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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万里送行舟

剡溪居曹娥江上游,属古吴越之地,唐初武德八年设县,用的就是古名。李白日后写《梦游天姥吟留别》:“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以及《别储邕之剡中》:“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剡溪之地,每每不能去怀。在唐代,对于前代六朝风物人情的想象与景仰,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伦理价值,这就使得剡溪、剡中、剡县成为文人与节操、风雅的象征之地。其枢纽人物,就是戴逵。

关于戴逵,最常见的记载是《世说新语·任诞》,其情境流传

千古,一字不能改传:“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故事,曾经为李白引用在诗句之中多达十六次,可见念兹在兹,不能或忘。然而,它自有启人疑窦之处。

被访者戴安道懵然梦中,岂知门外有乘兴而来之人?舟子劳力桨楫,岂知主家有忽然而尽之兴?显然,这一程洒然来去的风采,必是王子猷自造而传人。王子猷与戴安道有多少交情,史籍不载,野说亦不见,这一则神理动人之谈,会不会是出于令时人“钦其才而秽其行”(《晋书·卷八十》)的王子猷的杜撰呢?

戴逵,字安道,东晋谯郡人。世家官宦,其兄戴逯就曾经因为战功而封侯,官至大司农。戴逵则自幼便以“有巧思,聪悟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而闻名甚早。《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上说他:“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

除了具有文物创造的天资,戴逵还曾经以夙构在胸,挥毫即成的一幅《渔翁图》震惊当代画师王濛,《世说新语·识鉴》记录了王濛的感慨:“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这份画艺,甚至感动了他的老师——陈留大儒范宣。原本戴逵追随范宣就学,范宣读书,戴逵亦读书;范宣抄书,戴逵亦抄书。唯独戴逵好画,范宣认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等到戴逵出示所绘的《南都赋图》——也就是依照东汉张衡名篇的文意,跃之纸上,这就像是披图作注,以明宗旨,反而令范宣大开眼界,领悟绘事载道的精神。

唐代律宗之祖道宣所赞戴逵之语,具载于《法苑珠林》,道宣以为,自佛祖入灭以来,经过了上千年,从西方传入中土的佛像,已经在中原形成了定制。虽然佛像“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但是只有戴逵,能够“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这就是说:戴逵所绘佛像一出,也就成为后世认知、仿效的标准,佛祖也就有了浓眉长眼、宽额垂耳、笑面大肚之形。据传:戴逵每画一佛、每塑一像,都悄立于帷幕之后,默闻观者品评指点,以为修改之资,这是能兼摄群生之意的手笔,化千百人之想象,尽融于一人之手眼,时人谓此为:“真参造化也。”

除了赋佛以亿万众生观想之形,《世说新语·巧艺》更进一步借东晋名士庾道季(龢)之辩,衬托了他对雕塑佛像的看法。庾道季认为戴逵所画的佛像“太俗”,应该是戴逵“世情未尽”的缘故。戴逵却说:“大约只有务光(按:夏、商之间一名行事孤僻、避迹卓绝的隐者)能免得了‘世情未尽’之评罢?”不只淡语解嘲,亦且拈出了“人想象中的神是不是应该沾带烟火之气”;而主张神应该避免俗气的论者,是不是又持论过苛了?

曾经在废后风波之中以“妄谈休咎”一语排去姜皎、事后却仍然受到王守一牵连而贬官的宰相张嘉贞有一玄孙,名彦远,著有《历代名画记》。在这本贯通三千余年岁月的绘画史上,张彦远引南齐人谢赫语,形容戴逵的手笔:“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勋)卫(协)之后,实称领袖。”

聪明、好学、擅六艺的魏晋人物,多如过江之鲫,戴逵之特殊,在于他不同于其他名士高贤的格调。在戴逵看来,儒家重名,是基于尊贤的根本;道家轻名,也是基于务实的企图。所以这两家之说,只是殊途同归而已。也就由于他所重视、讲究的是一己道德修养和根本实践;而这种孜矻勤恪的治生立说、为人处事,却很容易被视为腐儒。

《世说新语·雅量》说到戴逵自会稽东出,身为太傅的谢安去探望他。谢安一向看不起戴逵,相见不与接议大事,但泛谈琴书而已。戴逵了无吝色,欣然自得,而且说到琴与书,言理益妙,像是更适意而自在。从此谢公才真正明白了戴逵的雅量。

戴逵与知名的竹林七贤更迥然不同,他在书法、绘画、雕塑甚至音乐和儒术方面的成就,并没有让他追随魏晋间的名士时风,走上放旷、任诞之途。相对地,戴逵之所立论,是在一个明确的论证基础上,排除儒、道两家为思想与行为带来的障碍。他是一个对“求名责实”有着深切体会的人——倘若不能责实,名即堕入虚妄。《兔园策》(以及据之而扩充的《蒙求》)上都有“戴逵破琴”故事,亦具载于《晋书》本传,谓:当时太宰、也是武陵王的司马晞,听人说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然而世事之矛盾反复如此:戴逵原本不求身名,偏因隐居不仕而成就了“通隐”之名,也为剡中、剡溪带来了千载之誉。是以后世也有冷眼观书而不能服志于俗说者,颇以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诸语,不过是成就了王子猷的风趣之名,其情其慨,竟与戴逵何干?

