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10日

入獄前那幾年,我成了上流社會的象徵性人物,正是這個上流社會到頭來帶著十足的輕蔑,毫不留情地把我送入大牢。自從在牛津求學起,我就成了處處受歡迎的角色,不過只是花瓶。離開《婦女世界》之後,我就開始了輝煌的書籍和劇本寫作生涯,成為英國名流們力求創造的藝術行列的中堅人物。對那些有眼睛看沒有耳朵聽的人來說,我的戲劇作品全是社會事件。在早年,我矢志以求的一個目標是把藝術帶入生活中,通過戲劇,我發覺我可以把藝術和生活完美地結合起來。我本應該也把觀眾完美地結合進來,但我現在才明白,可惜已經晚了,唯余嗟歎。

我的作品從來沒有在上等劇院上演過,比如獨立劇院和新世紀劇院—若是能在這樣的劇院上演,那對我來說該是多大享受—我是倫敦西區的標誌,就如同塞沃依旅館是該區的標誌一樣。當然我知道我的戲劇都是為了賺錢而寫的塗鴉之作—不過是精緻的塗鴉之作—一旦它們獲得了成功,就立刻遭到我的拋棄:若有作品失敗,我反倒視若珍寶,宣稱它才真正表達了我的藝術聲音。

我的首夜演出和上演本身一樣,都經過精心策劃:在國王大道的小劇院,年輕的男子們身上佩戴著綠色的康乃馨—那外甜內毒的花兒,象徵著生命的凋敝;女人佩戴著百合花,這花使整個倫敦香氣四溢。王子會來,整個上流社會會隨之而來。只有批評家覺得不合時宜。

我很鋪張浪費:記得以前我曾經說過,最浪費錢的辦法是把它存起來。直到後來我上了破產法庭的被告席,我才意識到自己的鋪張浪費所帶來的真正代價—這代價是不能單純用金錢計算的。我當時的穿著十足鮮艷,更像是凱爾特人,而不像如今的英國人。我為一枚紐扣就會花費10.6英鎊,如同其他昂貴的事物一樣,買到手後不久,這紐扣就過時了。我習慣了每天都添置一件新衣—我成了收集自己遺物的聖徒。服裝是現代文明最完整的反映,畢竟,我是踏著布匹在生活的海洋上乘風破浪,如同藉著斗篷環遊的浮士德。

我還有一點像凱爾特人:我建設金城堡,然後鑽進去。我租了一輛雙輪雙座馬車,預支一筆費用,讓它隨時帶著我跑。為了逃離家庭生活,我去飯店、旅館和私人家中。我有時會坐到皇家咖啡館,與人討論一些荒誕不經之事;有時我到威利家裡,和荒誕不經之人一起共進晚飯。我愛慕虛榮,世人熱愛我的虛榮。如果有什麼讓英國人羨慕的話,那就是成功,在舞台和流行報刊上,我成了人們競相效仿的對象。在這些輝煌的日子裡,我如皮可·德拉·米蘭杜拉[132]一樣光芒四射,我想我也和他一樣,生活在風信子的時代。

我和公主、公爵夫人們常來常往,和她們平起平坐。我到鄉下拜訪她們,在倫敦和她們一起用餐。我成了她們的座上賓,但也只是星期六流行音樂會的一種替代品,我想用今天的話來說,我是在「賣唱求生」。她們讓我到她們的客廳裡去,是因為我給她們的幻想賦予了生命。在晚宴上,在招待會上,在沙龍,在咖啡館,我的身邊都有一班可以翻雲覆雨之人:我並不對他們卑躬屈膝,但是我理解他們,因為我和他們一樣認可外表的重要性。對那些盛裝之人,我用機智逗趣;對那些未受教育之人,我以悖論應對。我把他們自己的幻想帶入我談話的光輝之中,我讓他們閃光。他們之所以能閃光,是因為他們本身是透明的。在我因「風化問題」被控告的時候,英國人才意識到我在搞什麼名堂,他們覺得我欺騙了他們,所以全都氣憤地踐踏我。

我的談話是無懈可擊的—我把談話變成一門藝術,我能把真正重要的問題藏掖起來。不過我從不讓聽者失望,這便是我個性的一大缺憾。我得承認,我喜歡別人讚揚我。我喜歡別人喜歡我。但我真正的過錯不是我抵擋不了奇怪的罪惡,也不是我結交無用的人,而是我明明知道名望和成功的欺騙性,卻仍孜孜以求。所以我把虛偽化成一門廣受稱頌的哲學。我宣稱虛偽反映了個性的多重性。

