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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1935—1937·一到二岁)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编者)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匪”,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伪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伪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伪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7至9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二姐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三月二十三日而是三月三日。二姐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4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罗蒂、歌星“猫王”普利斯莱、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阿兰·德隆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也都生在1935年。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定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三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风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政府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姐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姐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姐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姐李琤,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姥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蛮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哪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奥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姥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姥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姥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姥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姥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姥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姥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姥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姐姐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政府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两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