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楚河漢界話中國

華夏文明的組織

黃河,自古以來便被公認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其實,嚴格來講,只能算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

黃河的水,固然是人類生存和耕種不可或缺的,但「黃河之水天上來」,也指出黃河的特色是長年氾濫成災。為了治理這個嚴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邊的各個部族,不得不組成某種程度的「命運共同體」,這便是華夏文明的開端。

從傳說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炎帝王朝)、黃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時乃達到華夏文明發展的最高峰。

由於治理水患需要彙集人力,華夏文明講求組織,並由固定的領導者分層管理,最高的領導者便被稱為「共主」。依情勢及力量的輪替,「共主」在一段期間後,便由有力量者取得,從有巢氏到周王朝,便像征著共主領導權的輪替。當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統的親疏及部族規模的大小,將很多「小領袖」安排在這個領導的「政治體系」中。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組織從鬆懈到逐漸緊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後,組織的完整和系統化已至相當令人驚訝的程度,社會秩序和組織力量的發揮也到達了最高潮。

這個組織講求階層管理,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或部族應謹守自己的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與和共主間的親疏關係,也區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種等級,以緊密的組織來發揮集體的力量。這種井然有序的結構和關係,便是日後孔子最為推崇的。其實,儒家的思想系統,便是在華夏文明體系中發展出來的。

自成體系的楚文明

傳統的史學觀,總把注目的焦點集中在這個華夏文明體繫上,把他們活動的地區稱為「中原」,也只把他們視為中華民族的代表。

其實,華夏文明蓬勃發展之際,在目前中國版圖的各個地區,更存在著數萬個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過去,很多的史學家,總把楚文明視為華夏文明內一個附屬的偏遠次級文明,並將其歸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即使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落人這個窠臼中,這多少是「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新資料中,逐漸證明楚文明不但不同於華夏文明,並且很早便擁有自成一體的文化,相當的精緻並特殊,甚至比華夏文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同於華夏文明的「火」及「鳥」類圖騰族,楚文明以「蛇」及「獸」類圖騰為主,分佈地區幾乎遍及黃河南岸到長江南北岸。或許由於山嶽及沼澤太多,這個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獨立性高,作戰的機動能力很強。目前有不少史料顯示,伏羲氏及黃帝王朝可能也來自這個文明體系的較北方部族(詳見拙作《亂世經營術》。也就是說,這個圖騰族很早便參與了中原華夏文明的「爭權奪利」。

不過,自從黃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堯,被原屬東方烏圖騰族的帝舜篡位後,帝堯的殘餘勢力被流放於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歷經夏、商、西周王朝連續將近一千年,除了少數幾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這個圖騰族幾乎退出了華夏文明的政局。

蛇獸圖騰族的特色是以遊獵為生,活動力強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間的組織鬆懈,大多採取平等的聯盟方式,不像華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階級組織。在中央組織上,楚文明也採用集體領導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領導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務上都必須咨詢各大部族的長老或領袖。加上其族群分散於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結的力量較弱,使楚國在整體作戰力上並不顯得特別強。不過,這個分權的聯盟組織,在人類文明的貢獻上,絕不亞於黃河流域的華夏體系。

南北對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時,楚國自身已有了相當完整的政治體系。領導者也自稱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諸侯是歸屬於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轄。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處於南北對峙的狀態。

日後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個「熊」字,應與獸圖騰族有關,也有史家認為可能與黃帝的「有熊氏」屬同一部族。《帝王世紀》書中便記載著帝堯被帝舜流放到長江流域的傳說,或許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後,「落葉歸根」的行動。相信在那個時候,黃帝王朝的重要長老也有不少人跟著南返,楚王室或許便是由這些部族發展出來的。

遊獵部族的規模通常不大,但活動力強,影響幅員也較大,其政治組織皆屬鬆散聯盟。「共主」沒有太大的權力,但名義上卻可領導頗富作戰力的龐大團體,因此他們的聲勢遠大於實力,楚國便是屬於這樣的組織。(在美國西部開拓時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這種聯盟部族的型態。)春秋時代,楚國幾乎已整合了黃河南岸到長江流域的整個區域,統轄人口之多,也絕非中原各諸侯國所可比擬。而且楚國各部族皆好勇鬥狠,善戰又認真,沒有一個中原諸侯不對他們感到畏懼。幸好,楚國是分權組織,楚王真正能動員的兵力有限,否則即使中原大諸侯聯合對抗,可能也不是楚國的對手。

