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中學的時候，在精神分析的影響下，把自己幼時做醫生的職業理想進一步具體為做一名精神病科醫生。
有段時間，我信誓旦旦地對外宣稱，我想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或者助產士，直到有一次，一個醫學院的學生W. 厄斯特賴歇爾——他後來在阿姆斯特丹定居，問我是不是連索倫·克爾凱郭爾都沒聽說過？我告訴他克爾凱郭爾的一句名言：“絕望地不想要是自己”[1]——這是我在精神病學領域以外可以跟別人賣弄的談資之一。這名學生說，我在精神病學領域很有天賦，而我也很認同他的說法。
真是難以置信，別人不經意的一句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發生如此大的轉折。不過正是從那以後，我堅定了自己“在精神病學領域中實現自我”的選擇，不再猶豫不決。
我真的在精神病學領域有天賦嗎？——我問自己。我只知道一點：如果真的有的話，那麼它一定跟我的漫畫天賦有關。
不管是作為漫畫家，還是作為精神病科醫生，我都需要首先找到一個人的弱點。不過，作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或者至少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還要從他的（實際）弱點中敏銳地發現克服這種弱點的（備選）方法，從他的糟糕境況裡捕捉到某種可能性，來給他的境況賦予某種意義，從而將某種看似無意義的痛苦轉換為一個真正的人類成果。事實上，我一直堅定地認為，沒有蘊涵著某種意義的可能性的境況是絕不存在的，這一想法的核心內容在意義治療中得到詳細而系統的闡述。
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從事精神病學工作的願望和需求，他就算再有這方面的天賦又有什麼用呢？我們不僅要問，為什麼他有能力成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更要問，他為什麼想成為一名精神病科醫生，不是嗎？一些思想幼稚的人會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是為了由此獲得一種掌控他人、操縱他人的權力。不錯，知識就是力量，由於我們掌握了某種知識，而其他人卻並未掌握，因此在這樣一種由知識形成的秩序裡，我們便擁有了左右他人的力量。
這一點在對他人進行催眠的時候體現得最為明顯。必須承認，我青年時對催眠術很感興趣，在15歲時就能夠成功地催眠別人了。
我在《日常心理治療》（Psychotherapie für den Alltag）一書中說過這麼一件事：在羅特席爾德醫院工作時，我曾做過一段時間的麻醉師，有一天我的上司普裡馬裡烏斯·弗萊施曼交給我一個光榮且很有前途的任務——對一個老太太進行催眠。這位老人需要做手術，卻因為身體原因不適合接受常規的麻醉，而局部麻醉不知為何似乎對她也不起作用。於是我真的開始嘗試，用催眠的方式讓這位可憐的老人在手術中感覺不到痛苦，最後我幸運地做到了。
不過我還是打錯算盤了！我除了得到醫生們的溢美之詞和病人的感謝話語之外，還收到來自一名護士的措辭強烈的譴責——她在這個手術中全程負責為我的催眠配樂。後來她跟我抱怨，我那一遍又一遍單調無聊的催眠手段不僅對病人，也對她產生了作用，使她不得不在整個手術過程中拚命抓住最後一絲神智，與腦子裡的瞌睡蟲作鬥爭。
還有一次是我年輕時在瑪利亞—泰雷津堡神經醫院工作的時候，當時我的上司格斯特曼教授[2]讓我為一個被失眠折磨的病人做催眠治療，於是那天晚上我躡手躡腳地溜進這位病人的雙人病房，坐在他的床前，在接下來至少半個小時裡不斷地重複說：“你現在非常平靜，感到舒適而疲憊，你越來越困，呼吸悠長平穩，你的眼皮很重，所有的煩惱都離你遠去……很快，你就睡著了。”
此類的話我不斷地說了半個小時，當我準備悄悄離開病房時，沮喪地認為，我沒法幫助這個可憐人了。
讓我驚訝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踏進這個病人的房間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棒了，你說了沒幾分鐘，我就睡著啦，而且睡得特別香。”說話的是另一個病人，我催眠的那個病人的同屋。
有時候我催眠的力量可能會被高估。前不久我還在夜裡3點的時候接到一個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電話裡的那位女士堅持要求，我們這次通話的話費應當由我來出。我暗示這位女士，我似乎並不認識她，她卻告訴我，這是一件性命攸關的事，一定要我幫忙。於是我支付了電話費，並意識到，這位女士可能是患了某種妄想症。原來，她感覺自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秘密跟蹤，而我是全世界唯一能幫助和保護她的人，也是唯一有能力這麼做的人。而我不得不讓這位女士失望了，不過我也沒有讓她徹底失望——她請求第二天夜裡還是這個時候再次打電話過來，我沒有拒絕，不過這次我拒絕支付中情局的費用。
[1] 克爾凱郭爾在1849年出版的《致死的病症》一書中，對絕望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他將絕望分為三類：絕望地不自覺到有一個自我、絕望地不想要是自己和絕望地想要是自己。——譯者注
[2] 約瑟夫·格斯特曼（Josef Gerstmann）， 1887年7月17日出生，著名維也納神經病學家，瑪利亞—泰雷津堡神經醫院理事。流亡美國期間，發現了“格斯特曼綜合征”（主要症狀為失寫、失算、左右分辨障礙）。——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