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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话(1)

我想讲些关于升学的话,但我离开学生时代已将十五年,不做教师也已一二年,这个题目似乎对我很疏远,教我讲不出切实的话来。不得已,只好回想二十年前自己入学的旧话来谈谈。但这是过去的时代的事,恐怕无补于读者诸君的实用,只好当作故事读读罢了。

我在十七岁的暑假时毕业于石门湾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我在学时一味用功,勤修课程表上所有的一切功课,但除了赚得一百分以外,我更无别的企图与欲望。故虽然以第一名的成绩在那小学毕了业,但我完全是一个小孩,关于家务,世务,以及自己的前途,完全不闻不问。我家中只有母亲和诸姐弟。我在九岁上丧了父亲之后,母亲是我的兼父职的保护者。我家有数十亩田,一所小染坊店,和二三间房屋。平年的收入,仅敷生活用途;一遇荒年,我的母亲便非自己监理店务而力求节省不可。母亲是不识字的,不能看书看报。故家务、店务虽善处理,但对于时务无法深知。且当时正是清朝末年与民国光复的时候,时务的变化来得剧烈,母亲的持家操心甚劳。例如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事,在坐守家庭而不看书报的母亲看来,犹如不测的风云。我的父亲是考乡试而中举人的。父亲的书籍,考篮,知卷,报单以及衣冠等,母亲都郑重地保藏着,将来科举或许再兴,可给我参考或应用。这不是我母亲一人的希望,其时乡里的人都嫌学校不好,而希望皇帝再坐龙廷而科举再兴。“洪宪即位”,他们的希望几乎达到了;后来虽未达到,但他们的希望总是不断。有的亲友依旧请先生在家里教授“四书”“五经”,或把儿女送入私塾。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活动而有声誉的人。母亲听了他们的论见,自然认为可靠。因此母亲关于我的求学问题,曾费不少的烦虑。虽然送我入学校,但这于前途究竟是否有利,终是怀疑。母亲常痛父亲的早死,又恨自己是一不识字的女身,每每讲起这问题,常对我们说:“盲子摸在稻田里了!”但我一味埋头用功,不知其他。我当时似乎以为人总是没有父亲而只有母亲的;而母亲总是“盲子摸在稻田里”的。

因此我在小学毕业之后,母亲的烦虑更深了。邻居的沈蕙荪先生,是我的小学校的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又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长者。母亲就把我的前途的问题去请教他。他为我母亲说明现在的学制,学生将来的出路,还有种种的忠告。母亲就决定送我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先生也送他的儿子——我的同班毕业的同学沈元君——到杭州去投考,母亲便托他把我带去。这实在是最幸运的机会。因为当时我家没有人能送我到杭州;即使有人送去,也不懂投考学校的门路。我还记得炎热的夏天的早晨,母亲一早起来给我端整了行装,吃了糕和粽子,送我到沈家,跟了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长安去乘火车。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听说从前父亲去考乡试的时候,祖母总是给他吃这两种点心的。

母亲决定命我投考杭州第一师范。这是母亲参考沈先生的说明,经过了仔细的考虑而决定的。母亲的意思:一则当时乡里学校勃兴,教师缺乏,师范毕业可以充当教师;二则我家没有父兄,我将来不能离家,当教师则可在家乡觅职,不必出外;三则师范取费低廉,毕业后又可不再升学,我家堪能担负。母亲曾把这种道理叮咛地关照我。但我的心沉浸在Royal Reader和代数中,哪能体会这道理而谅解母亲的苦心呢?我到了杭州,看见各种学校林立,都比我的小学伟大得多;看见书坊和图书馆里书如山积,都比我所见过的高深得多。我的知识欲展开翅膀而欲翱翔了。我已忘却母亲的话,自己的境遇,和其他一切的条件了。我的惟一的挂念,是恐怕这回的入学试验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我在赴杭投考的同乡人中,闻知有同时投考数校的办法。我觉得这办法较为稳当,大可取法。我便不问师范,中学和商业等学校的教育的宗旨及将来的造就,但喜其投考日期不相冲突,便同时向这三校报名。沈先生在逆旅中把三校的性质教示我,使我知道取舍,母亲曾有更切实的叮嘱,她说商业学校毕业后必向外头的银行公司等供职,我家没有父兄,你不好出外,中学毕业后须升高等学校和大学,我家没有本钱,你不好升学。但这种话在我犹如耳边风。况且这是三五年以后的事,在我更觉得渺茫。我的惟一的企求,是目前投考的不落第。自从到了杭州以后,我的心犹似暮春的柳絮,随了机缘与风向而乱走,全不抱定自己的主见。这曾使母亲消受屡次的烦忧。

我投考了三个学校,结果统被录取。中学校录取第八,师范学校录取第三,商业学校录取第一。我在投考的时候,但看学校的形式,觉得师范学校规模最大,似乎最能满足我的知识欲。我便进了师范学校。这是与母亲的意见偶然相合,并非我能体谅母亲的苦心,顾念自己的境遇,或抱着服务小学教育的决心而进这学校的。故入学以后,我因不惯于寄宿舍的团体生活,又不满足于学校的课程——例如英文从ABCD教起,算学从四则教起等——懊悔当初不入中学校。这曾使我自己消受长期的懊恼,而对于这学校始终抱着仇视的态度。

