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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相识如浮云

行人在道,暂寄行李驴马于驿所,还可以通融。但是不具备官客身份者,谓之私客,于律不容接待或留宿。驿卒们这时一改容色,商议了片刻,把慈元和驴迎入厩中,整治了一处干爽透气的角落,容他歇息,供应些素食干粮;辞色之间,颇有告罪还礼的意味。

李白则顺手从箧中包裹了药材,交党四娘带回去煎服。侯矩蹲在驿所旁一座长年不熄的烽炉边上,不时往炉里添些枯枝,冷眼看了半晌,待党四娘一去,便问道:“汝为士人?”

李白摇摇头,道:“白身耳。”

“读得书、识得字,便是士人了。”侯矩道,“本朝乃是士人之天下!信然。”

“汝亦自安西来?”

“已然不记来处了。安西曾杀过几人,瀚海亦杀过几人,北庭也须是杀过几人。”

那是阿史那贺鲁在碎叶水一役大败之后,又过了将近二三十年,西突厥十姓部族时叛时降,却一再被唐军清剿得七零八落、日益离散。直至武则天垂拱元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十六年;西突厥仅余两部族,分别以汉语名之为“兴昔亡”与“继往绝”;顾名思义,是要保留这种愿意归附大唐之异族的一脉根苗。

五年之后,是为天授元年,其中受封为蒙池都护的“继往绝”可汗,名叫斛瑟罗的,收辑各处残余部众,大约有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以大规模移民争取唐朝廷的信任,遂官拜右卫大将军,改号为“竭忠事主可汗”。“竭忠事主可汗”领有平西大总管的头衔,镇守碎叶,稍稍得到了喘息。然而,这只是从中原远眺所及见者;自突厥内部视之,则“竭忠事主可汗”却是一个残虐凶暴之主。

果然,平静了不过三年,就出了内乱。西突厥有一别种,名曰“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原本是为斛瑟罗手下一官,官名“莫贺达干”。此人能抚下用士,颇立威信,一时诸胡皆附,乃崛起。以一万四千兵,夺取碎叶城、弓月城。此人用兵飘忽无定习,出没无常兆,于攻破碎叶城之时,把“竭忠事主可汗”赶回了内地。

乌质勒一夕崛起,控御所及,尽有斛瑟罗故地,东邻突厥,西接昭武九姓。但是此君并无骄恣雄霸的野心,而愿意与唐廷交好。武氏圣历二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两年;乌质勒还遣送其子入朝。

突厥各部起落,无论就近就远,皆多少牵连可及于李白早年的身世,以及日后的遭遇。李白五岁那年,一家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倥偬不安的情势之下,继续向东漂泊,而号曰归乡。

同一年,乌质勒受封为怀德郡王;复二年,更受封西河郡王,然使者未至,而乌质勒已死,其子娑葛代统其众,陈兵三十万,极为强势,唐封之为金河郡王。然而,娑葛与其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大唐新语》完整地记载了这件事,并且提到当时与之有关的一个大人物—宗楚客。宗楚客是武三思的爪牙,神龙年间担任中书舍人之官。当娑葛与阿史那忠节闹纠纷的时候,安西都护郭元振提出一议,要把阿史那忠节所部吏民徙往内地。可是宗楚客和他的弟弟宗晋卿以及朝臣纪处讷等,由于收受了阿史那忠节的贿赂,不但不接受郭元振之议,反而发兵进讨西突厥,也就是准备一举歼灭娑葛。

娑葛震怒之下,举兵入寇,袭擒阿史那忠节,杀了唐廷使者冯嘉宾,击溃安西副都护牛师奖。郭元振始终以为:尽管闹出兵祸,可是娑葛理直无咎,遂上表请赦其罪,才算安抚了这一场乱事—娑葛日后为突厥默啜可汗所杀,默啜的人头却曾经在侯矩的手中飘零数千里;而宗楚客的孙女,却嫁给了李白。

李白在金堆驿烽炉边听到侯矩说起往事之肤廓,大约也只能想象:当他这一家人高车健马、冒牒潜归之际,侯矩正以“征人”之身,向西进发。

唐代兵制,以府兵为核心。大体言之,举国府兵之数,约在四十万,一般为五番输役;每番供役五分之一(也就是八万人上下)属常备役,番番轮替而行;其主要的任务为“番上宿卫”,其次才是“征戍镇防”。不过,除了隶属各折冲府的府兵之外,还有为了应付突发而大规模征行任务,各地州县尚须召集兵员,点名应卯,强制从军,这种“兵募”所招来的男丁,没有“卫士”的头衔,于律称之为“征人”。

“征人”不隶属于折冲府,而是以州为单位,较常见的情况是:某州须要从当地征发军行,便自行招募,不从朝廷派遣。招募之后,也由州统一发放军行器械、装具。“去给行赐,还给程粮”,也就是说,从应募之地(州),到服事之所(军),往返衣食之需,例由当局供应。有些时候,由于荒欠的缘故,在籍丁男不能按时完粮纳税,情急之下,倏忽应兵募而去。

毕竟,朝廷用人孔急,往往顾不得余事;而壮年之人所有,无非一肉身。到雄关绝塞之地,博一博天命时运,比起困死在乡里陇亩之间,可要痛快得多。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能够获得一些微薄的升赏,而恍若衣锦还乡者,闾里中人反而多以“边城儿”呼之。

李白听侯矩此地亦杀人、彼地亦杀人,看来不在本籍、亦不拘里贯,或即经常在边关之地冲锋陷阵者;遂不禁好奇一问:“汝系兵募乎?”

