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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幸传

君子和小人是分别人们品行的常用名称。遵循道的就是君子,违反道的就是小人。杀猪钓鱼是卑下的职业,夹板筑墙是低贱的事情,但是姜太公在渭水垂钓,被周文王起用为国师,傅说离开夹板筑墙,而成为殷相。殷周时代并不讲究有没有公侯的家世,是不是豪贵的出身,发现了人才,即使他们沉埋在草泽,也要起用。到了两汉,这种惟才是举的传统没有改变,胡广世代农夫,凭能力位到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因才气名重京城。况且那些因袭父辈的职位而高居朝廷,都是有职司的人,即使七世冠插貂尾,在西汉名位显贵,然而像侍中这种官职既要向皇帝奏请大事,又兼管理皇帝的车马和服饰,像东方朔就仅做了个黄门侍郎,手执长戟,站在殿下。郡县的掾史,都出自豪门大家,扛着戈负守卫之责的,都由有权势的家族充当,不像后来世族寒门所处地位贵贱有别。汉末天下大乱,魏武帝初创基业时,军中事务急促,权且设立九品,用来品评人才的优劣,而不是确定世族地位的高低。由此相沿,就成为定形的法则。从魏到晋,没有人能改变,州都的郡正,以才能来品评人,因而全社会的人才,升降的情况就很少。如果仅仅因为凭借世族资望,而高出居上,那么都镇中的庸俗之士,就会斟酌当时的需要,随时确定品目的多少,这正如刘毅所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岁月流逝,这种风气渐渐严重,凡是士大夫,没有不是二品的,从此以后,于是就成为卑庶之族。周汉的用人制度是用智慧奴役愚昧,奴仆成群,而分成等级;魏晋以来,以富贵统治贫贱,士庶的品级,明显有别。人主向南面而坐,宫殿幽深难通,如果早晚奉陪人主,难免与卿士之义不合,所以在宫中陪奉人君的责任,应由主管部门承担。这样,人君的恩泽因为有了宠幸者而产生,人君对被宠幸者的信任也由人君的恩泽而牢固,人君对被宠者没有令人可怕的态度,而有容易亲近的颜色。孝建、泰始开始,人主独自运用权威,设置各种官僚机构,权柄牢牢握在手里,但是刑罚政令错综复杂,人主很难全面通晓,所依托的对象,就是那些亲近之臣。奖赏和惩罚,是国家的权威。出自宫中的王命,一旦由亲近之臣掌握,于是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都会车水马龙成群结队地去巴结。人主以为他们的身份卑贱,职权低下,权力不会很重。竟然不知道鼠凭社贵,狐假虎威,在外没有逼迫人主的嫌疑,对内却有独断专行的功效,权势使天下人倾倒,却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仗恃朋党的势力培植党羽,政绩因贿赂而成,各种大小刑戮,在筵第的隐曲之所构成,穿戴贵族衣帽,乘坐贵族车马,也都出在言笑之中,南方的黄金北方的兽毛,送来时都是两船并行,精制的白绢贵重的丹魄,收到的都是两者得兼,西京的许、史两家,自不必说,就是晋朝王导、庾亮,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到了太宗晚年,他们的计划实施已屡经成功和失败,终于认识到:受人主宠幸的人害怕宗戚。他们想使年幼的人主孤立,长久地掌握国家大权,于是就构陷异己,挑拨离间,因此御弟宗王,相继被杀。百姓忘记刘宋王朝的恩德,虽然不是一种原因,但是国家很快地灭亡,的确是由于这个原因。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采摘它们的书名,以《恩幸篇》来列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