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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显宗传

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格刚直,能够面折皇帝庭诤国事,也有才华学识。和尚法抚,三齐之人称赞其聪明捷悟,经常与韩显宗一起比试,出题的人抄了一百多个人名,他们通读一遍,然后让他们说出来,比试结果法抚念的还有一两个错误,而韩显宗则一点错误都没有。法抚感叹地说:“贫僧平生以来,只佩服郎君耳。”

太和初年,韩显宗被举为秀才,对策高中甲科,除授著作郎。皇帝亲征南方,韩显宗兼任中书侍郎。魏廷讨论确定迁都之后,韩显宗上书说:

“其一说:臣听说皇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察三齐,就去中山,臣私下以为这是不妥当的做法。为什么呢?当今的徭役应早早停息,洛京新都宜速建成。节省费用则徭役便可俭简,与民合功则洛京易就。去年冬天皇驾停居邺城,是闲暇间隙之时,犹且编制户民供奉车马,劳扰百姓,费耗民财很多。皇上圣明,怜悯百姓,恩旨不断,爵披高年百姓,赉赏周遍孤独之民,但是尽避赈贷普及万民,臣仍担心来年百姓仍会受到饥寒之苦。何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害农业的情况,实为不少。虽然说国家赋税俭敛,徭役减省,说不上烦劳百姓,然而大驾亲临,官民谁敢怠慢?于是,官民往来承奉,纷集道路,农耕蚕桑暂时就顾不上了,这样将来便无资可依。这是国家所深为忧患的。而且先前炎天暑热,而六军暴露野外,臣担心会生瘟疫,这是第二可忧虑的。臣希望皇上车驾早还京城,以省免各州供奉之费,并功专力,营建洛京。这样南部州郡免了杂碎徭役之苦,北部都城少了离别之叹,洛京便可很快建成,迁者都会有如归的感觉。

“其二说:自古圣帝必定都以俭约为美,乱世之主必会因奢侈而留下祸患。臣仰观先朝,皇帝们都卑小爆室而致力于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使国家开阔广大,皇帝基业命祚隆盛安泰。今天洛陽城基址,是魏明帝当年所营造的,被前代之人所取笑。臣认为陛下应减小再减小。近来北都富家。竞相以宅第豪华彼此攀比夸耀,而今乘着迁都,皇上应申明禁约,责令贵贱之家有个区别,不得逾越制度。朝廷应广兴交通,兴修水利,应使官府各部门区别清楚,四方百姓异地而居,立下永垂百世不改的范式,那么就是天下人的大幸了。

“其三说:臣听说皇驾还归洛陽,只有区区数千骑兵跟随。臣很是为陛下觉得这不应该。大凡千金之子,犹且坐不临堂,更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皇帝呢?军队随驾,为的是保卫一国之主,哪里只是仅为仪容摆设呢,这是为了防备不测啊。清除道路之后皇帝出行,还怕马失前蹄,有个闪失,何况今天跋山涉水,陛下怎能不加考虑!这是愚臣为之担惊受怕的,诚望陛下稍加考虑。

“其四说:臣考虑陛下耳听佛音,眼看群书,口对诸侯之言,心思家国大事,日晏而食,三更才睡。加上孝心深厚,尽礼尽节;文章事业,日成篇卷。尽避陛下样样得心应手,而且不知厌倦,但这不是珍惜精神、怡养天性、以享无疆福分的行为。庄周说:人的形体是有依恃限度的,而智慧无边无际,以有限制的形体,追无边的智慧,很危险啊。陛下这一点让为臣深感不安,臣诚恳希望陛下端临百官,委事臣属,只要经常监督群臣,那么天下便可大治了。”

