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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

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雉河集(今涡陽)、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陽)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赈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时①。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治今商丘)、陈(陈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陽府,治今凤陽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①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陽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陽、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①、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