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蔑視運動」

聖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於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人物,他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民族主義者和爭取能以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

1891年,甘地從英國大學取得律師資格,回到國內,到南非一家公司當法律顧問。後來,應印度富商達達·阿卜杜拉的邀請,去南非德蘭士瓦處理一起4萬英鎊的債務糾紛。這時的南非可以說是種族歧視橫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決定留在南非領導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可以這麼說,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後形成並開始付諸實踐的時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於西印度波爾班達爾貴族家庭,年少聰慧、好學,很小就熟讀印度教經典,並把「逢惡報以善,用德報以怨」作為自己的處世格言。通過學習《聖經》和《可蘭經》,他進一步認識到,所有宗教都包含著仁愛精神,而在世俗社會中,任何政治鬥爭都應以「仁愛」為主旨。這使他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論。他認為,對於惡勢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強者的武器,強調愛和真理的統一。非暴力抵抗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面要堅持真理,不向惡勢力低頭,另一方面寧願自己作出犧牲也不施暴力於敵人。

1906年8月,德蘭士瓦政府公佈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規定8歲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須領取登記證,以便隨時檢查,違者處以罰款或驅逐出境。面對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甘地在印度人中積極組織動員,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後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與印度人組織達成協議。協議規定:政府釋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則應自行登記。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並沒有履行承諾,取消這項法案,反而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亞洲人登記條例》。為了抗議政府的欺騙行為,甘地積極奔走,再一次發動非暴力抵抗運動。8月16日,參加反抗運動的印度人燒燬了2000多張登記證,反抗取得初步勝利。

政府為了迫害甘地,邀請甘地的家人來勸說甘地。在這種兩難境地下,為了黑人的平等與解放,甘地淨身出戶,放棄了貴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運動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組織的非暴力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領2000多名印度礦工,其中包括127名婦女和60名兒童,從納塔爾的紐卡斯爾向德蘭士瓦前進,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認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廢除人頭稅。

隊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諧的狀態。政府得到消息,組織了大量軍警前去鎮壓。

面對大量的軍警組成的人牆,遊行隊伍毫不畏懼,依然緩緩前進,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後一排又走上去,為了控制局面,軍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這次運動中,組織人甘地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議活動依然井然有序地進行,規模不斷擴大。

到了12月,罷工人數居然高達萬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對壓力,不得不釋放甘地,為即將到來的談判表示誠意。

經過雙方的多次溝通、談判,政府最終作出讓步:廢除人頭稅,承認按印度宗教儀式結婚的合法性,同時,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寬。這一勝利應歸功於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在以後的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中,南非印度人大會多次採用非暴力抵抗的鬥爭方式,因而給黑人解放運動以一定影響。

暴風雨來臨之前

曼德拉當選為這次運動的總負責人,他借鑒了甘地的經驗,這多虧了他的助手馬爾維·卡切裡亞,馬爾維的父親在1907年曾經是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為了更好地組織活動,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馬爾維的建議,走訪了德蘭士瓦、納塔爾等周邊幾個城市,向工人們詳細講解自己的計劃,由於活動範圍有限,很多時候一講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標很明確:喚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推翻壓迫。有的時候奧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歸。

曼德拉的行為已經引起馬蘭政府的注意,政府開始派人嚴密監視曼德拉、奧利弗幾個年輕人,並給他們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甚至要求一些旅館不接待他們,要求出租車不能載他們,還提前告訴工人們,曼德拉和奧利弗這幾個年輕人是一群瘋子,要提防他們。

面對當局的蓄意破壞,青年聯盟的年輕人可謂吃盡了苦頭。在這個時候,莫羅拉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致力於為南非人民謀取福利,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合法權利,政府不應該阻止並打壓這種行為。

在信中,莫羅拉說:作為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視,反而政府多年來不斷加大鎮壓大會的力度,導致事情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對合法的社會團體非洲人國民大會來說,保持沉默就等於背叛使命,《通行證法》《班圖權利法》《鎮壓共產主義法》都加劇了緊張的局勢。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國民大會將會在4月6日組織示威遊行,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所謂「蔑視」,是指「有意識地用不服從的方式對權威進行挑戰」。

莫羅拉的信言辭懇切,但從總理那裡傳來的答覆卻是顧左右而言他,其指責非洲人國民大會不顧事實情況,「一意孤行」,破壞政府頒布的「嚴肅謹慎」的法律。總理在信中著重強調,不打算取消這些法律,而且還威脅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國家暴力機關處理策劃顛覆活動的人。

面對政府的蠻橫態度,莫羅拉代表非洲人國民大會寫信給馬蘭總理:

「我們授權通知閣下,南非印度人大會完全同意非洲人國民大會向政府提出的呼籲。我們毫不含糊並極其嚴肅地聲明:我們進行的鬥爭不是反對某個民族,我們對任何人都毫無敵意,我們只反對不公正的法律。」

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圖利用種族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的陰謀。

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法解決訴求,莫羅拉、西蘇魯和曼德拉決定採用群眾運動的鬥爭形式。

