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談一個人的性格和品性，就不得不提他的愛好。就我個人的愛好而言，首先我想說的一點就是，咖啡對我實在是太重要了。每次講學旅行，我四處奔波在各地做演講，都必須隨身攜帶含咖啡因的藥片，以便在沒有條件喝濃咖啡時嚼上一片提神。有一次我去薩爾茨卡默古特地區的格蒙登小鎮做演講，去講堂之前我匆匆走進一家咖啡館，點了一杯在維也納被稱為“卡布茲納”（Kapuziner）的咖啡帶走——這是一種加奶很少的濃咖啡，顏色很深近乎深棕色，類似嘉布遣會修士的袍子，因此得名；[1]可是當時服務員卻拿給我一杯“格施拉德”（G’schlader），這種咖啡水多味淡，與卡布茲納恰恰相反，於是我不得不匆忙折返回賓館取咖啡因藥片。你猜，我在賓館大堂被什麼人攔住了？被一名嘉布遣會修士，這名修士從修道院的藏書館拿了幾本我的書，過來跟我索要簽名。
在我80多年的人生歲月中，登山一直是我的激情所繫。記得有一年，我被強制佩戴猶太星標識，也因而無法外出登山。在我的朋友胡貝特·格祖爾（Hubert Gsur）一再邀請下，我才鼓足勇氣摘下猶太星，去攀登霍爾—萬德峰（Hohe Wand），當我到達萬德峰時，無法自已，低頭親吻腳下的岩石。
隨著年齡的增長，登山者體力的衰退可以通過自己常年積累下來的經驗和純熟的技巧來彌補，從這個意義上說，登山這項運動是獨一無二的。集中全身力氣攀爬在山崖之間，只有在這一刻，我才能把我的下一本書、下一個演講拋在腦後。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2]曾在《奧地利大學報》（Österreichische Hochschulzeitung）中寫道：他懷疑，就算給我27個名譽博士學位，也沒有將阿爾卑斯山中的兩條由我開拓的登山道命名為“弗蘭克爾道”，讓我來得激動。這一點真的毫不誇張。
我曾經說過，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是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賭博和顱部手術；我還要說的是，對我來講最幸福的時候，就是登上一堵風景壯美的崖壁之後，在山中宿營棚溫暖的小屋子裡與最親愛的同伴一道度過的那個甜美夜晚。像那些沙漠旅行者一樣，我在高山險峰中穿行，也是為了使自己在孤獨的攀援中心無旁騖地集中精力思考。可以說，我這一生中幾乎所有重要的決定，都是在獨自向上攀登的時候做出的。
我不光在阿爾卑斯山區留下我攀登的足跡，而且還爬上過塔特拉山，甚至有一次還從一條極為險峻的山脊登頂，登山難度達到四級，當時艾麗也陪在我身邊。此外，位於南非開普敦的桌山也被我征服了，那次我正好受南非斯泰倫博什大學邀請為一個慶典活動做演講，便趁這個機會前往桌山，登山時還是南非登山俱樂部的主席為我做嚮導。同時，我和艾麗還偶然成為設在美國約塞米蒂峽谷的登山學校的第一批學員。
我的一些朋友認為，我對登山的激情與我對於“高空心理學”（Höhenpsychologie）的興趣息息相關，我曾在193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並詳細闡述了這一概念。能夠印證這一點的是，我在68歲的時候才開始接受飛行課程培訓，而幾個月後就能夠在藍天中獨自駕駛飛機翱翔了。
現在，我還想說說我的幾個無傷大雅的小癖好。比如說，我很喜歡領帶，不過這種喜愛是柏拉圖式的，當它們擺在展覽架上時，我會為它們的精巧美麗讚歎不已，即便我知道它們現在和以後都不會屬於我也無所謂。
如果在一項愛好上鑽研得足夠深入，你就不再是一知半解的門外漢，而是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了。在鏡框設計方面我可以算得上專家，由於我這方面造詣頗深，一個全球數一數二的鏡框加工企業邀請我做顧問，這家企業會在它的產品大批量生產之前把產品樣圖給我，徵求我的意見。
至於那些遠不到專業水準的業餘愛好，我也做得興致盎然，一點兒也不羞怯。我嘗試過作曲，創作的一首哀歌還被專業人士改成管絃樂，在一個樂團公開演奏，後來還上過電視——電視上播出的一支探戈舞使用這支曲子做配曲。
幾十年前，我前往位於挪威維克松小城（那兒距離首都奧斯陸一個小時的車程）的一家精神療養院，參加一個為期幾天的意義治療主題的研討會。
“在我進行開場演講之前，會有人介紹我嗎？”我問這家療養院的主管醫生，他也是這次會議的主辦者。
“有。”
“是誰呢？”
“一位奧斯陸大學的年輕精神病學教授。”
“那他知道我嗎？”
“他不僅知道你，還對你評價很高，事實上，正如他所說，他對你的崇拜很久之前就開始了。”我壓根兒不記得見過這麼一個人，因此對這事非常好奇。接著，主管醫生告訴我，這位教授很久之前就認識我了，並且一直對我極為讚賞——原來，他出生在南摩拉維亞的波霍熱利采鎮（Pohoelice，德語：Pohrlitz），也就是我父親的家鄉，他父親是當地教堂的一名僕役。
那是在一戰爆發之後，我們一家生活極為拮据，夏天只能去父親的家鄉消夏。在那兒，我哥哥組織當地業餘戲劇社進行演出，他在這方面很有一套。那時我們的演出都是在農舍前的庭院裡進行的，一排圓木桶上搭上擱板，就成了我們的舞台。劇社成員都是些十四五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帶著磨禿了的假髮套，扮演老邁的施蒂格利茨博士，也演過來自內斯特羅伊的流浪漢克尼裡姆。而這位現在聞名遐邇的奧斯陸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艾廷格博士，那時候還是個小不點兒——他年齡比我小幾歲。我扮演的克尼裡姆的形象，給這個波霍熱利采鎮教堂僕役的兒子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後者把我視為終生的偶像。事實上，他對我的意義治療沒有任何概念，在他的記憶中只有那個小維克多·弗蘭克爾和他扮演的克尼裡姆。
我還真的寫過一部劇本，這件事漢斯·魏格爾（Hans Weigel）在我的書《追尋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3]再版時寫的序言裡提過，下文中我還會具體說這本書。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天主教神父還將我這本關於集中營經歷的書改寫成劇本，把它搬上了戲劇舞台，該劇的其中一幕在多倫多首演——當時我要在這個城市最大的禮堂、多倫多劇院進行演講，這幕戲是作為我演講的開場。維克多·弗蘭克爾在這個劇中出現了兩次，一次作為集中營關押的囚犯，一次是該劇的解說；還有一個維克多·弗蘭克爾此時正坐在場下看戲——那就是我。
[1]嘉布遣會修士的德語Kapuziner，音譯為“卡布茲納”。——譯者注
[2]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Juan Battista Torello），精神病科醫生，天主教神父，居住於維也納。——譯者注
[3]德文版原名為《向生命說Yes！——一位心理學家的集中營經歷》（…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維克多·E. 弗蘭克爾（著），青年&人民出版社（Verlag für Jugend & Volk）， 1945年在維也納出版。本書多次再版，被譯成22種語言，僅在美國銷量就達900萬冊。——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