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一家在农场的生活费是34块8毛钱，其中伙食费占了24块钱，剩下的钱要应付每个月的一些额外开支。一家三口靠这点钱勉强过生活，虽然日子艰辛，但是相互搀扶，彼此照应，褚时健心里总有些盼头。他希望这样的生活不要持续太久，他希望能够带着妻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影响久久没有散去，红光农场继续面临着缺粮少食的问题。褚时健光靠着打猎，也不是长久之计。放眼望去，整个农场都沉浸在饥不果腹的状态中，每个人都无精打采的，却又无力改变现状。
就在这时，上天给了褚时健一个改变的机会。
当时，上级部门得知褚时健曾经征过粮，很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就委派给他一个任务：负责解决红光农场的伙食问题，也就是说让他搞一搞副业。
那时候，搞副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农场一千多号人都需要吃饭，再不解决就要饿死人了，所以只能想办法多抓一点钱，解决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
搞副业对褚时健来说，是他最为擅长的一项工作了。在小时候，他就跟着父亲酿过酒，还制过糖，懂得这方面的门道，也很有经验。所以他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知道走这条路不光能改善他们一家的生活状况，也能救活农场的一千多口人。
1961年7月，褚时健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由于他工作得力，踏实肯干，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他接到了来自上级的命令——去新平县的曼蚌糖厂工作。这一次，不是让他接受“改造”了，而是去当糖厂的副厂长。
这一次，褚时健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这个糖厂的制糖技术十分糟糕，一直采用传统的工艺，和几千年前的糖没什么两样，一斤糖至少需要5斤的燃料，成本投入巨大。为了凑够这些燃料，嘎洒江边的树林子几乎被砍光了，即使是这种野蛮性的生产，造出来的糖还是低品质，结果糖厂连年亏损，一共损失掉了十多万块钱。
褚时健来到糖厂之后，对这个经营现状十分震惊，也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赶紧着手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厂子里缺少人手，他就亲自操刀上阵，一个人管理一条灶；原料不合格，他就动员当地人种植甘蔗，用甘蔗渣榨糖；技术上存在问题，褚时健就将原来4吨的锅炉改造成10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褚时健用尽各种办法，在努力挽救着这个濒临破产的厂子。
有一次，厂里的锅炉出了问题，却偏偏赶在了榨糖的旺季，一天不工作就等于往外面扔钱，所以厂里的工人都很着急。后来，一个老锅炉工看了之后说，这台锅炉已经严重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购买一台。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一个小小的糖厂本来就底子薄，再购买一台新锅炉，就等于增加了成本，让利润进一步被摊薄了。所以对于老师傅提的建议，褚时健不能接受。他认为，锅炉跟衣服一样，哪儿破了就在哪儿修一修，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老锅炉工说，要是修的话他们这些人的技术也不行，必须要到新平县甚至玉溪市里找更专业的人来才行。
褚时健对这个提议也不能接受，一个锅炉送到外面去修，同样要耗费不小的运输成本，往返期间也会耽误生产。最后，褚时健亲自出马，围着锅炉转了几圈，最后拿过一把螺丝钳子，打开了炉门。由于锅炉刚熄火不久，所以门一开就窜出了一股浓烟，熏得褚时健连连咳嗽。等到浓烟散去之后，他居然不管不顾地猫腰钻了进去。
褚时健的这个动作，把老锅炉工吓坏了，他连连叫着：“你不要命了？赶紧出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锅炉从外表来看已经基本冷却，但是里面的温度依旧很高，一个人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贸然进入，是很危险的。
事实的确如此，褚时健刚一钻进锅炉，就感觉像闯入了一个燃烧的油锅里似的，浑身上下被燥热包裹着，有一种被烤焦的感觉。还不到一分钟的工夫，褚时健的头发上就窜出了丝丝白烟，衣服上也飞溅着火星，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赶紧退了出来。老锅炉工见状，赶忙拎过一桶水，劈头盖脸地浇在褚时健的身上。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浑身还挂着水珠的褚时健，居然拿着钳子敲了敲锅炉说：“试试看！”大家都愣住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当他们开启锅炉之后，发现它居然能继续运转了！就是这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褚时健居然让一个差点被“判了死刑”锅炉起死回生了。
谁也不知道褚时健在锅炉里究竟做了些什么，不过从那之后，大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称赞他是一个神人。