我抱了求知识的目的而入养成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我的懊恼是应该有的。幸而预科以后,学校中的知识学科也多加深起来,我只要能得知识欲的满足,就像小孩得糖而安静了。我又如在小学时一样埋头用功,勤修一切的功课,学期试验成绩也屡次列在第一名。放假回家,报告母亲,母亲也很欢喜。每次假期终了而赴校的时候,母亲总给我吃了糕和粽子而动身。但是糕和粽子的效力,后来终于失却。三年级以后,我成绩一落千丈,毕业时的平均成绩已排在第二十名了。其原因是这样:

三年级以后,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这些是我所不愿学习的。当时我正梦想将来或从我所钦佩的博学的国文先生而研究古文,或进理科大学而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而研究外国文。教育与教授法等,我认为是阻碍我前途的进步的。但我终于受着这学校的支配,我自恨不能生翅而奋飞。这时候我又感受长期的烦恼。课程中除了减少知识学科,增加教育与教授法而外,又来一种新奇的变化。我们的图画科改由向来教音乐而常常请假的李叔同先生教授了。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觉得甚为新奇:我们本来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而临摹;李先生却教我们不必用书,上课时只要走一个空手的人来。教室中也没有四只脚的桌子,而只有三只脚的画架。画架前面供着石膏制的头像。我们空手坐在画架前面,先生便差级长把一种有纹路的纸分给每人一张,又每人一条细炭,四个图钉(我们的学习用品都是学校发给的,不是自备的)。最后先生从讲桌下拿出一盆子馒头来,使我们大为惊异,心疑上图画课大家得吃馒头的。后来果然把馒头分给各人,但不教我们吃,乃教我们当作橡皮用的。于是先生推开黑板(我们的黑板是两块套合的,可以推上拉下。李先生总在授课之前先把一切应说的要点在黑板上写好,用其他一块黑板遮住。用时推开),教我们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的画法。我对于这种新奇的画图,觉得很有兴味。以前我闲时注视眼前的物件,例如天上的云,墙上的苔痕,桌上的器物,别人的脸孔等,我的心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淡之度而活动,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趣。我常觉得一切形状中,其线条与明暗都有很复杂的组织和条理。仔细注视而研究起来,颇有兴趣;不过这件事太微小而无关紧要,除了那种情趣以外,对于人们别无何种的效用。我想来世间一定没有专究这种事件的学问。但当时我用木炭描写石膏模型,听了先生的指导之后,恍然悟到这就是我平日间看眼前物件时所常作的玩意儿!先生指着模型说:“你看,眉毛和眼睛是连在一块的,并不分明;鼻头须当作削成三角形。这一面最明,这一面最暗,这一面适中;头与脸孔的轮廓不是圆形,是不规则的多角形,须用直线描写,不过其角不甚显著。”这都是我平日间看人面时所曾经注意到的事。原来世间也有研究这些事的学问!我私下的玩意儿,不期也有公开而经先生教导的一日!我觉得这是与英文数理滋味不同的一种兴味,我渐渐疏远其他的功课,而把头埋进木炭画中。我的画逐渐进步,环顾教室中的同学所描的,自觉他们都不及我。有一晚,我为了别的事体去见李先生,告退之后,先生特别呼我转来,郑重地对我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的浙江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急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

我从此抛弃一切学科,而埋头于西洋画。我写信给我的阿姐,说明我近来新的研究与兴味,托她向母亲要求买油画用具的钱。颜料十多瓶要二十余元,画布五尺要十余元,画箱画架等又要十来元。这使得母亲疑虑而又奇怪。她想,做师范生为什么要学这种画?沈家的儿子与我同学同班,何以他不要学习?颜料我们染坊店里自有,何必另买?布价怎会比缎子还贵?……我终于无法为母亲说明西洋画的价值和我学画的主意。母亲表面信任我,让我恣意研究;但我知道她心中常为我的前途担忧。

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后,果然得到了两失的结果:在一方面,我最后两年中时常托故请假赴西湖写生;我几乎完全没有学过关于教育的学科,完全没有到附属小学实习,因此师范生的能力我甚缺乏,不配做小学教师。在另一方面,西洋画是专门的艺术,我的两年中的非正式的练习,至多不过跨进洋画的门槛,遑论升堂入室?以前的知识欲的梦,到了毕业时候而觉醒。母亲的白发渐渐加多。我已在毕业之年受了妻室。这时候我方才看见自己的家境,想到自己的职业。有一个表兄介绍我在本县做小学循环指导员,有三十块钱一月。母亲劝我就职,但我不愿。一则我不甘心抛弃我的洋画,二则我其实不懂小学的办法,没有指导的能力。我就到上海来求生活。关于以后的事,已经记述在《出了中学校以后》一文中了。总之,我在青年时代不顾义理,任情而动,而以母亲的烦忧偿付其代价,直到母亲死前四五年才付清。现在回想,懊恨无极!但除了空口说话以外,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过去的事实呢?

故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的达到现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这种话下练习起来。现在我对于文章比对于绘画等更有兴味(在叶圣陶童话集《读后感》中我曾说明其理由)。现在我的生活,可说是文章的生活。这也是偶然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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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31年4月30日。原载《中学生》1931年6月1日第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