若以实事立论,戴逵如此之“隐”,就是与皇室、贵族以及当局之整体决裂,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晋孝武帝之时,屡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征命,戴逵以父亲卧病为辞而不就。郡县官吏或敦促或胁迫,无时或已。戴逵情急无奈,便逃往吴地,依内史王珣就居——当时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踪而来,与王珣厮混了几十天,仍无长久之计。当时会稽内史是谢玄,颇有保全戴逵的慈心,遂上疏曰:

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

这是一篇风义、辞章两般皆堪称伟大的文字,孝武帝因之放过了戴逵,而戴逵也得以在剡中悠游安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曾经庇护过他一段时间的王珣成了尚书仆射,显然基于私交所愿,也上疏再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还是不肯应召。

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之后没多久,戴逵就死了,完全脱却了官禄逼身的困扰。

戴逵之隐,须时刻冒大戮丧身之险,这与唐代以后的隐,有本质上的不同——大唐以降,“隐”之为事,形同仪节,则顽抗君命的精神已经荡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高宗显庆五年,立“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首开其端。而今开元天子又立“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等——回首数来,这些都是奖掖士人沽隐遁之名,以登进取之阶;帝王求贤,以搜隐为能事,则隐者之避征逃名,反而成了入仕为官的手段。

李白出蜀,可谓适逢其会,他的《秋下荆门》恰是写于这初萌奋发之志的时期。“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两句,前一句是辞乡不回的隐语,后一句则具备了入世和出世的双重旨趣。

于戴逵、王濛、范宣、庾龢、谢安、谢玄乃至于王子猷、王珣等人,出仕或归隐只是士人阶级的取舍抉择而已。尽管谢安隐而后仕,王子猷仕而后隐,或出处随遇,或进退由心,一如山涛劝勉嵇绍的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是一种自然的更迭。

“隐”与“名”原本犹如天星参商,各在天之一涯,此出彼没,不相为侔。可是,到了李白的这个时代,仕与隐已非截然之二事,而远较东晋时代仅止于士族与皇室之亲疏离合更为复杂。其中最特别的一点,便是借隐而仕、由隐入仕的手段。寒门、白身之士逐渐发现:累积了数百年的南朝士人传统,使“隐”成为一种近乎必要的资历;“因隐得名”于无形中转变成“以隐致名”——原本的两般选择,也变成了一个反复的步骤,一个曲折的过程。

李白固不能如戴逵之乐道而淡泊,戴逵故事却带给了李白无穷的向往,剡溪深处的“通隐”格调,乃是人生最终的境界;在此之前,会须经历一番发达,而发达之所由,则非世俗之名则不可——那么,所谓的隐,也都是缘名入仕的准备。如此说来,“自爱名山入剡中”就透露着更幽微的意思:名山不是指知名的游憩所在,而是说声名如山,剡中具足。李白于是有了和王子猷一样、借附会于隐者而博名的情致。

此时,巴水如箭,峡舟似飞,恰是送载着李白,告别他那卑微无闻的身份,一去不回。于此,他写下了这首《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还是一首在声调上与时调若合符节的作品,颔联道景,颈联写意。山是身后逐渐消失的巴蜀之山,江是眼前倏忽迎来的荆襄之水。随身之月虽明,却照不透海市蜃楼一般有如幻影的前途,便在此刻,李白若有所悟,写下了用语平淡而命意决绝的结句,自己为自己送别。

近千年之后的清代诗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论道:“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不过,沈德潜是大大地误会了。诗题的“送别”,不是亲友分离之送别,仍须从诗句意会。末句“万里送行舟”,可以有“送·行舟”、“送行·舟”两种意义上的断读;深翫字句,乃可以发现:送这个字的意义,不是送别之送,而是载送之送,故与诗题之“送别”一字而双关,寓“送别”于“载送”。此作殊堪玩味者,即在将故乡之水拟为送行之人。

至若送行者但为故乡之水,也恰说明一件事:李白离乡时,并无人送行。东逝不返的江水,相送万里之遥,所送者,则是李白的故我。

从此,李白当得是“身外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