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蘇魯的出現
如果不是這件事的發生，曼德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主動離開這兒。
曼德拉在礦上的時間並不長，養父大衛就派人根據線索找到他，目的很明確，讓曼德拉回家。曼德拉有自己的思想和目標，他只好再次逃跑。這一次逃跑，他來到了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距離約翰內斯堡有15公里，是一個不大的市鎮。和大都市約翰內斯堡比起來，亞歷山大在某些方面比較開明，比如它允許黑皮膚的非洲人購置地產。
這條政策促進了這個市鎮的發展，很多家境殷實的非洲黑人到這裡來購置財產。到1943年初，當地人口已達6萬。
亞歷山大的物質條件不如約翰內斯堡，但人文環境則要比約翰內斯堡強得多。在大街上，隨處都可以看到光著腳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窪窪的小街上興致勃勃地踢著球。
曼德拉來到這裡之後，租住了一間小房子，作為自己的落腳之處。
這間小房子的條件非常差，房頂是用鐵皮做成的，上面用石頭壓著，每到下雨就滴滴答答響個不停，也漏個不停。
曼德拉手中還有些錢，他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努力學習點知識。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曼德拉很難集中精力。房子小，人來人往，加上經常停電，他只能每天晚上點蠟燭熬到深夜。
正在曼德拉不知道怎麼辦時，他有個關係很好的朋友建議他去找西蘇魯幫忙。
西蘇魯也是從特蘭斯凱來的，在亞歷山大這個小鎮子搞房地產，他為人豪爽，又樂於助人。在此之前，曼德拉也聽說過這個老鄉，苦於不知道他的背景情況，更不知道他住在哪裡，所以一直沒有聯繫上。
西蘇魯全名叫沃爾特·西蘇魯，是一個混血兒，來自特蘭斯凱的恩科波，他的父親是白人，母親是黑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包工頭，當初在恩科波監督修路時，認識了西蘇魯的母親，兩人同居後生下西蘇魯。
監督修路的任務完成後，他留下一筆錢，離開了西蘇魯母子，此後再也沒有露過面。因為是混血兒，西蘇魯的皮膚要比其他黑人孩子白一些，卻又比白人孩子黑一些，夾在中間使他特別難堪，同時也使他從小對白人更加仇恨。沒有父親的西蘇魯一直跟著媽媽生活。
西蘇魯的人生閱歷很豐富，他信奉過宗教，崇拜過日本，參加過奧蘭多兄弟會。直到1940年，他才最後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歸宿，加入了非洲人國民大會。
經過朋友介紹，曼德拉和西蘇魯很快見了面。兩個年輕人熱情地擁抱、交談，很快，兩人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瞭解了曼德拉的情況後，西蘇魯提出讓曼德拉搬到他的公寓住，並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事務所的管理工作，每月給曼德拉2英鎊的薪水。這讓曼德拉非常高興，他欣然應允。
曼德拉的運氣確實不錯，他遇到了西蘇魯這樣熱心腸的人。事實上，西蘇魯並不富裕，但總是會想盡辦法幫助其他黑人。
兩個年輕人的關係很好，西蘇魯比曼德拉大6歲，他在18歲時便來到了亞歷山大。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高層領導人中，他學歷最低，但他的閱歷無人可比。在鄉下時，由於叔父早死，他16歲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種植莊稼，放養牲畜。舉行過成人禮後，他決定出去闖世界。
第一站就是約翰內斯堡，他第一份工作是礦工。當礦工的經歷是他永遠也忘不了的：天剛亮就從床上爬起來，坐吊車下到離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鎬和鏟子使勁挖，後面是白人監工催命般的叫喊。礦工們不能把食物帶下礦井，只能帶上能提神的麥特酒。餓了的時候，匆匆吞兩口飯填飽肚子，然後一直幹到晚上，從礦井出來才能吃上口熱飯。
西蘇魯回憶說：「我剛到礦裡的時候，很不習慣。一下班後就精疲力竭，想睡覺。我總是把晚飯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頭便睡。礦井裡空氣渾濁，氣溫與地面相差很大，很傷身體。」每當西蘇魯回憶起那段艱辛的日子，語氣裡總是帶有一絲淡淡的憂傷。「我當時什麼也不懂，只會和礦工們一起發牢騷，有些年長的礦工策劃罷工時我的勁頭最大，恨不得一下把這罪惡的制度踢個底朝天。」
受不了金礦上變態的工作，他辭職了，到了東倫敦的一家餐廳當幫廚。後來他又回到約翰內斯堡，在一家麵包房工作。