不過,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國有多強,中原的「共主」也絕不會給予平等待遇。因此當西周王朝建立時,楚「共主」曾基於禮貌向周武王表示慶賀,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賜給他一個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當時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麼意思,所以沒有產生爭執。

《史記》上便有如此記載,楚武王熊通曾對東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們的祖先在周成王時,已經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顯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給他們的封號,後來乾脆也自稱為王了。

諸侯國的稱霸與抗楚

春秋是這兩股文明南北大對抗的時代。這段期間,楚國繼黃帝王朝之後,趁中原亂局,再度積極地向中原擴充其勢力,所以楚國屬於攻擊者,華夏文明的歷任霸主則屬於守勢的一方。

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成為中原第一個非周王室的「實質共主」,其攘夷的目標除北方少數異族外,最主要對像便是楚國。管仲以「八國聯軍」南征,卻雷聲大雨點小的以和談收局,主要便在於他沒把握憑借實力擊敗楚國,因此巧妙地避開了即將展開的正式對決,以維持住齊國在中原的霸權,也暫時阻擋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認是齊桓公中原霸權的繼任人,所以也盡畢生之力阻撓楚國勢力的北侵。泓水之戰,他明知必敗,仍奮力一擊,成了護衛中原的悲劇英雄。雖然此後中原霸權出現了短暫的斷層,但宋襄公的拚命,卻導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間的政治鬥爭,致使楚國整合無力,無法揮軍北上,否則楚國稱霸中原可能會提早數十年。

晉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諸侯有力量再度抵擋住楚成王的攻勢。晉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國接受政治庇護,因此相當瞭解楚國的優勢與劣勢。就任晉國領袖後,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間的矛盾,在城濮之戰中,巧妙地擊敗了楚國,也把楚成王的爭霸雄心徹底澆熄了。

晉楚間的長期對抗,雖各有勝負,但卻導致兩國力量的趨於衰頹。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孫莊王雖稱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國霸主之位的美夢,但楚國長年耗損國力,終為東南方新興的吳國所敗。

吳越先後稱霸,象徵著長江流域的部落實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實力也穩穩地超越了北方。楚國最後雖再度滅亡越國,統合黃河以南到長江流域各地區,但楚國的文明在歷經動亂後也更形複雜了。

由於吳國早年曾接受晉國的經援及軍援,因此吳文明中有大量火圖騰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齊魯地區有眾多移民進人吳越境內,使馬圖騰文化也跟著入侵,再加上越國原有的水族圖騰,使得原本就頗複雜的楚文明,在併吞吳越後更形多樣化了。

戰國亡雄的格局

筆者曾沿長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獸蛇圖騰外,鳥圖騰的痕跡也相當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難,因此進入戰國時代後,楚國的領域雖然更大了,但競爭上的表現反而不如春秋時期。

長期戰爭,使殺人的武器大為進步,鐵兵器代替銅兵器,殺傷力大增;戰爭的形態也由壓倒對方氣勢的英雄式勝利,逐漸轉成屠殺對方的毀滅性戰爭,大多數國家便在激烈競爭中遭到滅亡。經歷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時代,原本三千個諸侯國,最後只剩下了韓、趙、魏、齊、楚、燕、秦的戰國七雄與零星的姬姓小國。

激烈的生存競爭,使諸侯領袖的關心重點,漸由天下爭霸轉為自己國家的安危。加上小諸侯紛紛消滅後,大諸侯間的緩衝區沒有了,競爭不再只是為了爭面子,而是攸關生死之大事。

七強並立,誰也制服不了誰,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國領導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國在強大競爭下為求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趨向國家主義,而富國強兵也成了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標。

原本最強大的楚國,在吳越稱霸期間,為了整合長江流域政治勢力的需要,也暫時退出了中原霸權的爭奪。因此使韓、趙、魏三國可以在較小的挑戰下,承襲了晉國的霸業,而在戰國初期的表現上較為優異。

但條件愈好,危機也愈大。韓、趙、魏地處中原要衝地帶,承受的競爭壓力最大,在歷經多次戰爭以後,國力劇烈消耗,反而成為了最早的輸家。

東方的齊國,一向以經濟掛帥,作戰力原本不強,因此面對強烈競爭,其表現遠不如以鬥智為主的春秋時代。除了在齊威王、宣王時有曇花一現的強勢外,齊國在鬥狠的角色上顯得手足無措。戰國中期後,在和北方新興軍事強權燕國的連年征戰下,更是兩敗俱傷,自顧不暇,無心參與中原的爭霸。