不過我不眷戀這些上流人物的圈子。這些人珠光寶氣,有模仿鳥[133]的鮮艷顏色。現在沒有當時那些「真正」的朋友在身邊,我感覺反而自在了。和有錢有勢的人在一起,我從來就沒有感覺到完全自在—我是為他們在表演,這有時候讓我覺得很是厭倦,讓我感到非常空虛。和其他作家在一起的感受也差不多:我比他們勝出太多,和他們在一起,總是感到不舒服。只有在完全接受我的人面前,我才會卸下狂歡節的面具,談談心,享受一份甜蜜的舒適。

阿達·列維森是我在倫敦時最親密的朋友。她總能給我留下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信息,我叫她「斯芬克司」。我經常在很晚的時候到格洛斯特路上她家的小屋。每次我都能發現她在做一些大有裨益的事,比如大聲朗讀德文。不過我總是不太去在意。

「啊,斯芬克司,我看現在你閒著啊。很高興你在家的時候遇到你。」

「我很少在半夜後出門,奧斯卡。」

「那你真是頭腦清醒啊,斯芬克司。平常只能在茶色的陽光下看到你,那時的你讓男人都駐足欣賞你的美。」

「恐怕他們是在駐足查看我的美跑哪裡去了吧。來,喝杯茶,奧斯卡。」

「你丈夫去哪兒啦?你把他藏起來了?」

「歐內斯特睡了。」

「睡了,午夜之後?斯芬克司,我對你就有些吃驚了,你怎麼這麼慣他?」

「奧斯卡,看來今天晚上你肯定是和很乏味的人在一起。你現在張嘴都是廢話。」

「我和斯坦霍普閣下在一起[134]。其實,他不過是個誇張了的農夫而已。我們進去吃晚飯的時候他堅持要我談丁尼生。」

「你不是挺喜歡丁尼生嗎,奧斯卡?儘管我總覺得他是文學界的西德尼·柯爾文[135]。」

「不要對西德尼·柯爾文不敬,否則就顯得太少年老成了,太過頭了。」

「我做什麼事不過頭?康絲坦絲有沒有告訴你我今天下午和她一道去逛商店了?」

「有我的錢,再加上你的品位,她一定創造奇跡了。」

「她好像心煩意亂。兩次要買絲束,都被我制止了。」

「是啊,我自己也經常和她說絲束的事。你說她心煩意亂。煩什麼煩啊?」

「你不要明知故問了。她說她很少和你打照面。她還說她發現阿瑟從你的臥室裡拿走三個空的香檳酒瓶子—」

「空瓶子不拿走還能幹嗎?」

「她還說,你母親抱怨你從來不去看她。我很抱歉要和你說這些,奧斯卡,不過說實在的,也只有我願意和你直說。」

「我知道,親愛的斯芬克司,我是跑這裡來表達後悔的。你說要給我喝的東西呢?我想我還是自己去拿吧。」

「步子輕點,樓下有僕人。」

「我晚上還拿僕人們開過玩笑。我說我一直喜歡他們:沒有他們,什麼晚會也難開好。你喜歡這玩笑嗎?」

「好像你沒有開出你平常的水平來吧,不過湊合吧。」

「這很好笑的。我有沒有告訴你我寫的新小說?我把它取名為《兩次斷頭記》。我現在還沒有什麼主題,不過這名字倒很有趣的,是不是?」

就這樣,我們一直聊著,直到一方實在困了。到這時候,我就說:「斯芬克司,我現在就已經聽到太陽神的馬在門口急不可耐地揚蹄了。我得和你道別了,還有正在睡覺的親愛的歐內斯特。」

「是啊,『認真的重要性』。[136]」

「好像這玩笑你沒有開出你平常的水平來吧,斯芬克司,不過湊合吧。」然後我就走上泰特街,在自己的床上醒著躺到天明。

現在,我回首這些夜晚,想從往事中尋找這種愛和謙卑—若在現在,它們能給我指明方向—的蛛絲馬跡,卻找不到了,不存在於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和我之間了。就是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說不定也是在逢場作戲。這段時期,我太春風得意,一切盡在掌握,我知道我能輕而易舉地適應不同的偽裝。但我也在想,我當時確實是—或者我認為我是—對自己的生活有很強的把握,我能進入別人要求我扮演的任何角色,同時又能置身這些角色之外。我卸去了一個面具,只會顯露出另一個面具。我當時把世界想像成是我的世界;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狂熱的喜樂把我吞噬了。我天馬行空。

但事實上,我並沒有真正的自由。我被自己的成功束縛了,就好像困在一個四周全是鏡子的屋子裡,我四處轉身,但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變得只是一道景觀而已。在深夜,我經常在泰特街的寓所裡坐著,試圖冷靜地思考。在這些死寂的時光,我知道了我到了什麼樣的處境。

