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阜陽之北來，抄近路，從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關。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後方的社會治安真好，我直奔阜陽，一路上也沒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學校西遷，我隻身橫跨中原，也沒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搶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見堤外浩蕩的洪流，穎水的支流泉河。我還在堤上看見城裡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墊得很高，灰頭土臉的顏色，一片馬不停蹄、風塵僕僕的模樣，然後，出水芙蕖一般，高高地飄揚著幾面鮮明的國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許久。我大約有五年沒看見這面耀眼生輝的旗了。淚眼把那一面一面分佈羅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紅霧。那片刻時光裡，我覺得我把阜陽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見了，後來，夢中的阜陽就是灰暗的空中幾抹水汽氤氳的霞色。
通往西關的路上另是一番景況，道路兩旁都是簡陋的野店，它們的顧客就是吱吱扭扭絡繹而過的獨輪車。然後是高粱田，比高粱還矮的茅屋，與茅屋相望的「亂葬」墳場。這種墳場是沒有章法、無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隊在這裡槍決人犯，有時，子彈穿破頭顱，半個頭顱的屍體倒在農家門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設在西關外的打蛋廠，我入學這天，不巧碰上警備司令部「出紅差」，學校圍牆的牆頭站著一排學生引領而望，「以昭炯戒」的佈告貼在牆上。那時，我已知道，這是戰爭，戰爭輕視人命。而且，我知道，戰爭不僅看輕敵人的生命。抗戰是血寫歷史，這血，不僅僅是同志的血，也不僅僅是敵人的血。
我動身離家以後，在高中部讀書的二表姐趕緊到西關打蛋廠去替我報了名，先佔住一個名額。我到達打蛋廠時，二表姐算準行程，早已在那裡等候。
第一步手續是到教務處報到，承辦人問我：有沒有偽政府發的良民證？有沒有日本人開給的通行證？本來有一張嶧縣警察局發給的證件，可是在宿州車站又被收回去了。那麼火車票呢，車票也可以當證明文件。我當然連火車票也拿不出來，心情非常緊張。想不到承辦人說：「我給你寫證件遺失。」這才鬆一口氣。
有人真聰明，他在宿縣下火車，把票根藏起來，謊報遺失，申請補票，來到阜陽，憑票根入學。我也並非一點憑據都沒有，蘭陵小學開給我一張結業證明書，我還記得校長署名是王九三。問答之間，我完全忘記這張文件，等到入學手續辦好才想起來。
流亡學校采證太寬鬆了，辦學的人處處替你設想，你從敵偽佔領區來，經過重重盤查，任何一封信，一張字條，一個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麼把那種官樣文章帶出來？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見這樣體恤下情的當權派。
承辦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結論：「你來讀初中，年齡太大了，我只能給你寫十四歲。記住了，你今年十四。」緊接著奇峰突起：「生日是哪一天？」
這一問，我無地自容。依故鄉風俗，忘記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從小到大沒吃過生日面，沒收過生日紅包，從來沒人對我說，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馬上替我解圍：
「不知道，我給你寫四月四日，記住了，四月四日，男兒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個名字？」這一問，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來他處理過許多同樣的案例，他一一幫助那些孩子渡過難關。學生想改名換字，他無條件贊成，以為這樣日本鬼子就找不著這個孩子了。好吧，我也換個新名字。說起來他也還是個大孩子，剛剛離開大學，一臉童子軍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艱難複雜，所以辦起事來這麼果斷，這麼有擔當。他後來離開學校，到西安去做公務員，我還和他通信。很慚愧，我終於還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時想起他，也不知官場把他磨圓了沒有。
報到的手續辦完了，旁邊有一位老師，光頭、圓臉，身材矮胖，操著難以聽懂的膠東口音，朝我們開了一炮：「任何學校都要防止學生作弊，唯有咱們這個學校，想盡辦法幫助學生作弊。這真是教育界的奇談！」
霎時間我幾乎魂不附體。我真怕他這一番話否定了我的入學資格。還好，沒人理他，他並不是這個問題的權威，雖然他的話有理。
十四歲，四月四日生，還有……離開教務處，我不是原來的我，我覺得我是一個被捏造出來的人，一個謠言。
那以後，我隨波逐流，又被捏造幾次。隨機變化個人歷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後來發現，有人連家鄉的地址也是假的，他離家前夕，父母反覆叮嚀幾件事，其中包括一個另外捏造的永久通信處。中國老百姓經歷的患難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別人看不見、找不著。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出中國大陸，學校解散，許多學生滿地奔走，再換一個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難，不過，只要你記得他的老家在哪一縣、哪一鄉，只要寫信到他的老家去打聽，還是能找到他們的下落。我後來作文章，寫出這麼一段話：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鄉。任你在鄰國邊境的小鎮裡，說著家鄉人聽不懂的語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萬人口裡；任你在太湖裡以船為家、與魚蝦為友，都可以從你的家鄉打聽到你的消息。有一個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遷移了，流離了，村中換盡與他們素不相識的人家，這些後來的住戶竟能說出原有住戶的行蹤，原有的住戶儘管到了天涯海角，儘管和昔日的歷史斬斷了關聯，也像有什麼靈異祟著他、附著他、驅使著他，非向原來生長的地方掛個號、留句話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頭、地下的螻蛄也會對著來此尋親訪友的人自動呼叫起來。
我們這些乘著大撤退的狂風落到台灣的人，也有人思來想去、覺得再改個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沒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驚弓之鳥，遇人往壞處假設，三番兩次改名字總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險，對別人危險也就是對自己危險。你看，一代一代從災難中學到的小聰明有什麼用，危險的事情有時並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