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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富贵安可求

实情正如李白所揣想,段七娘所守候的,正是崔五;而他不能及时履约,的确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崔五,名成甫,字宗之,以字行。这一趟风尘仆仆,事关官爵,这在士族少年而言,是天大事。

崔五的父亲崔日用,是滑州灵昌人,科考中进士,初官任芮城尉。大足元年——也就是李白出生的那一年——武氏当国,銮驾于十月间西行入关,至京师,路过陕州的时候,陕州刺史宗楚客以供应膳食事发付崔日用筹办,不但供应丰厚,且遍馈从官,大赂人心,极受宗楚客赏识,由此而得荐举,升新丰尉,随即入居清要,成为监察御史。

也就是在这个号为“侍御”的官职上,崔日用深获安乐公主的卵翼,而与武三思、武延秀及宗楚客结为党羽,升任兵部侍郎。据传,在一次宫廷宴会之中,君臣同醉,崔日用起身跳了一支“回波舞”助兴,舞后向中宗皇帝求学士职,当下御赐诏命,让崔日用“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的死相当突然,宫中颇有异闻,纷纭众说之中有用毒一端,也不免指向韦后。崔日用偶然间听到了这个揣测,固不敢信,然而他慎谋知机,非但不肯出面为韦氏一党雪谣,反而召见了与临淄王李隆基过从极密的僧人普润,以及上清派的道术之士王晔,私下求见临淄王,开门见山一句话:“为政难!”

李隆基早就明白崔日用一向所倚附的,是他当前的大敌,此时看崔日用辞色若有掩隐,听出话里别藏机栝,猜想或有他计,遂问:“卿身在机要,何出此言?”

崔日用道:“犹记昔年臣与科考试文,曾引孟子‘为政不难’语,于今思之,世事恐也有孟子亦不能料者。”

再听到这几句上,李隆基更觉出蹊跷来,赶紧追问:“愿聆雅教。”

孟子的原话李隆基显然不熟,那是出于《离娄》上篇,崔日用绕了个弯子,为的是勾引李隆基于猝不及防之间,道出自己的盘算——孟子是这么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把这番话转用于政局时势之所趋,指喻相当明白:巨室,就是韦氏、武氏以及安乐公主等人。若说“为政难”,就表示当今巨室之所慕,恰不与一国同,更不能与天下同,这就表示崔日用之居心,是站到了李隆基这一边来。

当崔日用状似忧心忡忡地表示,他已经看出了巨室之不安于室,李隆基忽然离席而前,趋近崔日用身边,低声道:“何若除之?”

话说得很不清楚,可是语气、神态,充盈着一片杀机,崔日用不能逼视,低头俯颔,嗫嚅以答:“诺!”

李隆基接着又刻意操雅言说道:“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

这就更明朗了:他之所以要除去巨室,不是为一己争珪组、邀名爵甚至承袭天下。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父亲。这几句话也正是崔日用想借以攀缘过渡的索带,登时应之以雅言:“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这是李隆基提领北门军、发动“唐隆之变”前最得力也最亲密的一份鼓舞。

就在讨平韦氏的当天夜里,临淄王传皇帝诏令,令崔日用“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崔五日后所袭之爵,也就是齐国公。

睿宗即位之惴惴不安,世所共知,他在景云二年十二月,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时公然请教的是阴阳数术,尽管司马承祯对以:“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睿宗截搭其言,一口咬定“无为”二字也暗合于他退位的心思,接着问:“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这是已然心有定见,要套取司马承祯的话,老道士也只能就自己愿意伸张的治国之道立言,遂说:“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当时这番议论如果持续下去,不免会言及“心之所私”究竟为何——毕竟,出手夺取天下可能出于私欲,而拱手让出天下又何尝不然?但是睿宗一意已决,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八个字:“广成之言,无以过也。”这是拿上古时黄帝求道于崆峒山神人广成子的典故自况,既然神人如彼,何不从善如流?次年八月,睿宗一举禅位,把天下让给李隆基去理了。日后开元天子也援例召见司马承祯,事以师尊,赐以名山,筑以宫观,可谓崇礼之极,到那时,司马承祯却对崔日用的儿子崔宗之叹息着说:“某愈以无为,而愈有为如此。”