以幅員來講,楚國仍是雄視群倫,只是分權聯盟造成其力量很難有效集結。其間在楚悼王時代,兵法家吳起雖曾以生命為代價,促成楚國的中央集權改革運動,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後,急於施展富國強兵之術的李斯所以會拋棄祖國,西入秦境尋求發展,也在於深感楚國集結國力困難,規模雖大,卻不適於激烈競爭的挑戰。

秦國的興起

最經得起挑戰的,卻是原本最為弱勢的秦國。秦國的祖先是商王朝時代鳥圖騰族的長老——蜚廉和惡來的後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國之初,他們成了重級戰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運之悲慘有如猶太人亡國之情境。

殘存的部落領導人遠離了故居——東方的黃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傳後代子孫,逃到山西一帶,靠養馬維生。不久便由於他們的專業技術,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養馬官員;周穆王在位期間,更以軍功被封於「趙」,成為了晉國的大夫,也就是日後戰國七雄中趙國的祖先。

蜚廉長子惡來的嫡傳後代則往西逃得更遠,他們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來,並和當地的戎人雜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約二百年以後,才以軍功受封於秦地,並恢復了贏氏一族的稱號。(有關秦國這段艱辛的建國史,在拙作《秦公司興亡史》有詳細敘述)。

周平王東遷時,秦國的領導者由於近水樓台,護駕有功,獲得賜封周王室原有的鎬京精華區,因而國勢大振。傳至秦穆公時,更擊敗當代霸主晉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戰國初期,秦國的國勢曾一度衰退,而且國境多次被魏國的兵法家吳起攻破,喪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輕的秦孝公即位後,力求革新圖強,任用魏國出身的法學家商鞅,十二年間進行兩度革新變法,改部落為郡縣,力行中央集權,國力才隨之暴增。因此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已成為當代首席強權,在國際上被稱為虎狼之國。

諸子國家的平流競進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華夏文明諸國一向講求組織以發揮集體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會組織結構的緊密到達了最高峰。當時施政的著眼點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組織階層分明——王、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份的認同,後來儒家學說便以此為藍本而形成。

長江流域一帶,自然條件良好,生存競爭壓力不大,因而哲學家思考上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為上天所賜,平等成了主要精神。於是以老莊為主的道學,便成為楚人「無政府」主義或「微政府」主義的基本人生觀。

但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強,國力的整合卻對楚國構成最大的挑戰。面對平等分權的各部族,楚國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將他們共同統轄在楚王的指揮下。「法家」便在這種氣氛下發展而成,李斯及韓非都是楚國大儒苟子的學生,也就是說法家是以道家為本、儒家為用,乃南北哲學的綜合體。不過在無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國,法家的發展並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國,在沒有重大包袱的情況下全盤的接受了。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戰力大增,聲勢暴漲,正好合乎全面競爭時代的需要,因而各諸侯國爭相傚尤,國家主義急速抬頭。昔日重視社會階級倫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義,雖有孔孟等大師級人物的宣揚,仍漸趨沒落。數千年的華夏文明至此破滅,結合南北文化的嶄新文明即將誕生。

秦帝國的興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國擊潰了包括楚國在內的其他六大強國,中國再度恢復了統一的領導權,版圖則包括一直不屬華夏文明的楚地和吳越等地方。經由國家主義和中央集權的洗禮,統一六國後的秦王政,其權勢已非昔日天下共主或周天子所可比擬。為了給自己一個合乎身份和時代需求的稱號,秦王政於是自稱為「始皇帝」,中國的文明體系至此也跨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不過,秦帝國的政治發展並未成功地邁向嶄新的文明。過去的成功經驗,限制了她的創造力,反而成了失敗的關鍵。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雖成功地促成秦國政治的整合,使其有能力統一六國。但將這種制度,硬是用在統一後的龐大版圖和複雜的文明體系中,卻導致了嚴重的帝國貧血症。軍事統一雖算成功,但緊接而來的行政和文化統一則全然失敗,統治效率十分低落。因此秦始皇不得不藉著長期巡幸來宣揚皇權,最後竟累死在巡視的半途上。

統一六國的戰爭中,楚國由於是分權部落國家,因此並未遭到全面擊潰。最後主力的項燕軍團雖然失敗,主將也死於戰場,但分佈各地的部族仍擁有相當的獨立抗戰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時,便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隱言,楚地的游擊活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為重點,主要原因便在於此。

