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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长吟到五更

赵蕤并未依月娘所言,直问李白写诗起心动念之所由。他以为:这样问,是得不着真诚或深刻的答复的。他换了一个方式,让李白将自己过去所作的那一百多纸诗作,一一命题,分别书于所录的原句之前。

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李白再一次思索当初作诗时的意态,追忆那些微妙而于一刹那间生成的触发、感动还有领悟。赵蕤当然明白,李白并不情愿如此—即兴而作,兴落而止,回味只在肺腑中,不必形之于纸上。更何况还要越月迈年,追怀摹状,想出不知多少时日之前,那早已失了滋味的情境,实在艰难。他花了好几夜的工夫,才勉力完成,其中有不少篇,看得出来根本是敷衍。

像是“笑矣乎,笑矣乎”那十来句残篇,李白就随意填上一《笑》字,算是交差。“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那一首,给题上《初月》二字。而“仙宅凡烟里,我随仙迹游”那一首,他给题上了《始过仙居》,也还算切旨。可是刻在巨石青苔上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他却秉笔直书《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带着些顽皮、斗气性、刻意疏远的况味。

如此整顿下来,李白对于某些作品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体会;而且较多是不满意的。像是此时题为《雨后望月》的一首,他怎么看,怎么觉着不痛快,原作仍是时人靡不风行的五言八句: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李白并没有掩饰这份不快,他对赵蕤说:“诗看当下好,一旦着了题,再细究题、句之间,牵系若深密,便觉得拘泥;若疏浅,则简直无趣!”

“某前些年读一书,据云为天竺释门坟典,经乌苌国沙门弥译其文,还找了本朝一流贬之官抄写,僧俗两界皆爱赏此书。某读了一过,其中只有一语甚佳—”缭云绕雾、不着头尾地说到这里,赵蕤才回应了李白之问,“‘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这‘嚼蜡’二字,庶几近之吧?”

“是,嚼蜡!”李白捧起那一纸《雨后望月》,道,“写时却不觉。”

“非题之过也!要怪,便怪诗不佳。汝此作开篇四句写月,动静相生,足见精神,然—”赵蕤掐起小指,用那既长又弯的指甲顺着五、六两句划过,一面吟诵出声,“‘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合调而缺格,有景而无意,这就是受时风所害的句子!”

一时风尚,不能峻拒轻离,这的确是令赵蕤既鄙夷又忧忡的时病。本朝但凡识字之人,几乎皆不能免;李白虽然未入士行,看来也不能避此病。

古来圣贤所期勉于为诗之道,谓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谆谆教诲人们:诗,必须是诚于中而动于外,发乎情而行乎文的一种东西。可是时病来得汹涌猛烈,几令无人能免。

说来还就是科考当道,如曲径有虎,拦山而立。朝廷所立制度,以明经与进士二科,为举士之本。明经一科,于神龙元年—也就是李白五岁那年—订制,明令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即“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第三场试时务策,答策三道。积年而行,连儒家经典亦分等列:《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是“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春秋榖梁》为“小经”。通二经的,必须通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的,大经、小经皆须通。

更为艰难的是进士科。武后当局时,为了压抑立国以来便擅长明经的士族,特重进士。进士科也是常科,考取更难,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而选士者、求官者,相互以权柄交易知见,还则罢了;考科所及,竟然有诗!在赵蕤看来,则无异是渐令天下士子俯首帖耳、沦堕性情的恶行。

这要从试帖说起。试帖,为唐代帖经试士之法,简称帖试,其法为后世八股之先河。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所述:“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

帖经试士的制度,始于大唐高宗永隆二年,恰是赵蕤出生之年。赵蕤一直以此为天数,他常与李白戏谑地说:“天生予于是,应为帖试敌。”而与赵蕤同代的士子,却多为了应付越来越难的考试,而耗尽心力,转抄捷径,每每将难以记诵的经文,编成歌诀,方便记忆,这就是俗称的“帖括”,读来合韵、有如诗句的文字,本质上却是诗的敌人。

科考时采用的诗体,也叫“试帖诗”,拈题限韵,拘束已甚,且由于一代又一代像沈佺期那样从协律郎晋升为考功员外郎的诗家,日夕聚议,切磋商量,就是为了建树种种简选士人的标准。

他们之于诗,精审声韵,规范义理,讲究属对工稳,隶事精巧,视之为“择士选才”之必然。取法于考途,则大抵以古人诗句命题,冠以“赋得”二字,原只五言,日后增益七言,递演渐变,甚至明订首句仄起不用韵,两句一用韵,则或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号曰“排律”,连主旨都渐入牢笼,不外曲折或明朗地歌颂天朝圣德,帝王功业。而参与考试的学子,则一如多年以后的礼部侍郎、太常卿杨绾所深深喟叹者:“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

至于赵蕤所谓的“不能避此病”,正是指这种时兴的作诗手段—“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两句,只能说是“精审声韵,属对工稳”,却没有精神、缺乏风采,甚至了无意思;它只是前两句的遗绪而已。

赵蕤不能自已地激动起来。他对李白说:“汝诗前有‘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自然恢阔,将月色道尽,是何等天生壮丽?无何,却在后二句上,拘牵琐碎,此即时风所染!”

李白觉得冤枉—他哪里钻研过什么时风?不就是写一轮明月吗?明月如盘,出于层峦之颠,好似山有一眼;以至高悬穹宇,海心一片光明,也并不失义啊?他想辩解,却也无理据可以说自己“不受时风所染”,便只低眉俯首道:“仍不解。”

“学舌鹦鹉,不知其为学舌,何以言诗?”赵蕤道。

这是令李白辗转不能成眠的一夜,他并不觉得受到斥责有什么可伤感的,更多的却是困惑。他从小所能读到的“当代之诗”,大多力求声调严整,音律协畅,吟之咏之,便觉舒爽无匹。但是赵蕤导之使之,却像是要他往复搜剔,忆想揣摹,与自己一向想要歌颂的、那浮光也似的轻快生命—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