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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是忠臣还是奸臣?

历史的真实面貌,有时会被偏见的云雾遮锁,即使对同一人物或事件,往往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记载。时日一久,孰是孰非,遂成千古之谜。韩侂胄便是一例。

认为韩侂胄是奸臣,把他同南宋时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贾似道相提并论,似乎是南宋以来当权者和正史的观点。翻开《宋史。韩侂胄传》,几乎通篇都是说他从一得势,就权欲熏心,独断专行,极其鄙夷他的为人和政声。“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讽刺他恃拥立宁宗赵扩而好大喜功,极欲弄权,“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唾骂他常常背着皇上,私自处理政事,擅作威福。并揭露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轻率北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拉拢起用辛弃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弹劾。如“右正言黄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韩侂胄)奸,……彭龟年请留熹而逐侂胄。“可见韩侂胄确实是奸佞专权,弄得怨声载道,人神共怒。现在有许多书籍也都用不屑的口吻谈论他,如”当时宰相韩侂胄胄企图以出兵北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重新起用辛弃疾“(《辛弃疾词文选注》)等。他虽曾褒岳(飞)贬秦(桧),但是岳飞的孙子岳河,却在《桯史》里载有讽刺、奚落他的滑稽剧。可见他真是到了”众恶归焉“的地步。

不过,认为韩侂胄是忠臣,是志在恢复的抗战派的,还是大有人在。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指出,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中华二千年史》)其实,早在当时,著名的词人周密就在《齐东野语》里提出异议: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对宋史的观点,即韩侂胄是奸佞之说,首举质疑。《齐东野语》还记载着:“寿皇(宋孝宗赵眘)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胄习闻其说。”也就是说,韩侂胄在孝宗时,即拥立宁宗之前,就对抗战大事耳熟能详,早有收复失地之志。为了抗战,韩侂胄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什么都不顾。“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明白无疑地指出:《宋史》以来,视韩侂胄为奸臣,实在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肯定韩侂胄是抗战派,是忠贞不贰之臣。再说,即使在《宋史。韩侂胄传》里,也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能说明韩侂胄是奸臣的史实。这里既无他投降或阻止抗战的点滴事例,也无他弄权误国的些微记录;倒是有他积极筹划北伐杭金战争,志在恢复失地的记载。还有,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经严厉打击那

些文恬武嬉,不思收复的投降派。

根据有关史料来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韩侂胄当政的14年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都为了抗金复国大业。为了抗战,他曾经大权独揽,并把道学斥为伪学,把对抗战前途持怀疑、阻止态度的一伙人定为逆党,予以无情打击。因此,投降派以及被他痛斥者势必对他恨之入骨,以图报复。但是当韩侂胃决定北伐抗金时,便宽容地取消了党禁,目的不外乎是要团结他们一致对敌。可惜内部出了叛徒和内奸,投降派又乘机刁难、掣肘,再加上南宋朝廷本身政治上积弊太深,军事上轻敌冒进,以致北伐失败了。“误国当时岂一秦”,(陆游《追感往事之五》)韩侂胄也被政敌陰谋杀害了。他“以一死报国”的誓言,果然言中了。投降派心狠手辣,甚至还开棺断首,把他的头送给金人泄愤,以此乞和,求得保持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面。

历史上的韩侂胄是忠是奸,目前还是一个谜。希望当代学人拨云驱雾,还其本来面目。

(胡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