崔日用非但与谋李隆基之定鼎,其静思世变,善观辞色,制谋机先,当代无可及者。他参知机务不过一个多月,便与少保薛稷因细故在中书省争执咆哮,闹得个公然失仪,李隆基不敢明白回护,下敕书将他转贬为雍州长史,停知政事。之后不多久,便迁扬州;又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暗暗升为婺州、汴州刺史,继而出任兖州都督、荆州长史。

当局这样一步一步为他经营外官地位,若非正印,即是美地——这一切自然是有心栽培,可是连皇帝在内,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先前他与薛稷冲突,全盘出于精心谋划。

当时宰臣七人,就中四五皆出于太平公主之门,以窦怀贞、萧至忠、崔湜为首,而在情势上倚附庸懦的太上皇为后盾。崔日用既不能明火执仗地与窦、萧、崔氏为敌,却能够曲折借力,把一向同窦怀贞私谊甚笃的薛稷当作箭垛,刻意“忿竞失度”,把自己贬出长安,正好远离了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对立的风暴。

然而他不只是随波逐流,很快便找着机会入奏言事,他是这么说的:“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应已明哲先见。往昔在东宫时,倘若欲为讨捕,犹碍于子道臣道,不免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不然,倏忽之间,变生肘腋,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

皇帝思忖良久,道:“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

崔日用早有准备,侃侃而言:“臣闻,天子之孝与庶人之孝全然有别。庶人之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之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如前诛除韦、武故事,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

清除太平公主一党的行动有如风卷残云,薛稷便是受到这一番牵连,而于开元元年瘐死于万年县大狱之中。而崔日用随即真如“诛除韦、武故事”之时一般,立刻获得“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崔日用对于开元天子的影响,还显现在另一件事上。有一年皇帝诞辰,百官进贺,崔日用采《毛诗》之《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寿,借以劝颂。这是李隆基第一次对封禅之事有了独特的兴趣,皇帝立刻下诏,赏衣裳一副,缎物五十疋,以为恩谢。

日后,崔日用虽然受到兄长犯赃的牵累而削官,可是在开元七年的时候,仍有诏令嘉勉:“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功多不宜减封,复食二百户。”调任并州长史,在任三年之久,因病故世,终年五十岁。崔日用在当地政绩极好,并州人怀德追思,吏员黎庶皆着素服送葬,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这大都督,已经意味着相当于皇子的地位了。

崔日用还在世的时候,崔宗之只一翩翩公子,经常一帆江上,往来于江陵、金陵、广陵之间,结交各地文士。由于个性豪宕,行事疏简,又多出入妓家歌馆,行酒劝觞,名声远播,而不免迭有物议,说他是“本朝岑郎”——这是拿太宗朝的一个校书郎岑文昭的事例来指斥他轻薄无行。

岑文昭在日,多与时人游款,不择雅俗,太宗以为有辱士族,却由于校书郎官卑职小,不便亲自斥责,绕了个弯,召见岑文昭的兄长——也是贞观年间的著名宰相——岑文本;从容劝勉:“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不料岑文本闻言涕泣上奏,道:“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岑文本这一哭,皇帝亦为之动容,只好破例把岑文昭唤来,当面训斥一番作罢。

崔宗之听说人谑称他是“本朝岑郎”,不但不以为忤,更自觉无可收敛,逢人还笑谓:“则崔五也算得是大孝不离于亲!”