高祖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韩显宗又上书说:“进举贤才,这是百王首先考虑的问题。前代取士,必先刊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而今州郡贡举察访的人,白白地拥有秀才、孝廉的名称,却无秀才、孝廉的事实。而朝廷只检查该人的门望出身,不再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和弹劾。像这样,则只要贡举门望家庭出身以选择士人就行了,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称呢?而门望是其父祖的遗烈,对皇家有什么好处?有益于时政的,才是贤才。如果一个人有他的才能,即使是屠夫钓者奴婢虏夫这样低贱的人,圣皇也不应以其为臣而觉得有什么不光彩;如不是其才,虽然是三公的后代,也应自行坠落与皂隶没有区别。所以大才授大官,小才授小辟,各得其所,才会使家国和乐。也许有人说,而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取士于有名望的门庭。这种说法也有不妥之处。怎么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那样的人,朝廷便可不设置宰相了呢?我们应当比较世人当中有些长处的人,然后便先录用,那么就会不漏掉人才了。”又说:

“大凡皇帝之所以居尊以统治下属的法宝是威制,黎民所以改恶而从善的原因是法律。因为如此,所以治国治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老百姓的生命,于是可以有保障。有罪必定惩罚,罚刑一定与罪轻重相符,那么即使是鞭打之类较轻的刑罚,别人也一定不敢冒犯。有制不行,人们都怀侥幸心理,那么即使是施以杀头这样的重刑,也不足以整肃民心。皇魏自太和年间以来,没有推行因盗杀头弃市的刑罚,而国家整肃清平。由此而言,禁止奸邪在于预防纠检,而不在严厉的刑罚。而今州郡牧守,为邀当时之名,而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也都以严酷为无私,以仁恕为纵容盗奸。越演越厉害,久之便成风俗。皇帝陛下起居九重皇宫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理天下繁细事务,对待下属便如仇敌。所以尧舜只一人,而桀纣成百上千。上下之间不能和平处之,都是由于这一点引起的。《尚书》说:‘与其杀害无罪的,不如宽懈刑罚。’这句话实在应该赐示百官,从而让他们爱惜百姓生命。”

又说:“过去周王被犬戎所逐,东迁河、洛之间,镐京仍然称‘宗周’,意在保存根本。光武虽称中兴,实际上是别有创新,但西京还设置京尹之职,也不废弃旧置。今天陛下隆盛光大先祖事业,迁宫中原,稽古复礼,以此为盛,岂止是周代汉朝所能比的呢,然而这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臣查《春秋》书义,有宗庙的称为都,没有宗庙的就称邑,这是不变的法典。何况北面代州是魏宗庙所在地,帝家山陵也在那里,王业底基,圣上的资本,代州是神乡福地,实在距京也很远了。而今却与郡国相同,毫无突出之处,臣私下里深为不安。愚臣认为代京也应建都畿设京尹,与前代做法一样,崇本重旧,以光万业。”

又说:“臣见洛京之制,官民以官位相从,而不依族类而居。但官位并非长久不衰,有朝荣而夕败的,沦败之后原本达官贵人就会沦落在平民之乡,原本混迹卑贱之中的庶民也许会荣耀于豪门大院。物之颠倒,或至如此。古代圣王,必定让四方之民各处其地,安居乐业而且务业志专。本业稳定老百姓则不会乱来,志专则不会流于流俗。这样就会使百姓日受本业耳濡目染,官府不用监督他们就会好好务本业的;人伦物理方面受到父兄的潜移默化,官府不用整肃,他们就会自然向礼的。仰思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理万机,茶饭不思,仍然区别士人庶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戏子匠人、屠夫沽徒,各人都有合适的位置。如果不设科律禁令,市场买卖任其自然,买卖价格贵贱不约,就会出现错乱杂居的局面。假使一个地方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个地方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发出告示,让儿童少年,随便选其所好,那么他们之中跑到歌舞场所的会有成千上万,而到学校学习的将没有一个人。这就是戏子匠人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的明确验证。所以孔夫子有‘里仁之美’的说法,孟母有三迁其居的训子之道,圣贤教训,如此之重。现在如让戏子匠人学习士人的习惯礼节,那么百年都难以学成;而让士人家的孩子仿效匠人戏子的行为举止,那很快就学会了。所以说士人集中在一起,礼教就容易兴旺;戏子匠人杂乱居住,那就会让不好的风俗难以改掉。朝廷每次选举人才,都检校其婚姻状况、为官经历,作为提拔或降职依据,工作做得是何等细密。至于打开戏子匠人的官宦之路,让他们与高官豪贵们连门接屋,这是什么策略。这是愚臣所大惑不解的。如今圣朝稽查往古,建立王法,光被天下,黎民百姓,不管迁往何地,都是皇魏地域,而分开区别戏子匠人,只在于皇上一句话,这对皇上来说有什么难的,而以此导致圣朝大美缺损就不值了。”