侯矩仍旧像座铁塔似的蹲着,不屑地挥挥手,一挺腰杆,朗声道:“某乃私装从军!”

“啊!”李白不觉惊呼出声,“是义征,看汝魁伟过人,真不似寻常兵募的士卒!”

这话脱口而出,并非恭维。有唐立国之初,霸业四图,积极向外用兵。太宗征高丽的时候,就曾经在常备的府兵之外,增以兵募”。在太宗、高宗两朝之间,“兵募”还是军旅中战斗的主力。高宗中叶以后,更准确地说,是显庆五年大破百济、苦战平壤之后,情形显然不同了。

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十月间给高宗的上书中就曾经提及:“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可是,到了高宗剿灭西突厥的显庆五年前后,却变了局面;从征士卒“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及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这就是“兵募疲敝”的实况。

大唐天子志在九州岛八极,所从来久矣;广取天下丁男,仍嫌不足,另特许各路行军总管自行招“义征”—也就是绕过州县官府,直接发动那些自觉骁勇善战,而又不能在本籍加入“兵募”的年轻好斗、或者是侧目功名之徒。当年在征辽一役中大放异彩、身价百倍的薛仁贵,便是这样一个出身。于是“义征”之人,自诩非凡,他们入伍,和“府兵”、“兵募”最大的不同是自愿从军、自备衣装、自为一营,有一种激动奋发的元气。但是—

“战罢回乡,仍须勾当这驿丁生涯,真真闷煞人也!闻道突厥入寇凉州,某不免还要去海西走走。”侯矩拿刀柄敲了敲胸前的明光铠,道,“倒是汝辈识字之人,在此无事之地,同那和尚盘桓些什么?”

李白一寻思,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支吾片刻,勉强道:“天下山川何啻千万,随和尚行脚,开一眼界罢了。”

侯矩闻听此言,先前脸上那轻鄙之色又浮露了出来:“汝可知—敕勒部奴铸此剑者所为何事?”

“剑者,百兵之君,狭处对敌,长兵不可及,唯剑—”

“不然!”侯矩扬手止住,道:“汝家传此物,而无传家之语乎?”

“有。”李白道,“谓此剑能‘摧伏怨敌’。”

侯矩又纵声笑了,道:“此剑乃是降者之剑!”

“降者?”

“两军对垒,必有胜负。”侯矩道,“败军之将,可以战死,亦可以奔亡;两者皆不能,而犹欲保全部曲属民,唯有一降—降将请以此剑斩首!”

于此,李白闻所未闻,勉强揣摩昔年那丁零奴赠剑的用意,一时还摸索不着端绪。难道,授首于人,便是“摧伏怨敌”吗?他沉吟着。低头看一眼腰际之剑,忽然觉得这剑竟然如此陌生;也不免为之一懔:啊!那个在记忆中面目愈发模糊的丁零奴,竟也同样如此陌生。

“士子!”侯矩从铠甲中掏出一块干饼扔过来,道:“汝与某素昧平生,日后未必得见,即此奉劝一言:这剑,还是收藏了妥切。”

李白笑道:“今来受汝一饼,他日不免将得珍馐一席以报,怎说未必得见?”

“看汝行程所向,应须去益州?”侯矩也笑道,“某在金堆驿充服这小徭役的庸期也将满了,家中又无田亩可以完纳租调,或恐还是要赴凉州投军去—与汝自是东西两途。他日若有珍馐一席,天涯两地,遥举一杯作耍罢?”

人生初见,恰似浮云,李白与侯矩都没有料想到,整整三十年后的天宝八载,他们竟然重逢了。

那是一个罕见的酷寒之冬,行年将近五十的李白身在梁苑,仍是羁旅。那时他所抛弃的家室在鲁地,抛弃他的皇帝在长安,他相亲相敬的友人则散处天涯海角,有的遭到贬逐,有的投靠了边帅,有的遇害殒身,有的抑郁而死。他忽然醒觉到:以自己年力,生之前景,即将溷入一片萎烂的泥淖;而他,再也不可能为朝廷建树什么伟业,或是为自己挣得一份令名了。

他从一座刚刚脱手卖讫的酒楼中一步迈出,口中还信自喃喃作声、吟诵着修订一篇新作—《雪谗诗》;但见眼前阶下一人,端严九尺之躯,昂藏如山,颔下是一部杂灰透白的三尺虬髯,点点纷纷沾带着飘雪。更惹眼的,是半遮脸的一顶大毡笠子,上头遍是红黑斑斓的陈年血迹,还有那一肩行李上插着的朴刀,刀环在朔风之中琅琅扣响。

来人从笠檐之下看了李白老半晌,不肯移动半步,猛可道:“士子!果耳开眼界了?”

李白一眼不及认出,再打量时,才看清楚,却又都看模糊了。泪眼迷蒙中,像是看见了三十年前一夕谈,无酒无肴、无茶无饭,甚至无一语道及文章、无一言涉于学问;然而较诸平生际会,面前这个已然苍老无比的侯十一无疑却是最让李白心动的人。

那一夜金堆驿烽炉边的闲话,侯矩说了三件事,对李白的一生影响,无日或已—大流星、默啜头、鲁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