在褚时健的攻坚克难之下，糖厂的生产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每斤糖的生产燃料从原来的5斤锐减到8两！而且，糖的质量也发生了改观：用甘蔗渣制出来的糖，品质比过去强了不知有多少倍。
当时，云南的所有糖厂都在亏损，而唯有褚时健的曼蚌糖厂每年能盈利30多万元，其他的厂子100斤甘蔗能榨出9斤糖，褚时健能多榨出3斤。更聪明的是，他还能将别人榨过的废料重新榨取一遍。虽然曼蚌糖厂的设备比较简陋，但无论产量还是品质，都是省内数一数二的。
糖厂的经济效益上去了，可是褚时健却还是一个“戴罪之人”。虽然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褚时健的右派身份再次被人“揭发检举”出来，所以他还是要接受各种批斗。不过，在曼蚌糖厂没有人真的拿褚时健撒气，每当上面有人来检查的时候，褚时健会像个演员似的戴着帽子接受一下教育，等到检查组走人了，又将帽子挂在墙上继续工作。当时厂里有两个造反派打得很凶，谁也不让着谁，却对褚时健手下留情，原因就是他实在让人恨不起来。
褚时健一家人都来到曼蚌之后不久，马静芬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褚一斌。
按理说，褚时健有了儿子，应该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中，可是他没有将心思放在妻儿身上，因为这时候正是糖厂最忙的时候，他实在无暇顾及到个人的私事。由于褚一斌是在昆明降生的，所以在他刚生下的第7天，褚时健就催着马静芬带着孩子一起回家，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
那时，路况很糟糕，交通工具也落后且不方便，从昆明到新平一路都是高山和陡峭的山路，汽车开起来忽上忽下，总是处于剧烈的颠簸之中。还处于“猫月子”阶段的马静芬走了三天之后，全身上下立即变得浮肿，让她叫苦不迭。
当汽车开到嘎洒江边的时候，由于当时还没有搭桥，所以只能依靠轮渡运送汽车。没想到，轮渡坏了，等待过江的汽车在岸边排起了一字长蛇阵。
站在江岸边观察着动向的褚时健，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漫长的等待。在足足等了三个多钟头之后，褚时健忽然说了一句：“要是再修不好，汽车过不去，我们就走着回去。”
要知道，当时从江边走到曼蚌足足有十里路，这可不是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能承受的。于是，马静芬哭了出来，她真的是忍受不了这种颠簸之苦了。褚时健一听马静芬哭出声来，原本就烦躁的心这会儿更按捺不住了，他喊道：“哭什么哭？烦死人！”
在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曼蚌之后，马静芬一下子病倒了，而褚时健也没有时间照顾他，整天从早到晚粘在了厂子里，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家，而回家之后唯一的事情就是躺下来睡觉。所以，当时照顾马静芬和褚一斌的反而是8岁的褚映群：做饭、烧水、洗尿布……全都落在了这个小女孩的身上。
马静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的伺候大的，就写信让自己的妈妈过来。妈妈来了之后不久，邻居的一个老太太忽然拽着马静芬的妈妈问，她女儿是不是之前结过一次婚。
马静芬的妈妈顿时愣住了：“没有呀！”谁知那老太太又加了一句：“我看褚厂长一点也不疼映群，你的外孙女不是他的吧？”马静芬的妈妈很无奈，只好对老太太解释道，褚时健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即便是心里很在乎也不会表现出来。
身为妻子的马静芬，更是了解褚时健的这种个性，她知道褚时健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对女人很难有细心体贴的时候，她知道褚时健对人没有问题，但是对妻子就显得太粗心了。马静芬甚至觉得，这是因为褚时健是农村出来的，习惯于只管自己、自己的事自己做，而对别人的感受就不是那么在意了。
马静芬一生为褚时健怀过五个孩子，然而每一次都有一段让她伤心的故事。
有一次，马静芬意外流产了，褚时健没有在她身边陪着，是她自己走了30里路去了医院，途中还趟过一条河。在住进医院之后，马静芬接受了为期一个礼拜的治疗，结果褚时健一次也没有过来看她。当马静芬身体恢复之后，也是她自己走回来的。当时，一个比马静芬年纪大点的妇女对马静芬说：“马老师，你胆子也太大了，如果大出血，你会死在路上。”
1979年9月，否极泰来。褚时健的劳改岁月，在中央的伟大决策之下结束了。
当时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褚时健是那批幸运人士中的一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驶进了曼蚌糖厂，将褚时健一家都接走了。当时，糖厂的职工们齐声痛哭，二百多人列着队为褚时健送行，有人说：你们把老褚接走了，就是把我们的福气也带走了。
褚时健从糖厂离开时，除了几包行李之外，什么也没有带走，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了。
从1958年到1979年，褚时健一共在大山里待了足足20年。这20年，是褚时健精力最充沛的年华，他将14年的美好时光献给了曼蚌糖厂。
离开嘎洒，等待褚时健的将是新的起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