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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的“朱方”今为何地?

朱方是春秋后期江淮流域的重要城邑。公元前545年,齐国的庆封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奔吴,吴王“予之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把朱方这块地方作为庆封的采邑。过了7年,到公元前538年,楚率诸侯联军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左传。昭公四年》)。可见那里又是楚吴相争的重要战场,一度为楚所攻克而占领。朱方还是吴国较早推行县制的地区。《史记。吴世家》云庆封奔吴后,“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显然,在庆封奔吴以前,吴国早就在那里设县。朱方这样一个吴国的县城、齐庆封奔吴后所得的采邑和吴楚激烈争战的场所,其地望究竟在何处呢?

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由于不明该地之所在,仅注曰:“朱方,吴邑。”至南朝刘宋裴骃作《史记。吴世家。集解》时,始引《吴地记》曰:“朱方,秦改曰丹徒。”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丹徒”又曰:“即《春秋》云‘朱方’也。”此后,直到清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历来沿用其说。即认为朱方就是秦汉以后的丹徒,其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然而,只要稍加辨别就会发现,此说是悖于常理的。

首先,春秋时期各国对于别国来奔的亡臣,一般都安置在边境地区,以作为抵御邻国的屏障。如楚申公巫臣奔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左传。成公二年》)。“邢”即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为晋国南部边境。又如吴二公子掩余、烛庸奔楚后,楚人“使居养”(今安徽省界首县附近),在楚东北边境,其目的“将以害吴也”(《左传。昭公三十年》)。而丹徒附近是吴国的心腹之地,这里曾出土过许多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吴国青铜器。考古发

掘证明,吴国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就在这一带。春秋后期吴都虽然向东南迁至今苏州市,但这里仍是吴国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近年发现吴王余眜(夷末)之墓葬于此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吴国怎么会把这样一座故都和重要城邑,封给一个在齐国失败逃奔而来的“亡臣”呢?

其次,据《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国这次军事行动的顺序是,先“合诸侯于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再率诸侯联军“围朱方”,克朱方后“遂以诸侯灭赖”(今湖北随县东北)。按照这条军事路线,朱方离申和赖的距离当不会很远,且道路便捷。若朱方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则楚率诸侯联军需东西往返数千里,且要渡江作战,未免过于劳累,楚人怎么会如此蛮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已察觉到此行军路线不合情理,乃曲为之说:“克朱方与灭赖盖以两支军同时进行。”但这样的解释,只会使人更加疑惑:众多的诸侯联军如何把它们分为“两支”?且《左传》明记,克朱方和灭赖两役,楚灵王都在现场指挥,哪里有分为“两支”之事?显然,这次征伐路线之所以会周折过大,令人难以置信,其原因只有一个:朱方的地望有误。

再次,楚率诸侯联军“伐吴”,从“秋七月”开始“围朱方”,到“八月甲申克之”,在这期间吴军竟没有抗击的行动。如果朱方在江南丹徒,是吴国的故都和重镇,离吴都已经甚近,吴国岂能安之若素!只是在过了3个月之后,吴国才作出反应。《左传》此年又记曰:“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棘、栎、麻,都在今淮河以北,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

十分明显,此时吴楚交战大致在今安徽省的淮河流域进行拉锯,楚军“围朱方”并没有到达吴国的心脏地区。

由上述3条分析来看,历来注家把春秋时的朱方释为即秦汉以后的丹徒,疑点很多,难于成立。

关于朱方的地望,还有另一种说法。《榖梁传。昭公四年》云:“庆封封乎吴钟离。其不言伐钟离,何也?不与吴封也。”这里明言,庆封在吴国所得的采邑和楚率诸侯联军所伐之地都在钟离。钟离在今安徽凤陽县东北,处于吴国的西北边境。如果钟离就是朱方,则上述三大疑点固然可以涣然冰释,但钟离是春秋后期诸侯国相会的要地。《春秋。成公十五年》记晋、齐、鲁、宋、卫、郑等诸侯大夫“会吴于钟离”。《左传。襄公十年》又载,晋、宋、卫、曹等诸侯国君“会吴”之前,“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且钟离为一小柄,据《世本》载:“钟离,与秦同祖,赢姓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吴人乘楚不备,“灭巢及钟离”。然则钟离到公元前518年,方被吴所灭。吴国把这样一个诸侯国相会的要地和赢姓的小柄,封给庆封作采邑,也难以使人确信。那么,朱方究竟是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还是在今安徽凤陽县东北,或者还在其他什么地方?朱方与丹徒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春秋时的朱方是否至秦时改名为丹徒?朱方与钟离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说朱方,一又说钟离,二名是否指一地?弄清上述问题,对于了解春秋后期诸大国的斗争形势以及许多有关的历史事实、战争路线,都是十分重要的。

(杨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