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出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千人登輪，八校合推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人，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表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台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台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佈局。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了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瞭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彷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多年以後，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出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別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並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台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合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台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台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表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了，你這一點前程算什麼？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只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裡。（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作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范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纍纍，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