又说:“自从南边伪政权代代相传,窃取淮河以北,想占有我中华原有各种称呼,而且大量招纳引诱我边境之民,从而侨设中州郡县,与我魏郡县名称相重。从皇魏势力南被,他们仍不改称,从而重名郡县的数目特别众多。这导致各种书章记录的混乱,把天下弄得混乱不堪,要区别疆域物土,必须重新严格勘定名称。愚臣认为可依照地理旧名,全都重新厘定。小州合并,大的分别而置。及中部郡县,过去因户数少而合并的,如果今天人口增加了,也可分州而治。作为皇帝的人,应以天下为家,不能有什么私念。所以仓库储备,是准备应付水旱灾害,提供军队国家用度的,至于那些有功德于国家的人,应该加以恩赐。当年功臣,恩荫后代,皇上于是宠遇隆厚,赏赐不断。过去到今,这也实在太过。现在朝廷的达官贵人,所受俸禄不轻,房舍披金挂彩,仆僮妾奴厌闻稻粱鱼肉,而皇上又加优厚的赏赐,动不动数以千计。如果陛下把这些东西分赐鳏寡孤独,可受接济的人实在非常之多。如果不改变原来的做法,岂不就是周穷不比济富吗?愚臣认为如果谁事有可赏赐的,就明旨褒扬,扬其功绩赏其粟帛,以此劝人为国效力,而不可因其是近臣密戚,厚加赏赐,从而妄加减损国库储备。”

又说:“诸保卫皇宫、侍奉皇帝的人,应该让武官练习武功,文官勤读书传。而今天,却给予他们游戏赌博的工具,从而养成他们轻慢的作风,助长他们好斗的心理,纵容他们目中无人的习惯,徒自损害朝廷威仪,无助于国家政事。像这些情形,就应一概禁止。”高祖称赞他的建议。

后来,韩显宗上表请求任宋王刘昶府的谘议参军,想为南部军事效力,高祖没有答应。魏高祖曾对韩显宗及程灵虬说:“著作郎一职,是掌写国史的。卿等文章,朕心中有数,中书省的品第高低,你们也知道。如要与古人相比,班固司马迁等人,固然比他们不上。但与当世才人比,文学方面的才能,你们中间应推崔光可与相比。”又对韩显宗说:“看到卿等所写的《燕志》以及在齐地时所咏诵的诗歌,比自往而来的文字强出许多。然而你在著述方面的功绩,我仍未见到,应当在监、令们那里进一步了解。校比爱卿才能,我看可居中等。”又对程灵虬说:“你比韩显宗又有些差别,我看可居下上等。”韩显宗说:“为臣才学品第短粗轻浅,陛下却大加夸奖,甚至与崔光相比,实在是优遇太过。但臣私下认为陛下贵古而贱今,人臣学识微薄,才识短浅,实在不敢仰比古往圣人,但遭逢圣明之世,眼睹惟新之举,掌笔有司,实录时事,为臣也觉得并不惭比于后人。过去扬雄著《太玄经》,当年不免遭受批评,但二百年后,却越出诸子。为臣今天所撰,虽然未必充分表现圣帝经历,以至与日月同辉,但万代之后,后人仰观祖宗巍巍之功,皇上睹陛下光天之德,也没什么比《唐典》逊色、比《虞书》稍差的地方。”魏高祖说:“假使我无愧于虞舜,卿比尧臣又如何呢?”韩显宗说:“臣听说为君的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设立百官以分理国家事务。而陛下与尧舜齐名,公卿们哪敢比古代的八元逊色。”魏高祖说:“你任著作之职,仅能说是称职而已,还不能说是良吏。”韩显宗说:“臣仰逢明时,直笔而书毫不畏怕,又不受人贿赂,夜晚安眠,白天美食,这是为臣比当年班固、司马迁优越的地方。”高祖不以为然地笑了。后来,韩显宗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议定朝廷仪礼。

