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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学史上的“戴袭赵书”疑案真相如何?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独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时也是水利学、农业、考古学和文学名著。《水经注》自宋代以来。因历代传抄,已有残缺,且经、注混淆,讹误甚多,几不可读。明代朱谋(土韦)第一个为它作注,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了《水经注笺》,这在郦学研究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代”。入清后,整理研究郦注者蜂起,至乾隆时达到高峰,涌现出诸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治郦名家。但从1774年戴震自称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经注》刊出后,世人以《戴氏水经注》与大典本多不合,而多暗合于赵一清本,颇疑戴氏在四库馆得窥赵校本,其所校本,实窃赵一清《水经注释》。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的《〈水经注〉跋》,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及至后来,“戴窃赵”又引出戴、赵两家皆抄袭全祖望校《水经注》问题,而对戴震攻击尤甚,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始成郦学史上一大疑案。

金坛段玉裁是乾嘉学派中的著名学者,素以治小学著称,与王念孙同为“清代三绝学”之一。段氏年岁与戴氏相仿,起初他们只是论学之友,未久,段氏即师事戴震。戴震谢世后,段玉裁对当时议及其师的言论,每每为之辨护。他在《与梁曜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诸篇中竭力为戴氏雪白。至道光咸丰年间,邵陽魏源列证为文,申斥段说之妄,力主戴袭赵说。

同时的张穆在其《全氏〈水经注〉辨诬》中也论定戴袭赵书。仁和谭献在其《复堂日记》中对疑案的态度,虽持两端,但亦颇疑戴袭赵书。谭献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郦学集大成者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

中亦谓戴震抄袭。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负责编撰直隶《河渠书》时,确实看到赵校《水经注》。他认为,戴震厘定经注,“似非全出因袭”,而全、赵、戴三家校语多相合的原因,是由于所据的原书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相袭的证据。戴震出于名心所炽,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笔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吴泽《水经注校。前言》)此外,王先谦、梁启超对疑案则持调和态度,撰文从中调停。

30年代中,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在当时“戴袭赵书”占绝对优势的潮流中,却是一名拥戴派。他对“戴袭全、赵”的传统说法持怀疑态度,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自己郦学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戴校水经注〉》中,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反证,力图加以修正。1938年,中国的郑德坤对森氏此文,在《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发表了《〈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详尽地陈述了看法。郑对有否“戴袭全、赵”的说法,列举了对此肯定的证据十条,否定的证据五条,其中对森氏驳斥“戴袭全、赵”说法的三条结论,郑也作了意见相近的评论。胡适也是一名不随此案潮流的拥戴派。40年代后期,他对《水经注》的版本作过深入研究,陆续撰写了《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水经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纲领》等文,为戴震辨诬释疑作了详细考证。解放以来,对这桩历史公案仍以袒赵派居众,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等书,均作如是观。然亦有经多种版本校勘,全面评析此案者,如钟凤年考证,戴校殿本虽称为据大典本所证订,实则戴氏所提问题4400多条中,其所改确与大典本相同的仅约720条,此外明言据他书以改正者约240条,其余3000多条只能说别有所据。并列举证明,殿本乃于大典本外兼采黄省曾诸本杂凑而成,并非独采自赵校,只是采自赵本特多而已。后之学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为只是多暗袭赵校,乃由于未经就黄、吴以迄全、赵各本全对证之故,以此归咎戴氏实非持平之论。(《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张重威在以诸本互校后则认为,“魏默深、张石洲、杨惺吾诸家讥谪东原伪托《大典》之说,可以毅然论定其不诬矣。至于谓东原盗袭诚夫,然亦确有出于东原之自行考订及根据归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为润色也。又有校补之处确为全氏、赵氏及各家校本之所无者,王氏各校已经说明”,谓“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默园〈水经注〉校勘记跋稿》,《学林漫录》第八集),对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赵、戴等人早已作古,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王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