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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望穿天际(三)进城了

1997 年底,我们 12 个人来京报到。

1998 年 1 月 5 日,12 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

当时两个大单位的首长参加仪式。空军首长对我们的入选表示祝贺,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记得,首长对我们褒扬有加,称我们是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空军真是舍不得,但国家有需要,航天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挑战的岗位,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今年空军创建 60 周年大庆,我们全体航天员回了“娘家”,参加了全部庆祝活动。置身于熟悉的部队,听着熟悉的呼啸声,我们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飞行员的队列中。

原国防科工委的首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对空军诚挚致谢。

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十分简短,而且对外秘而不宣,却意味着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神圣的使命,我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那一天,1 月 5 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一样。

刚到航天员大队我们就换了装。但是当时还没有航天标志,也没有航天员的等级。所以那时候还都是戴的飞行员标志。直到我们有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标志,才摘下了胸前的空军部队飞行徽标。

1997 年底,我们 12 人来京报到时,恰逢年终岁尾。接下来就是按上级指示,尽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给的时间是一个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队,开始搬家前的忙乱。那时我儿子杨宁康刚刚两岁,因为太忙顾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辽宁老家。可以想见,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道贺,但并没太多机会坐下来叙谈旧情,他们更多的是在帮我打点行装。

我和战友们平时关系相处得极好,他们和我也不讲客气,都觉得我当了航天员,进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错,条件会更好,什么东西都会有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当了航天员,工资一万多,住师职房,每个人配辆车……这种条件让我和战友们都以为,待遇要翻上好几番。

战友们的意思是,现在你这些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也都用不上,还不得扔!所以,让我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拿,全给他们留下。

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就说,到了那儿给你配车,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歼-6”,我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自行车给骑走了。

还有电视机、床、书架、锅……基本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分了。我最值钱的两万块钱的音响,他们说你也别带走了,给了我两千块钱,拿走了。最后剩下一台旧的录像机没人要。

几天后,我就带着那台录像机,几个木箱子装着幸存的书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来到了航天城。 

到了后看看其他人,和我情况也差不多,带过来的东西都比较少。想来和我一样大多留在原部队了。

航天城坐落在北京的西北部,相对北京市区还比较偏远,进城要走八达岭高速,坐车也挺不容易。我们 12 名航天员和爱人进行了分工,她们去商场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就去买家具。

没有太多时间挑选,看着差不多的东西,大家就一起买回来。我们的家都在一个住宅楼里,所以直到现在,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装修装饰也都差不多。有些人看了,不明就里,还说:“你们待遇真是不错,连这都是统一配发的啊。”

许多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星期完成的,许多事情也在这一星期弄明白:工资还是按级别和军衔走,只加了几百块补贴,但不飞行了,没有飞行补贴,薪金还不如过去多;我们住的都是团职房;每个人配车更是不可能的事,外出还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

家总算安排停当,却被告知自己不能住在家里。我们要住那所专门的两层小楼——航天员公寓,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航天城最神秘的“红房子”。它自成一个小院落,平时有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进入,即使是航天城内部的科研人员。而我们,周一到周五必须住在这里,与外界隔绝,不能离开。

国外的航天员平时是各自分散居住的,只到执行任务前才会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在管理上采用集中管理,从第一天起我们全部14 个航天员便朝夕相处,一同“隐居”起来,成了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