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裡，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去美國的簽證，最後，就在美國宣佈參戰前夕，我終於接到書面通知，讓我去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那一刻我卻愣住了：難道我要扔下我的父母單獨離開嗎？我清楚他們將面臨怎樣的命運——被遣送到集中營。我要跟他們說聲“再見”，然後把他們扔在這裡聽天由命嗎？這簽證可只是給我一個人的！
我猶豫不決地走出家門，在外面漫無目的地溜躂，心想：“這應該就是那種典型的急切祈求上天給予啟示的情景了吧？”回到家，我一眼就看見桌子上放著一小塊大理石殘片。
“這是什麼？”我問父親。
“這個？啊，這是我今天在那個被燒燬的猶太教堂的廢墟裡撿到的，它是一塊刻有戒律的大理石碑的殘片。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它上面的這個希伯來字母是出自十條戒律中的哪一條，因為只有一條戒律是以這個字母開頭的。”
“那是哪一條呢？”我接著問。
於是父親告訴我答案：“當孝敬父母，讓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賜你的土地上得以長久。”
就這樣，我留在了上帝賜予我的這片“土地”，留在了父母身邊，任由簽證過期——這就是那一小塊大理石殘片的故事。
也有可能，其實我在內心深處早已經做了決定，我所獲得的“神諭”實際上是內心良知的回音。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投射測試，如果其他人處在我的位置上，說不定在他眼中這塊大理石只是普通的由碳酸鈣構成的物質——不過如果說這是一個投射測試的話，那麼這算不算是他“存在的空虛”（das existentielle Vakuum）的投射呢？
說到這兒，我還想提一下，這之後不久，我的心理治療技術還使得我和父母被遣送進集中營的時間往後推遲了大概一年。那天早晨，我被電話鈴聲吵醒，打電話的是蓋世太保——國家秘密警察，他通知我要在幾點幾分到他們的本部集合，我問：“我需要帶一套換洗的衣服嗎？”
“當然。”對方回答。這就表示，我將不會再回來，而是被直接送去集中營。我去到那兒，一名黨衛隊成員對我進行審訊。他問我一個潛逃出國的間諜的具體情況，我回答說我雖然知道這個名字，卻從來沒跟他接觸過。接著他又問道：“你是一個心理治療師？你知道怎麼治療廣場恐懼症嗎？”於是我給他解釋了一下。
“我有一個朋友得了廣場恐懼症，我應該怎麼幫助他？”
我回答：“你告訴他，他一感到害怕，就對自己說：我不是害怕在馬路上跌倒嗎？好極了，這正是我希望的：我跌倒了，馬路上的人都圍上來，還不止這些，我被撞傷了，我的頭撞破了，心臟停止跳動，諸如此類。”總之，我告訴他，如何——在“他的朋友”身上使用“矛盾意向法”的治療技術。其實我早就猜到，他說的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這個（間接的）意義治療應該是起到效果了，否則我無法解釋，為何這之後我和我的父母沒有直接被送去集中營，而是又在維也納多待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