「蔑視運動」

1952年4月6日,「蔑視運動」正式進入熱身階段。當天,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300週年。幾乎在同一時間,非洲人也開始在各個中心地區集會。

在約翰內斯堡,莫羅拉博士站在自由廣場上對群眾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號召人們團結起來,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結束目前這種被歧視、被壓迫的命運。

在東開普敦,西蘇魯和數萬群眾集會,高喊「人人都有選舉權」「消滅通行證」等口號。

曼德拉與助手馬爾維·卡切裡亞一起擔負著極其重要的組織工作,分別負責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傳工作,主要區域則是南非的二、三線城市及黑人受壓迫比較嚴重的地區。

在這些地區,有條件的,曼德拉就會召集會議,宣傳非暴力抵抗的內容,沒條件的則要困難得多。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會一家家去敲開陌生人的門。他耐心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戰,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在戰鬥中,一定要遵守紀律,這種非暴力比真刀真槍更需要決心和紀律。

在服裝廠,曼德拉麵對大約200名黑皮膚的非洲人、印度人發表演講,他說:

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並且會對首批志願者特別殘酷。無論出現什麼樣的挑釁,我們都絕不能還手,不能出現任何騷動。志願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總之,最重要的原則是遵守紀律。

在這次的組織動員過程中,曼德拉接觸了各個種族的人,這使他真正認識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願者日」,曼德拉麵對成千上萬的參加者激情地進行演講,他說:「這個國內黑人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這一切活動,都讓人感覺到新的歷史即將到來。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這就是強大的敵人——馬蘭政府。

政府的反應非常靈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頒布的法律《鎮壓共產主義法》,列出一張500人的名單,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時間頻頻出現的,而且活動比較頻繁的,並信誓旦旦地說,根據法律的規定,凡是在名單上的人,如果組織集會或者發表演講,就屬於違反法律,政府有權逮捕他,並要求共產黨成員馬克斯和達杜辭去現有職務,不許參與公眾集會。

為了表示抗議和蔑視,馬克斯和達杜立即進行集會並發表演講,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隨後就發佈逮捕令,將他們關押了幾個星期。

儘管兩人被逮捕,但共產黨人的行動為整個蔑視活動掀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一次入獄

6月26日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兩週年的紀念日,根據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計劃,「蔑視運動」正式開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風刺骨,但遊行的民眾冒著嚴寒,大聲呼喊著口號,走向街頭。他們從新布萊頓出發步行到伊麗莎白港,遊行群眾戴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臂章,大聲呼喊「我的祖國!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號,穿過標有「只准歐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車站入口。

當然,神經質的馬蘭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裡。警察一擁而上,逮捕了他們,並將他們帶到車站另一側。這樣,載著他們的列車不得不通過一座標有「只准歐洲人進入」的橋樑。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特別有戲劇性,當載著他們的列車通過時,全車廂的非洲人高聲喝彩。這看起來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們戲耍了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願者被逮捕,組織這次行動的人,被判30天的監禁,參與者則被關了15天。

在德蘭士瓦,西蘇魯組織的52名「蔑視運動」的志願者進入一塊「未經允許黑人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當天,曼德拉和馬爾維·卡切裡亞留在總部召集會議。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1點了,這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可以。

為了表達對「蔑視運動」的支持,曼德拉主動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給自己戴上手銬。接著,曼德拉高唱著《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車,被送進了位於馬歇爾廣場的警察局。

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獄,在後來回憶這件事時,曼德拉說: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們一點也不緊張,相反,我們還開起了玩笑。我問馬爾維·卡切裡亞:「大家真是好戰友,連進監獄都要一起!」

卡切裡亞笑了笑,問我:「喂,你覺得我們倆有可能關在一間牢房嗎?」

馬爾維·卡切裡亞是印度人,而當時的牢房也有嚴格的種族規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讓我試試吧,我得奉承一下這傢伙。」

我指著押送我們的警察說:「先生,可否請你幫忙將我的朋友和我關到一起,他不願意住到監獄的印度人牢房去。」

這名警官像沒有感情的冷血動物一樣,嘴上念叨著「規定紀律」等。當所有的手續辦完後,這個警察將我們帶到同一間牢房,命令我們進去。

後來,由於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裡已經沒有牢房關我們,最後,他們把我們押進操場裡。就這樣,我們一大群人當天晚上睡在了操場上面,還不錯,那裡的環境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糟糕,起碼不是很冷。

在這個操場上,警察們的態度非常粗暴,這讓曼德拉至今依然記憶猶新。他描繪道:

我們被押進操場,當中的一個人被一個年輕的歐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幾級台階,折斷了踝骨。我提出抗議。這時一個年輕的警衛員像個十足的牛仔那樣照我腿上踢了一腳。我們都怒不可遏。我便開始示威。我們讓他們看那些受傷的人,要求給他們治療,很不幸的是,我們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無禮的,讓我們改天再提要求。就這樣,這名年輕人在監獄裡度過了可怕的一夜,不斷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醫院。

《曼德拉的傳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