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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故事

苏州最长的一条街是偏近西城,直贯南北城的护龙街。在东城同护龙街平行的长街有平江路和临顿路。我们的家就在这两条路之间的悬桥巷内,东、北两面都给小河围绕着,东面隔着河便是平江路。从我家出来,跨过了北面河上的板桥就到达悬桥巷。在板桥以内,称为顾家花园。这个地方是明末清初我们家里的一座花园,因为种了许多山茶花,它的真名是宝树园。在太平天国时便被毁了。但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方广一亩多的池塘和几块玲珑剔透的假山石。我们的家就在池的西边,是祖父在乱后重建起来的;但我们的大厅却系园中故物,据懂得建筑的人说,厅上的青石柱础还是明朝的东西呢。

苏州是旧文化的一个中心,历来出过不少的学者、诗人、画家。这条悬桥巷里出了几位名人:一位是明朝的文学家郑桐庵,一位是乾嘉间以收藏宋版书著称的黄荛圃,另一位便是娶赛金花的洪文卿。而且巷内有家姓祝的是明朝画家祝枝山的后裔,说不定祝枝山当年也住在这里呢。还有丁家祠堂里有九楼九底的藏书,可惜终年封闭,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好东西。

祖父是顶会讲故事的,用他那低哑平静的声音差不多把苏州城内的这些掌故旧闻全部对我讲遍了。从坐在连台交椅中认字起,一直到十一二岁,一味读书没有游戏的生活,快把我的性灵烘烤干枯了,幸而有祖父这些故事来打破了这种沉闷呆滞的空气。所以我的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随祖父上街和扫墓。我家的坟墓不在一处,在石湖和虎丘的一天来回,在唯亭的两天来回,在望亭的却要三天才能来回。我们坐到船里,这时祖父简直变成了智慧的化身。过山塘时他就讲唐伯虎的故事,过越来桥时他就讲勾践灭吴的故事,在运河里他就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在我眼目中他真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而且他喜欢讲高等的笑话,在船里他就举出一副对联:“醉客骑驴,摇头摆脑算酒账;艄公摇橹,打躬作揖讨船钱。”他指着船夫向我说:“你看,他不是在讨船钱吗?”在进街时,凡遇着匾额、牌楼、桥梁,也必把它们的历史讲给我听。到范庄前,他就讲范文正公“断齑画粥”的苦生活。上雪糕桥,他说:“从前有一个孝子,母亲病了,想吃糕,但他没有钱买,不得已抓起一堆雪,压成糕形,骗母亲道,‘买到了’,可是他母亲真要取来吃时,他哭出来了。”祖父的声音虽是平静低哑,但他极会表情,别人都裂开嘴角或扭曲嘴唇打皱面皮笑起来,他却能在澄澈的眼波里浮荡着笑意。他的故事深印在我的心上,都是一张一张有声有色的画页。

我的祖父正同当时的苏州士绅一样,也有着那种幽雅闲适的风度,他讲究吃着,高兴品茗,也抽鸦片——这多半是弄得他身体消瘦、声音低哑的原因,可是这烟盘子却变成了启发我、娱乐我的神奇的摇篮。遇上哪天的生书容易记诵,晚上便跑到烟盘子下面坐着,祖父挑起铁烟签在指头上一面裹着烟泡,一面就给我细细讲述故事。他讲亲身经历的“长毛军”,又说在江西巡抚衙门里见过拘禁洪秀全的儿子,这人每顿吃整桌的菜,一天吃西瓜子一斗,等到北京文书一到,就被拉出去砍了。为了讲胥门的故事,就说起伍子胥因忠谏被杀,那时声音更见低哑了,烟泡被烧燃了,他嘘嘘嘘地吸泡,从嘴角冒出了一阵迷迷蒙蒙的白雾。我深深地叹息了,怔怔地望着烟灯,仿佛亲眼看见了挂在城门上的伍子胥的头颅,哽咽地说道:“阿爹,不要听了。明晚还是讲些诸福宝欺侮人的笑话吧!”于是引得祖父扔下烟枪眉开眼笑地打哈哈:“看你小孩子,倒能有这么一副正义心肠!”他教我读书也在烟铺上,我到今还记得他教我读《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辞》的神味,好像他就成了陶渊明,那是何等的闲适呀!

我后来想:祖父的这些溯源穷委传神尽情的故事,对于我的喜欢研究历史,一定给予了很大的诱发。

⋙丁日昌的著作《沈幼丹尚书评选》书影。

顾颉刚的祖父是在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丁日昌很赏识他,为他写过一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取彼福泽以成功名。”

我的祖父名之义,号莲君,又常写同音字作“廉军”,是一个秀才,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当时丁日昌为了看得起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赠他,上联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下联是“取彼福泽以成功名”,还题着“莲君茂才”的上款。这副对联是始终挂在堂屋里的。可惜他的福泽不能符合学政的期望,进了几次秋闱考不上举人,灰心不考了,就做了阔官的幕僚,像江西巡抚彭芍丞、贵州巡抚潘伟如,都是他的上司。当他随了湖北巡抚某公到武昌,还没有上岸,四面放起炮来迎接这位新抚台,他猛不提防,把耳膜震破了,所以我们对他讲话时是要高声的。他在人家幕府里,很有机会认识当代名士,像作《畴人传》的诸可宝、研究古文字学的郑知同、工于治印的徐三庚、善画钟馗的王鸿朗,他们的手迹我们家里都有。这位徐三庚是浙派的宗师,刻的印好像《天发神谶碑》,非常的刚劲有力。我的祖父模仿他,调和以温润的丰姿,刻得一手的好铁线,身后我曾把他的印谱编辑为《古慕轩印蜕》八册,可惜没有印出来。他最爱《说文》,逢到这类书就买,因此在他的藏书里《说文》占了半数,其余就是篆隶的拓本。他写的篆隶是师法吴大澂的。我家同吴大澂是姻亲,所以吴大澂写给他的对联称他为“贤表阮”。他最爱金石,我小时候看他抄补郭忠恕的《汗简》,又辗转借得宁波天一阁旧藏的《石鼓文》,用西洋的拷贝纸双钩下来。因此使我注意到石鼓文。在孙家私塾里读书时,看他们晒书,其中有《随盦金石文字》一种,开头就是钩刻的石鼓文,想带给祖父看一看,私下包在书包里带了回家。他看见了,严词厉色地责问我从那里拿来的,立刻逼我送回去。但孙家晒的书已经收起来了,我真没有勇气向他家的主人自认偷窃,只得放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完了此事。他研究《说文》的结果著有《说文通俗》14卷,把每个字的通用字或俗体字列举出来,加以说明或考证。我的父亲曾把它油印了几十部。他记笔记,也记日记,可惜自己不收拾,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在大官的幕府里,所以他有机会保举功名。他得有五品蓝翎,一逢到婚丧和祭礼,就戴起水晶顶子,后面插了花翎,穿了箭衣和外套,怪威风的。我们族里,做官的出门了,留在本地的都不会说官话,可是逢到祭宗祠的时候,必须请一位府学老师来主祭,这位府学老师很可能是江北人,招待他的时候就非说官话不可,所以只要我的祖父在家乡时,待招官员的事情总是由他负责的。我十余岁时,科举停了,可是我的父亲必要我有些功名,替我到北京去捐了一个监生,加捐了一个五品衔,18岁结婚的时候也就戴起水晶顶子来。我那时也觉得很光荣,为的是可以继承我的祖父的功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