鬥智鬥力的楚漢相爭

始皇去世後,首先起義的陳勝、吳廣使以楚軍作號召,初期聲勢最大的反抗軍——項梁軍團,更是以楚軍主帥項燕的後代自居。二世皇帝期間,六國幾乎全部恢復,但楚軍系統的反抗集團不但扮演主要角色,人員方面也佔了一半以上。

項羽和劉邦也都屬於楚人,項羽更是繼承項梁軍團的楚軍嫡系。劉邦的集團大多屬楚國的平民階級,原本是附屬項梁軍團的副帥,應算得上是楚軍的庶系。

中華民族自稱為漢族,主要是來自於劉邦所建立的大漢帝國,但劉邦的王朝之所以稱為「漢」,卻是個偶然的因素。

秦帝國崩潰後,項羽的楚軍掌控大權,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分封天下諸侯。由於劉邦集團首先入關,依約定應為關中王,但項羽擔心劉邦聲勢過大,危及本身領導地位,乃將劉邦分封於「漢」,這便是劉邦國號的由來。

「漢」是目前的漢中盆地,屬四川省的一部分,跟華夏文明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當時是個偏遠的低度開發區,對中原地區或原來泰國首府的關中盆地,交通都非常不方便,算得上是個相當不錯的「政治冷凍庫」。

日後劉邦在韓信的協助下,復出關中,進入中原,和項羽展開為期四年的楚漢相爭。

為了對抗力量日正當中的項羽西楚軍團,劉邦展開諸侯大聯盟,最後更以四面楚歌(表示楚軍也投入劉邦的漢集團),來瓦解項羽軍團的士氣。所以楚漢相爭,可以視為劉邦的楚庶系聯合中原諸侯,以對抗項羽的楚嫡系的一場戰爭。由於劉邦出身民間,沒有傳統的包袱,他成功以後,一個融合華夏文明及楚文明的新世紀,便很順利地誕生了——這便是影響中華民族日後發展最為重要的大漢文明。

氣質獨特的劉邦

劉邦——這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王朝的開創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卻是意外的低。

如果說劉邦由於出身低,所以在專制的封建社會裡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在當今的民主社會中,劉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看不夠重」。

中國的史書,絕大多數是官方紀錄,只要描寫到皇帝,難免都視之為天生「異種」的真命天子,特別是開國君王或盛世名君,幾乎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但被處了腐刑(割切生殖器)的司馬遷,對漢王朝政權的大老闆們,難免有股無法消除的心結。加上這位撰史的血性漢子,本身又有天不怕地不畏的傲骨,讓他大膽地在其作品《史記》中,對他的頂頭大老闆漢武帝以及漢王朝創辦人劉邦,作了相當坦誠的批判;不但和日後史書上的傳統「官方說法」有很大不同,也使我們對這位皇帝的人性面,有較多的認識與瞭解。

這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原本是相當珍貴的「原始資料」,只是習慣於恭讀帝王史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反而被誤導了。因此有不少人,對這兩位中國史上少見的傑出領袖,有著相當不公平的低估。

特別是有關劉邦這部分,由於司馬遷對漢王朝的「國賊」項羽,不但給予正式地位的承認並編入「帝王本紀」中,對其能力和風範作相當平實的評價;更在比較中,顯露劉邦領導風範的不足。

後世的史學家,立刻根據這份「鐵證」,嚴厲批評劉邦的能力和風格,有人以狡猾、陰險的政客視之,有人以其成功只是在善於用人及運氣好而已(其實這兩點在領袖的特質上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以前的歷史地位和劉邦頗為雷同。基於對平民英雄豐臣秀吉的特別關愛,日本的史學家和小說家,也普遍較同情短命而悲劇的豐臣王朝,對推翻這個孤兒寡婦的政權,進而建立260餘年太平盛世的德川家康,反描寫成陰險、狡猾好欺詐的老狐狸。一直到山岡莊人的長篇歷史小說《德川家康》出版後,才以生動的筆調,詳細的刻劃出德川家康的政治個性和爭霸心程,也才使日本民眾對德川家康轉輕視為尊重,更掀起了長達數十年的研究「德川家康」熱潮。

本書倒沒有如此龐大的野心,為劉邦作徹底的翻案,只是因為筆者本人對劉邦創業個性的一點好奇,希望能以一個嶄新觀點來對劉邦作一番研討,更希望借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前輩先進和年輕學者專家,共同來關心這位大漢文明開創者的歷史命運。