同樣地，在白人苛刻的管理下，他們的待遇非常差，為了提高工資，他帶領麵包房的工人罷工。然而，白人老闆非常卑鄙，他採用逐一擊破的手段，將每個工人都說服，在原工資的基礎上復了工，卻將他解雇了。隨後，他在好幾家工廠都幹過，與不同的白人老闆發生衝突，抗議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樣的結果使他極為沮喪。他只好靜下心來研讀英語。當他完成了四級課程後，他便興致勃勃地為一家叫《班圖世界》的報紙寫起關於科薩民族領袖的文章來，這既逼得他進一步加強英語學習，同時也使他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更為瞭解。
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逐漸成為親密的戰友，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律師界的後起之秀
當西蘇魯瞭解到曼德拉的抱負是學習法律的時候，他立即答應提供經濟幫助，使曼德拉通過夜大學習的模式，學習到更多的法律知識。
曼德拉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他靜下心來努力學習法律知識，很快，他就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並順利通過法律入門考試。
曼德拉永遠都不會忘記，畢業典禮那天，西蘇魯為曼德拉買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和一件畢業典禮的長袍。隨後，他又給了曼德拉更大的驚喜——將曼德拉的母親和姐妹們用車接到大學城。
西蘇魯如此不計回報地幫助曼德拉，讓曼德拉非常感激。
此後，他又介紹曼德拉到一家白人律師事務所上班。曼德拉給這些律師當學徒，同時又利用業餘時間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學習法律。
在這家白人公司，曼德拉得到了很多幫助，學習了很多知識。在這裡，曼德拉第一次直接與「白人」打交道。在南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白人是體面的商人、知識淵博的老師，地位高人一等。在這家律師事務所，他為白人工作，並與他們坐在一間辦公室裡。
他很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上班的情形。他剛走進辦公室，一名資深的打字員就對他說：「曼德拉，我們這兒沒有種族歧視。要是後勤送來水果，你直接到盤裡拿就行了，不用拘束。後勤已經為你購買了兩個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對了，要小心高爾，他可是脾氣很壞的傢伙。」
公司的辦事員高爾非常傲慢，在政治上很激進。曼德拉來了以後，他總裝得像個上司一樣，很多事情都讓曼德拉處理，即便是他分內的工作也會交給曼德拉。曼德拉一直都很寬容，不想跟高爾爭吵，每次都是任勞任怨，他覺得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有一天，當曼德拉正對著他口述文件時，一個白人顧客走了進來。高爾顯然覺得很難堪，他為了向別人證明曼德拉不是他的上級，於是從錢包裡拿出兩個便士對曼德拉說：「小子，去商店給我買支紅色的書籤來。」
在這家公司，曼德拉學習到很多知識，他的法律知識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完善，漸漸涉及各個領域和行業。甚至有一次，他以一家製造廠員工的身份幫助製造廠打贏了官司，為製造廠挽回很多損失。
憑借完善的法律知識和寬容的態度，曼德拉在律師界活躍起來，並結識了一些白人律師。通過西蘇魯的介紹，他又到一家更大的白人律師事務所就職，並作為工讀職員與事務所簽訂正式合同。這種形式在當時還從沒出現過，即一邊工作，一邊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攻讀法律。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學以致用的極好機會。
僅僅半年的時間，曼德拉又憑借紮實的知識跳槽到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律師事務所，並在那裡工作了3年。
在這家公司發生的一件事情讓曼德拉終生都難以忘懷。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存在很多違反法律的規定，通常在這類案子上，曼德拉都是據理力爭，從不作出半點讓步，很多時候，他被推上風口浪尖，成為政府打壓的目標。
有一次，曼德拉的一個上司警告曼德拉：「小伙子，不要參與政治，對非洲的種族歧視政策，盡量做到視而不見。」
只是，他的上司做夢也沒料到，這名黑人小伙子不僅沒有對種族歧視視而不見，反而帶領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並成為南非共和國的總統！
婚姻與生活
當曼德拉在學校和公司基本安定後，他的養父大衛再次找到他，讓他成家。曼德拉明白養父的苦心，點頭同意了。
