我》。”

妈妈陶醉地哼起那首名曲。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总是这首?”

“是啊,偶尔也想听听别的呢。唉,没办法,这是他最拿手的吧。”

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啊!

“不是恶作剧电话吗?”

妈妈瞪着我。“不是的!”她语气坚定,还小声补充说:“你不懂。”

“会从听筒里传过来。”她极力解释,“他的爱,会从听筒传到我的手上,我的耳朵里。”

我叹了口气问:“爸爸呢?”

妈妈的声音立刻变得兴致索然:“在游戏厅吧。”

等爸爸回来,我们久违地三个人一起吃了午饭。

“哎呀,你好好歇歇吧。”爸爸慢条斯理地说。

“那哪儿行,我又不是来玩的。”

“哦,那也不用这么凶啊。”爸爸喝着加了蘘荷的汤说,“又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趁着妈妈去翻唱片,我小声说:“去看看医生吧。”

但爸爸孱弱地笑了笑,摇摇头。“没什么,不过是她自己跟电话玩。”音响里流淌出《G. I.布鲁斯》的电影插曲。

真是的!我把饭塞进嘴里,生气地望着爸爸从容的侧脸。爸爸完全没有认清现状,什么时候都这样,本来他就不该这么宠妈妈。

“要不然你今天等到十二点?”妈妈忽然说,“这样的话,也能让你听听他的声音。”

言语间充满自信。我想要是电话不打来,妈妈也会清醒吧,一个人同电话玩太不正常了,总之必须把妈妈拉回现实。

“是啊,就这么定了。”

我说完,给丈夫的公司打电话,告诉他我晚些回去。

漫长的一天,十二点似乎永远都不会来。爸爸、妈妈和我既无事可做又无话可说,只能坐着翻翻杂志,吃橘子吃甜纳豆,听着连绵不绝的背景音乐——结婚前我就一直待在这背景音乐里。遥远的日子,埃尔的鼻音,妈妈的哼唱。

晚饭后看了电视,各自泡完澡,我们一起等待那个时刻。虽然觉得不可能打来,我还是特别紧张,一有什么声响便心里一惊。感觉很像知道不可能有幽灵,却还是害怕半夜上厕所。

当然电话没有打来。我们等到十二点半,最先放弃的是爸爸。

“无聊!我去睡了。”

爸爸披着破旧的睡衣爬上楼梯。

“明白了吧,什么电话?都是妈妈你的幻想。”我说,但妈妈却很平静。

“他今天不方便吧。”说完,她又似乎很开心地含着笑,“更重要的是,你再不回去就太对不起你老公了。”

我真想叹一万次气。

“你不说我也会走的。”

“给,带回去吧。”妈妈说。她把茶、柴鱼片、甜纳豆全装进了纸袋,宛如一座小山。

“再来啊!”

我已没力气再和妈妈争辩,抱着沉重的纸袋筋疲力尽地上了车,靠在米色的座椅上闭上眼睛,轻轻吐了口气。启动汽车,打开暖风和收音机。

刚开上大路,我不禁停下车。隐约亮着的电话亭里,爸爸正在打电话。睡衣外披着夹克,捧着个硕大的录音机……

我一时张大嘴看傻了。

“真服了!”

握着方向盘的指尖顿时软弱无力。

“开什么玩笑!”

爸爸每晚都如此在电话亭里放《温柔地爱我》吗?我觉得太傻了,又觉得很气愤。什么埃尔的爱嘛。

我踩下油门,缓缓驶过电话亭。后视镜中,寒酸的普雷斯利越来越小。

“搞什么嘛!”

说完,眼泪忽然涌了上来。

我想,早点回家吧,早点回去喝杯咖啡吧。还要把老年夫妇的二人游戏早点汇报给老公。老公会说什么呢?我笑着行驶在深夜的甲州大道上,奔向有老公、儿子和爱犬等着我的家。


[1] 指高中时期默默无闻的学生,在升入大学、脱离固有生活圈后,形象焕然一新,行事引人注目,仿佛演艺新人华丽的处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