劉邦的個性的確相當有趣,有時形同無賴、滿口粗話、善變又狡猾,但大多時候,他倒相當能壓抑自己的脾氣,待人寬容而有度量,作事不計較利害,如同頗有修養的長者。誠如西進關中前夕,楚國長老對他的評話:「沛公,長者也。」或許便是指他這種大而化之的性格。但有時候他不只對他人寬容,對自己也的確放縱了些,進而顯得稍欠「大家風範」。

不過,他一向講情義,自認是俠義圈中的道上英雄。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便是戰國末年四公子之一的魏國貴族快客信陵君,並常以此而自許。從早年的待人處世上,可以看出他刻意模仿信陵君的「影子」,因此也很得鄉里中下階層的好漢們敬重,儼然是黑道中較重俠義倫理的大哥級人物。

每到緊要關頭,劉邦倒立刻變得徹底的理性。為了團體目標,他常能忍受相當的痛苦及風險,甚至忍心犧牲部屬,絕不遲疑。彭城戰敗時,為了加速脫離險境,他連子女都能丟出車外。滎陽對峙中,項羽欲烹殺其父以要脅其投降時,劉邦竟瀟灑地要求分一杯羹,光是這種不怕人指責的勇氣,已有資格成為歷史上的大人物了。

在《史記》的〈高祖本紀〉中,劉邦從一出場,便是虛張聲勢、滿口狂言,且經常都是出自肺腑的「吹牛」,連蕭何都批評他:「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只是這些令人討厭的假話由他講來,卻顯得特別的自然,並不覺得特別的可惡,這或許便是劉邦最有魁力的地方了。

當代名士呂公,在劉邦未成名時,便肯將掌中明珠送給他當妻子。謹慎又富謀略的蕭何,從年輕時便特別關照劉邦,最後更奉獻了終身的忠誠。自負極高的韓國貴族張良,便公開表示:「沛公殆天授也(意謂劉邦真是少見的天生奇才)。」常勝將軍韓信也是為他至死不悔。

從這些史籍記錄中,我們絕對可以確信,劉邦雖有點輕浮,但絕不是只懂得騙人及耍小伎倆的普通小狐狸而已。

猛獅與狡狐

早年,筆者曾在日本閱讀到一代史學大師湯恩比的訪日談話記錄,其中有段說到劉邦的觀點,當時著實讓筆者大吃一驚。

這位二十世紀的史學大師竟然表示,人類史上最有遠見、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位政治人物,一位是開創羅馬帝國的凱撒,另一位便是創建大漢文明的漢高祖劉邦。

這兩位政治領袖的命運也頗多相似處。凱撒早年受制於龐培及克拉蘇,劉邦也被項羽打得團團跑;凱撒在帝國建立前夕便遇刺身死,劉邦也在即位不久,於征討英布的戰爭中身受重傷,沒多久便病逝於任上。他兩人都未能目睹帝國之建立、文明的興起,但由於他們的遠見和領導,人類的歷史展開了新的紀元。

凱撒在西洋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劉邦比起他來便遜色多了。由於司馬遷的公正記載,這位大漢帝國開創者的歷史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自稱漢民族的後代子孫完全的認同。

湯恩比的一番話,興起了筆者對劉邦的高度好奇,一直想好好找機會來探討一番;這位被自家人批評為老狐狸,卻為外國學者公認世界最出色大政治家的創業者,兩種截然不同觀點下的真面目,到底是什麼?

不少人讀到楚漢相爭的歷史,總覺得很納悶,劉邦幾乎常常吃敗仗,卻是「打斷手骨反更勇」,屢敗屢戰,終能鹹魚大翻身。項羽每戰必勝,孩下一場大敗,卻連生命都輸掉了。他們之間的差異,除了運氣好壞外,到底還有些什麼?

事實的真相和大家的印象,經常有相當距離。平心而論,項羽稱得上是古今中外難得一見的軍事奇才,但不論戰略或戰術,劉邦的確都高他一籌,這也就是劉邦跟項羽公然表示的「我鬥智而不鬥力」。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名政論家馬基維利,在其經典名著《霸術》中寫道:一位勝任的君王,必須擁有獅子般的兇猛,和狐狸般的狡詐……獅子般的兇猛,才不會被豺狼欺侮;狐狸般的狡詐,才不會掉入獵人的陷阱,但如果兩者不可得兼,則寧可擁有狐狸的特色較為有利些……。

劉邦和項羽的創業個性和爭霸歷程,正好是馬基維利這段名言的最好詮釋。

《劉邦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