三陵所过之处,崔五足下少不了风流痕迹。开元十年,他漫游无方,来到金陵孙楚楼,结识了段七娘,两情缱绻,定下啮臂之盟,说的是:既然不得暮暮朝朝、卿卿我我,每岁三寒食日若能畅游终朝,也强过那只能在七夕一晤的牛郎织女了。崔宗之当时曾有一首七律留情;其调笑之意,自负之态,堪说是溢于言表:

仔细消磨话一般,片言三复未经删。明明识破无情处,落落猜疑有意间。忽觉寒暄真解语,应惭说笑但开颜。杨花去远桃花逐,恐怕春风不肯闲。

可是他与段七娘却都没有料到,过不几日,并州就传来了噩耗,齐国公病逝于任所。崔五自此庐墓三载,不能荤食服锦,更不得游衍寻欢。段七娘痴心等着,三年后的春寒食匆匆已过,情人形影未缪,而杳无崔郎音信。春去秋复来,秋下即冬,这一寒食又过了。

然而,三年又半,崔五此来不只是践约,还是告别。

由于是门荫入仕,崔五不必经由科考、守选等程序,荫任得门下省的起居郎,是个从六品的闲官,即将上任。先前那扬空十丈的黄尘,便是履新车马。虽说是袭封而得官,崔五并无经世济民的大志,他内心很清楚:而今吏门官署,无非进士之天下;而天下郎官,多如牛毛,也有高低等级的区别。

一般说来,郎官以吏部、兵部为“前行”,堪称剧要。户部、刑部为“中行”,在大僚面前,已逊容色。至于礼部、工部则为“后行”,地位最次。

就在睿宗、玄宗行禅让的先天元年,有侍御史王主敬其人,自认才望兼具,求入尚书省任吏部考工员外郎,没想到所获之缺,竟是“膳部员外郎”,“膳部”是归属于“后行”的礼部,时人乃以诗戏嘲之:“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省墙东,就是尚书省的东北角,膳部庖厨炉灶之所在侘傺尴尬之地——而这些,都还是建置于尚书省的郎官,至于崔宗之所得的门下省起居郎,斯又不及尚书郎之远甚。

这是开元十四年,崔五早已服丧期满,理当应命就荫,赴省任官。他身在故乡滑县,距离当时朝廷所在的洛阳可以说是咫尺之遥,原本轻装应卯,十分便捷。然而偏逢多事之秋,诏敕一直耽延下来,且都跟朝廷行在有关。

开元中叶以前,大唐帝国由于东南租赋运输供应之便,行在经常迁往洛阳。李隆基又生于洛阳,极喜东都膏腴繁盛之区。近两年借着封禅大典起銮回驾之便,就在东都待了下来。可是,当各方杂沓人事纷扰不定之际,不论有无主张、有何计议,总有人像是急着归林的倦鸟,只道:是不是该先回西京了?

先是中书令张说以宰辅之尊,遭崔隐甫、宇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弹劾,罢职下狱鞫审。接着,又传出了天子有意立武惠妃为后的风闻,朝议纷纭。有的说这是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再度入相;也有的人认为惠妃自有子嗣,一旦登上宸极,必将危及太子。偏偏在这喧嚣四起的时刻,恰因河南、河北发大水,魏州接着也传来溢河之灾,溺死者数以千计。又过了不到一个月,诏令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发三万大军遣戍。于是内廷不时有返还西京长安之议。皇帝还犹豫着,又不便表示身眼仍为洛阳花色所迷,只好权宜同意,新任备任诸官,着令直赴西京待命。

崔五是从东都出发的,原本以日行二驿计,轻缰缓辔,约莫十六天可以抵达长安。继而转念,倘或今秋再误了寒食之约,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赴金陵。既然诏命之下,是个乏人问津的冷官,一月赴任,无早无晚。略计其程途,设若先从驿路南下金陵,盘桓数日,再过江取渠道西溯汉水,经丹水至商州,复北接灞水、渭水,也是扬长赴京——这一段水路,不多年前才由于输运江南米谷财用,而兴大役疏浚过,至今畅通无阻;想来最多不过八九日,也就到了。绕这么一个弯,虽然行色匆匆,还是了了心愿,争如生生世世不能相见?就这一念所转,忽然得句:“春秋倏忽逝,富贵安可求?”

虽然晚了大半日,他毕竟还是来到了孙楚楼,不意间却先从范十三口中得知:蜀中绵州来了个“颇有意趣”的人物。这人则在多年之后,还记得他们初相见的那一天,崔五口占之句——李白非但记得,还套用了那句子,植入酬答之作,还给了崔五:“岁晏归去来,富贵安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