1944年，曼德拉與西蘇魯的表妹伊芙琳·梅斯結婚了，伊芙琳在一家醫院當護士。婚後，他們在奧蘭多成了家，位於約翰內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離市區大約10公里。
奧蘭多到處是形式統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沒有什麼風景，顯得很荒涼。還好，西蘇魯夫婦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也是一名護士。不久之後，奧利弗也慕名而來，他在聖彼得學校教自然科學和數學。
成家後的曼德拉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還要到學校去上課，非常辛苦，而且曼德拉選修的業餘課程都是晚上上課。最要命的是，上課的地點並不固定，有時在約翰內斯堡的公眾圖書館，有時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
每天上下課，曼德拉都要坐很長時間的火車，而且受到夜裡11點鐘宵禁的約束，這些客觀條件都給他的學習帶來很多困難。
但與曼德拉在工作中遇到的阻力相比，這些並不算什麼。由於曼德拉對政治很敏感，尤其關注種族歧視方面的案子，他的上司總是有意無意地告訴曼德拉，讓他集中精力成為一名優秀的律師，從而能夠「贏得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讓他遠離政治。
可是曼德拉並不同意這麼做，此時的他已經將自己當成一名非洲民族主義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律師。另外，在西蘇魯的影響下，曼德拉非常渴望能夠加入歷史悠久、持續性強的黑人政治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
然而，非洲人國民大會卻因為經費及循規蹈矩等原因，慢慢衰落了，一些會員脫離非洲人國民大會成立了非洲民主黨。
曼德拉認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而他的責任是要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推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他決定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號召更多的年輕人加入進來，激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活力。
第一次正面對抗
一天，曼德拉與3個同學一同登上一輛有軌電車。剛坐下來，就聽到車上的白人售票員氣急敗壞地向曼德拉喊叫：「你是一個卡佛爾人，你怎麼能夠到電車上來？」
在南非，卡佛爾人即異教徒、潛在的危險分子。
曼德拉的同學諾維克很生氣，他告訴售票員，曼德拉不是卡佛爾人，而是一名法律系學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樣有資格坐電車。
售票員並不相信，他甚至將車停住，叫來警察，要求警察將他們驅趕下去。
包括曼德拉在內的4名學生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一起被帶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局長態度蠻橫地要求曼德拉擬定一個聲明，內容是聲稱（由於疏忽）3名同學將他「帶到了車上」，曼德拉嚴詞拒絕，並大聲抗議。
有一個同學趕緊給他們的老師費希爾打電話，請求他來保護他們。費希爾立即趕到並答應第二天在法庭上為他辯護。
經過一番據理力爭，警察局最終將他們釋放了。這一種族歧視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體會到種族主義政權的荒謬和罪惡，更堅定了他為自己民族而戰鬥的決心。
不久之後又發生了一件事，徹底將曼德拉推向了為民族戰鬥這條路。
曼德拉每天要乘坐火車來往於學校與奧蘭多。此前的單程車費一直是4便士。後來運輸局以戰時物價高漲為理由，將車費提高到5便士。
這一舉措立即遭到了很多非洲人的抵制，他們紛紛拒絕乘坐火車。在當時，大約有1.5萬名非洲男子和婦女排成長達3英里的隊伍步行到約翰內斯堡去上班，幹完一天苦工後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當時除了有幾輛火車和貨車供年齡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婦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兩條腿。
這一次抵制火車的鬥爭持續了9天，最終，非洲人取得了勝利，運輸局讓步了。
曼德拉很高興，以為反抗取得了成績。可不久之後，他才發現，他被運輸局的白人忽悠了。
在很多非洲人為初步取得勝利而歡呼時，運輸局發出一份聲明：
