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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乍向草中耿介死

赵蕤究竟是不是隐者?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问:赵蕤是一个什么样的隐者?

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直到决意将《长短书》抄校完成之前,赵蕤从来没有疏忽过整个大帝国的动态。他到城市里行医,总是会留意京畿传来的消息。朝廷所作所为,不只是空穴来风,还有邸报。

自汉以来,诸侯郡国皆有“邸”,“邸报”即是通奏状报,传达君臣之间的音问消息;又称“邸钞”、“朝报”、“宫门钞”。到了隋代,开发出雕版印刷的技术,邸报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换着帝国中央与各地方的讯息。一般常通过马递、步递,衔接江河行舟,将诏令、要政、公文书信传递到各个州县。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动、帝王的诏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较为重大的军政新闻。

传递书状新闻,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无饥馑荒灾、兵戎祸乱,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则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递之人,依阶秩分为“健步”、“送铺卒”以及“步奏官”等,视程途难易,一日行一至两驿,约在五六十里。马递必须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紧要的消息则日行三百里。

除此之外,据一个约较赵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宪宗、僖宗朝中书舍人、职方郎中孙樵的发现和记录,开元年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具备名目的官方文件,几乎等同于邸报,每件一纸,每纸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间墨丝间隔,总文栏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孙樵在他的著作《经纬集·卷三》中写道:“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孙樵还给这样的新闻纸起了一个名目,呼为“开元杂报”。

这一类“杂报”上的消息显然是第一手的载录,却未必为后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

这一件事,根据“杂报”所录,明明发生于开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却系之于六月丙子日。

赵蕤常会从当时尚未命名的这种“杂报”上得知朝廷的动态,像是“壬午,上幸凤泉汤,癸未还京师”、“三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辰还”以及就在李白前来投师之前整整两年,朝廷所发起的一项变革。

那是开元四年间的事,至今赵蕤已经不太记得确切的时日,大旨是皇帝下诏:员外郎、御史、起居舍人、拾遗、补阙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换言之,这些清要官只要有了一个“出身”—无论是通过科举、门荫、杂色入流或者是军功晋升;总之是具备任官资格之后,不必再像先前那样,还得通过身、言、书、判或是武艺比试之类的考选煎熬,便可以“进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说“铨选”。礼部所主持的进士、明经诸科考拔出人才以后,还得转由吏部铨选;也就是进一步接受官僚体系内部所举行的考核,在这个阶段,有所谓“身言书判”之目。

其内容,要求先撰写判文,必须“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笔试通过之后,还有口试;察其身言,“身必体貌丰伟,言须言辞辩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于尚书仆射,由仆射转门下省反复审核,过程相当繁复。以此,取得进士、明经资格的“出身”之后,竟然历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赵蕤之所以对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与他自己的抱负有关。

试想:“进名敕授”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敕授”之权在天子,而向皇帝“进名”,则按例是由宰臣访择、举荐。一旦通过权臣之“知名保举”,直达天听而平步青云,省却了多少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绕过了多少烦苛冗长、摧折志气的压迫?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初唐时期,“荐举”还是一种尚未制度化的选官方式,所选者多可以担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这样的活动名为荐举,实为征辟。不能受知于大吏者,大约也就只能终老于岩穴之间,难有陇头之望。

大唐立国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员,因举荐而得官的很多。武则天执政后,为了驱逐开国功臣集团而大量扩充官额,也透过刻意宽弛的铨选考核,每年任官数万,数量是此前此后的好几十倍,致有“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的怪状。影响,不只是扩大官僚行列,更要紧的是所提供的官职,多属专门负责铨选官吏的职位。

《新唐书·选举志》上有十分关键性的描述:“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第二年,长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岁那年)甚至到了凡是举人,都给予“试官”职的地步。再过一年,更大举任命考官:“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峤为(吏部)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

荐举为寒门小姓之家的子弟带来取官的机会,满朝蚁聚蝇钻的官僚,却都要领取俸禄,造成国家用度极大的耗损。终玄宗一朝,表面上的确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历经休养生息多年,天下财力逐渐恢复,仍须面对和收拾武氏当年“欲收人心,进用不次”所缔结的恶果。

玄宗皇帝一方面要尽量清除官僚体系之中原先“武韦集团”余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扩充势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之计,则是调整铨选制度,限缩其权柄;另外扩大举荐范围,使新皇帝所能信赖、倚仗的大臣能够访查更多具有贤能之才的亲信,才能涤汰武氏盘根错节所布置的官僚集团。

于是,将台省清要之官从原先的铨选制度中移出,并一再下诏不拘资格地拔擢士人,都是为了此一涤汰的目的。从试图减轻朝廷财务负担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额来巩固集权,犹如饮鸩止渴。

不过,扩大荐举的方向,给了赵蕤一个想法,或许他还能有机会介入帝国的弈局。

他仍旧是东岩子—一个冷眼深心、洞察熟虑的隐士;这个隐士也是一个能够掌握天下动静的纵横家。他的战场应该在长安,原本只能迢递悬望、帷幄运筹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现了一个可以替他远征千里、万里之外的少年。

赵蕤明白:自己或许注定将要老死于蓬草岩穴之间,身名两埋没,功业一荒芜。而经由当今皇帝特别重视的荐举,却得以让这个天资秀异而不耐烦冗的李白在功名场上出一头地。李白会带着赵蕤的魂魄,扬长直入大唐帝国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