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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五)暂时还是迷

首飞梯队选定时,距离执行飞行任务只剩下了一个月。这段时间,训练的重点转向飞行程序和实际执行任务。

中国航天员训练和整个航天工程的进展是同步的,没有前车之鉴,没有成功范例,摸索中进行,过程中有很多不成形的、不停变化的状态,形式和内容都不可能固定。

比如,我们的训练是针对神舟系列飞船的,但当时神舟系列飞船的技术状态并没有完全定下来,因此,随着飞船技术和功能的调整,训练大纲和操作细则都必须随时跟着调整,而每调整一次就要重新学一次。打个比方说,相当于在建学校的同时要把学生培养出来,教学大楼还没盖好呢,我们就要想象坐在教室里上课是个啥样,有的课老师还没有,就要找老师,发现还得补上一门课,就得再找老师。

而到了这个阶段,整个航天工程绝大部分技术内容都已经定型,训练目标和训练内容才变得明晰和确凿。

这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主要在飞行程序模拟器中进行。用飞行程序模拟器、飞船运动人工控制模拟试验系统等设备,进行正常飞行、应急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类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有针对性地反复训练。

对这些内容的考评,将决定谁成为首飞航天员。

其实,相关的操作,我们已经训练了无数遍,尤其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都是优中选优的胜出者,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个人中间拉开档次呢?这时,专家们给我们设置了一些陷阱。

比如,按正常程序,航天员进舱后首先要对飞船的初始状态进行检查,专家们这时就会故意把状态设置错,看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发现后怎么处置。虽然训练过程都一样,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表现肯定是有差别的,哪怕只是细微差别,专家们都会做出评判。

我们连续进行了五次模拟程序考试,我五次的成绩分别是:99.5分,99.7 分,100 分,100 分,100 分,仍然排名第一。

9 月初,李继耐总指挥亲自主持,召开了评选委员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我、翟志刚、聂海胜三人进行了排序,当时的结果并没有公布,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有比较清楚的感觉:我可能排在第一位,首飞有可能是我。

2003 年 9 月 14 日,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神舟五号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

9月21日到9月24日,首飞梯队的三人进行“人—船—箭—地”联合测试演练。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我已经对飞船的飞行程序和操作规程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比如,飞船在实际发射时,起飞后 3 分 20 秒左右,罩在座舱外的“整流罩”将按程序被抛除,航天员在此时可以见到舷窗外的天空。在演练时,这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景况,不会实际发生。因此,指挥大厅里的老总们谁也没料到航天员在此时会有什么反应。

我坐在飞船座舱中,之前的所有规定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忙而不乱,没有失误。程序刚刚走到 3 分 20 秒时,我认为按实况应当报告这时的状态,于是按照顺利发射时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向指挥中心报告:“整流罩抛除,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了!”

这并不是训练中的规定动作,所以现场的一位老总惊讶地问我们所长宿双宁:“你们的航天员训练得这么好,连这都知道?”

身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宿双宁对此非常自豪:“开玩笑,你都知道的事,他还能不知道?”

这次合练让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得到了印证。

从整个提前演练的环节上看,我们三个人走的程序不一样,我走的是实程序,都是一比一的设备演练,而翟志刚和聂海胜的演练,程序是压缩的。

我告诉自己不可以有半点松懈。我期待着确认心中的那个谜底。

10 月初,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位航天员,都被领导约见单独谈话。总装备部朱增泉副政委负责载人航天飞行的思想工作与宣传工作,他带着一个班子,不仅找我们三个人谈话,还找我们的家属谈话。

首长的谈话内容非常透彻,包括整个行动过程、训练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思想调整、宣传计划、个人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认识、如何对待飞和不飞。

我当时汇报说,从训练这个角度,我觉得飞行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只拿它当一次任务,跟训练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我去飞行,我会做好备份,坚持到飞船离地前的最后一秒,随时准备飞。而对于类似如何对待荣誉、名利,那时真的没有多想,也没想到飞行回来会很“出名”。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朱副政委突然问了我一句:“所里跟你说了吧?”我说:“没有,什么也没说。”他沉吟了一下,说你要保持住,情况很不错的,综合素质排名最高。

在此之前,9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王志采访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当时,我得到的特殊照顾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那时,防“非典”还没有结束,要求我接受采访最好穿着防护服,可穿着它上镜效果又很不好,我和王志就都没有穿。

结果,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工作人员就用几个大电扇,一直对着王志吹,让他处于下风口,这样,他那边的气息就流通不到我这边来。王志就这样一直顶着风采访我。

那个采访场面对我来说很新鲜,估计王志也是第一次在人造大风中采访,我很感动。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厚爱和呵护,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我没有理由亵渎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