由於「緊急情況」，重新把票價提高到5便士，並建議非洲人向僱主索要額外的交通費。
這是一條很荒謬的建議，人們議論紛紛。尤其是亞歷山大的居民，他們果斷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這一建議對那些沒有固定工作的人，如臨時工、洗衣女工、兒童、探親訪友者和尋找工作的人來說，毫無意義。另外，這還可能導致亞歷山大的居民失業，因為僱主寧願僱用住在離工作地點近的人。
運輸局出爾反爾，非洲工人繼續實施對火車運輸的抵制。曼德拉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每天，（我看見）許多工人、洗衣女工背著沉重的工具，佝僂著背，赤著足，艱難地拖著腳步往前走，沒有人願意屈服。」
儘管公共汽車照常行駛，售票員還滿臉堆笑地招攬乘客，甚至還假惺惺地喊出「有警察護送，非常安全」之類的宣傳，但是一個乘客也沒有。
這次的反抗活動一直持續了7個星期，在這7個星期內，運輸局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更可憐的是那些來往工作的人。他們掙到的只是微薄的血汗錢，付出的卻是疲憊不堪的代價。最終，運輸局推出了一項政策：工作日的票價恢復到4便士，節假日和週末的票價則提高到6便士。
這次的反抗最終取得了勝利，同時也使很多非洲黑人認識到，即使在南非種族主義肆虐的情況下，團結仍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覺悟亦逐漸成熟起來，1944年可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非洲人國民大會
非洲人國民大會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國民大會，創立於1912年1月，於1925年改名。它的創始人是4個年輕的律師，在布隆方丹召開了一次會議。
塞梅是創始人之一，他當時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大學和英國法學協會學成歸來。他的目標是將全非洲人民聯合起來，建設非洲人自己的家園。
塞梅認為，分散的部落各自為政，這是不正常的，這種局面造成了愚昧、災難和落後。
就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歷史事件發生了。在當時，這只是一次普通的集會性質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各部落的首領，有政治聯盟的領導人，還有牧師、律師、記者和教師，來自南非各地。與會人員克服了部落和語言的不同、城市和農村的差別，教育家約翰·杜比當選為大會主席，塞梅則當選為司庫政部長。
這個組織大部分複製了美國議會的組織形式，也學習一些英國議會結構和程序的因素，設有議長和部落首領組成的參議院，他們的目標是爭取在議會、教育、工業和政府中取消種族歧視。
與會人員是純正的非洲人，但並不仇視白人。他們接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在白人的政治結構中追求自己的權利，但也並不這麼簡單，因為反對白人的種族主義本身就包含著反對黑人的種族主義。在之後的幾十年時間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未偏離反對種族主義這個方向。
在第一次大會召開的時候，人們做了祈禱，高唱「上帝保佑非洲」「上帝保佑非洲」，後來，這首歌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黑人的國歌。
1925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有了自己的旗幟，由黑、綠、黃構成的三色旗，黑色代表非洲土著黑人，綠色代表土地，金黃色代表資源。
然而，在之後的時間，非洲人不斷為反對不公平的待遇而鬥爭，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了其中一些行動，組織人們遊行、集會、派代表團與政府談判，遞交請願書等各種可能的行為。很不幸的是，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進一步的壓迫和警察的暴行。
非洲人國民大會組織的常規反抗行動，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因此逐漸被非洲人所放棄。很多非洲人批判他們太過軟弱，永遠不會使用拳頭，只會循規蹈矩，像個傳教士一樣「喋喋不休」。沒取得任何成效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逐漸淪為一個無人問津的機構。
就在關鍵時刻，詹姆斯·卡拉塔對非洲人國民大會進行大膽的改革，吸收新鮮血液，把一些有思想、有幹勁的年輕人吸納進去，非洲人國民大會逐漸走上了非常規的反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