如果說我在倫敦的黑夜發現了我自己的客西馬尼[137],在其他很多方面我卻和基督相反。荊冠套在他神聖的額上,而他那一顆大愛之心上卻盛開了永生之花。我的額上套著愛神木和葡萄枝葉,而我的心卻被這個世界帶毒的飛鏢刺得奄奄一息。在我的戲劇中,我輕視那些對我最親密的人;在生活中,我背叛了所有對我最親近的人。我是一個堆滿鮮花的邪惡力量,毀滅了所有靠近它的人。

現在,所有曾經愛過我、仰慕過我的人全部離我而去,我不能確知我究竟是誰。我從苦難中熬過來了,但災難花了我的眼,奪了我的思想,把我變得像個初離母體的嬰兒。在孤獨之中,我發現我既沒有了行動,也沒有了想像。我經常一連好幾分鐘,甚至一連幾個小時地從對著院子的小窗口向外張望,腦中空無一物。

發生過這麼多事,我,一個曾經對個性的力量大書特書的人,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個性了?那將是我的生活的悲劇,倘若我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悲劇的話。我只能真實地說一件事:世界和個人形成了狼狽為奸的奇特關係,在我身上的這種關係中,世界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我的一切奔波無不是為了追逐人們的讚譽,我最大的災難是對享樂的熱愛。

當然這就是我癡迷於隱士生活的原因之所在,因為真正的藝術家總是在尋找這些頭上戴著頭罩的,「和自己相反」的人。我向權威人士詢問過這些聖徒—福樓拜、維裡埃·德·裡斯勒·亞當[138]—的生活,甚至以此為主題開始寫自己的小說。在監獄裡的那些天,我寫了一些片段,但到迪耶佩後被人偷了。我相信我寫到米奈納公主到了隱士洪諾留的山洞,用她的絲和香精誘惑他。她向他講述罪和宮殿,而他卻告訴她自己是如何愛神。她嘲笑他衣衫襤褸,他則求她離開自己。她向他耳語美味佳餚,說吃了這些東西就能回憶起俗世的生活。她還輕蔑地把他的粗麵包扔掉,把他奉上的一杯發黑的水倒掉。他抵制不住誘惑了。寫到這裡我就沒有接著往下寫,但我心裡已經想到了結尾,我要把結尾寫下來。

驕傲的米奈納把洪諾留撩撥得情難自已,洪諾留禁不住把自己的嘴對上她的嘴—在這裡我要有鐃鈸的樂聲—但神的降罰卻是凡人難以預料的。在這個投降的動作之中,洪諾留一命嗚呼,由於他的擁抱太熱烈,米奈納無法掙脫。死去的洪諾留身體逐漸冷卻,他的雙臂還緊緊地圍在米奈納身上,如同老樹的根。米奈納驚恐萬狀地看著這個被自己引誘犯罪的人的身體:這具還緊緊擁抱著自己的屍體就在眼前腐爛。就這樣,米奈納也死了。這個結尾美不美?

畢竟,命運的順逆自有一種奇特的公正:一開始,我們大聲哭訴它的不公,然後它竊竊私語一般把來自我們靈魂的秘密告訴我們,我們默默地垂下自己的頭。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在社交和金錢上的成功如若繼續下去,更有可能把我毀滅,甚至比災難造成的毀滅還嚴重。作為藝術家的我在邁向死亡,必須進入囚禁,然後才可得到重生。在成功的日子裡,我就像一條大金魚,因吃了太多麵包而把自己噎死。這樣的吃法沒有帶給我營養,只是把我的胃擴大了。

說擴大,我倒是真擴大了—胖得幾近臃腫。我貪杯,太貪杯,以便繼續著那種驅使我前行的精神陶醉。我的妻子很不開心—我的小兒子也不跟我親近了。家人不對我多說什麼,我不大看到他們,他們也不是很想見我。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些把我捧得高高的讓人觀望的那種—警告我不要在放縱的迷霧中迷失自己。我記得有一次和蕭伯納一起在皇家咖啡館談話的情形。他把我拉到一邊,平靜而嚴肅地和我談論我的生活的走向。我記得他說過:「你在背叛我們,在背叛我們愛爾蘭人。」我對著他的臉大笑。我無法把他的話當真。然後他說他重讀了我的一篇小說《漁夫和他的靈魂》—他還說到了我在小說中表達的觀點:沒有愛的滋養,生活就不會開花結果。自然,他這話又被我當耳邊風了。

還有其他的事。在我的極盛期,人們懷疑我有駭人聽聞的醜行。我的作品—特別是戲劇—含有揭露這些秘密的證據,這正是我最為害怕的。但英國是偽君子達爾杜福[139]的故鄉。只要我能逗這些英國人開心,他們就不去管這些關於我個人生活的蜚短流長。但我也受到同樣的虛偽的影響—我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我內心深處也有一個聲音在低聲告訴我,我的生活是空虛的,我的成功是欺騙性的。

《一個唯美主義者的遺言:奧斯卡·王爾德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