魏高祖曾经下诏书告示群官:“自近代以来,出身高低,总有一定的分别。朕觉得这样可以,又觉得这样不行。大家应该加以讨论。”李冲回答说:“不知自从上古以来,设置官员列出朝位,是为的给他们富裕之地,还是想使官员们有益于时政?”高祖说:“都是想让他们治理国家。”李冲说:“如果是要他们治理国家,陛下今天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位,而没有选拔人才的诏文?”高祖说:“如有特殊人才,朕不愁不知道。然而士君子门庭之中,即使没有治世奇才,只要他们德行纯厚笃实,朕便没有不用他们的理由。”李冲说:“傅严、吕望,在古代哪里称得上是以门第出身而被荐举呢?”高祖说:“像这样的旷世奇才很少见,古往今来只有一两个人而已。”李冲对众官员说:“正要诸贤解救。”秘书令李彪说:“眼下军队人员寡少,不足为国家之用。臣心里有想法,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如专论门第出身,不审分鲁的三卿之后,还是选人以四科?”魏高祖说:“关于这与前面说法相同。”韩显宗说:“陛下恩泽光被洛邑,百礼惟新,国家兴旺与否,全仗这种选举。为臣既然学识浮浅,不能够援引古今,以证明此义,姑且便以国事论证它。如果不审别中省、秘书监令的后代如何,让他们都为秘书郎,向来为监、令们的后代,都可以当秘书监令、中书令不?”魏高祖说:“卿何不论当世华贵为监、令的呢?”韩显宗说:“陛下认为物不可类比,不应该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魏高祖说:“如有高明卓著,才能出众的,朕也不拘于此例。”后来又让韩显宗为其本州中正。

太和二十一年(497),皇帝车驾南伐,韩显宗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队驻扎在赭陽,萧鸾守将成公期派遣他的军主胡松、高法援等人带领蛮贼前来偷袭军营,韩显宗亲自率军迎战,砍下法援首级。韩显宗到新野,魏高祖下诏说:“卿破敌斩帅,大增军队声势,但朕正攻坚城,你为什么不写露布告示?”韩显宗说:“臣过去听说镇南将军王肃抓住两三名俘虏,几匹驴马,都写上露布,臣当时在东宫,私下里每每发出嘲笑。近日臣虽然仰凭圣上威灵,得以摧坏丑虏,然臣兵少力薄,擒斩敌人不多。假如夸大事实,虚报功捷,效法当年王肃做法,其罪更大。臣之所以收笔敛布,宽解圣上而已。”魏高祖笑着说:“像爱卿这样的功劳,实在是为国立下大功,等到赭陽平定之后,朕再检审战绩,表记功劳。”新野平定之后,魏高祖让韩显宗任镇南、广陽王元嘉府的谘议参军。韩显宗后来上书表奏,很是夸耀,诉述前番征战功勋。皇帝下诏说:“韩显宗斐然成章,很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损我朝清风。像这样都不纠整,将会助长不良风气。可把他交付尚书省,仔细推检调查。”兼尚书张彝上书奏请免去韩显宗官职,皇帝下诏说:“韩显宗虽然浮夸矫饰招致过失,但他的才能仍可被用,哪里能够永被弃置呢!可以以白衣身份守谘议之职,以观后效。但他生性鄙陋狠凶,不足以参配荣华,可夺其□,并禁止他问讯诸王。”

韩显宗既然官途失意,遇信便往洛陽而去,于是又写五言诗赠送御史中尉李彪说:“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从?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韩显宗撰《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写的文章,颇为流行。景明初年(500~501),朝廷追述其赭陽之功,赐爵章武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