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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颂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是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刘家是世代名门望族。周郡还有雷、蒋、磣、鲁四姓,都排在刘姓后面。时人为此说到:“雷、蒋、磣、鲁,刘为最祖。”刘颂的父亲刘观是平陽太守。刘颂年少时明辨事理,被时人称颂。考察后推荐为孝廉、秀才,他都不就任。晋文帝征召为相府掾,奉命到蜀地出使。当时蜀地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贷,没等回报便实行,为此被除名。

晋武帝继位,授尚书三公郎,掌管法律,审理冤狱。几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咸宁年间(275~279),诏书命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视安抚荆、扬两地,因出使符合皇帝旨意,转官黄门郎。升为议郎,任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下狱,诏令刘颂考核究竟,刘颂坚持无罪,扈寅才得以免祸,时人把他比为汉代的张释之。他在职六年,号称最详察公平。时遇吴国平定,诸将争功,派刘颂考核此事,刘颂定王浑是上功,王氵睿中功。武帝认为刘颂持法失理,贬为京兆太守,还没就任,又改任河内太守。临行前,上奏有利国家之事,多被采纳。郡界有很多公家主办的水碓,阻塞流水,渐成水灾,刘颂上表废除,百姓获得方便。不久因母死去职。服丧期满,除任淮南相。在职期间严肃公正,很有政绩。先前修治芍陂,每年用几万人,当地豪强互相兼并,孤独贫穷的人失业,刘颂让当地人戮力同心,按功劳大小获利,百姓称他公平。

刘颂在郡内上疏说:

现在民间少名士,百官无高才,是什么缘故呢?公正的评论不引进,人们不树立好品德,行为苟合取容,所以没有名士。下面无专门机构,又不实行考核官吏的制度,官吏不竭尽臣节,所以没有高才。没有高才,就有憎恶世俗的事;缺少名士,后来的入仕者就没有标准,所以我想制定考核和采纳公正的评论的制度。追求富贵而厌恶贫贱,人理如此。圣明君王完全熟悉万物人情,知道人欲不能除去,所以使公私的利益齐一,却使达到公私之利的途径曲折相通,使那些想富裕的人必须先从贫困开始,想要显贵的人必须先安于贫贱。安于贫贱就不会自负贤能,不自负贤能然后才会对廉耻严肃;守住贫穷的人一定会节制私欲,节制私欲然后操行保全。用这种态度处理公务,才会尽心公职。尽心公职的人是富贵之徒;因为没有私心的人最终得到他的私利,所以说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现在想富裕的人不经过贫困就能得到富裕,想显贵的人不用安于贫贱就能得到显贵,公私的道路既已乖戾而人情又不能没有私心,私人的利益不能从公家得到,就常常背弃公家而从事邪门歪道。因此风骨气节一天天倾颓,公理渐渐废弃,人们求富贵,不是遵循法制获得的。以此为政,小治和大治难以期待。然而政教颓废由来已久,难以一朝改正。外加世风放纵奢侈、钻营贪欲之人比肩,群士糊涂,平庸和能干相似,不可马上肃清,晋升和贬黜也不可完全不同。再说政教不求尽善尽美,善在遏止过失,同样奢侈之中,还有更奢侈的,要使那些愚昧地纵情享乐的人,失去那显荣的富贵,瞬间处在不洁净之地;约束自己洁净朴素的人,受到节俭品德的回报,位列于清官之上。两类人清浊分流,使他们各有所报。然而世俗放纵奢侈,不可马上肃清,所以我私下想,希望先从事于疏导工作。

天下特别大,各种事情特别多,国君又只有一个,跟天上的太陽一样,所以不是靠耳闻所能周览的。因此圣王的教化,是执掌精要而已,把各种事务委托手下而不用琐事束缚自己。分掌职务已定,不必参预其事,并非怕忙碌到太陽偏西的辛劳,也不牵涉到安乐的考虑。的确是因为政体应该如此,事物的趋势致使这样。为什么?创造谋划的开始,而对昏暗是非,区别能与不能,是很难详察的。已经施行,根据成功失败,区别功劳罪过,是很容易识别的。容易识别在于考察结果,难以详察在于创业开始,所以人君常常居于易识就安定,人臣不处在难察的开始就混乱。现在陛下每每精于事情的开始而略于考察结果,所以众官吏考虑事情怀有成败忧惧的分量小,而粉饰文采来躲避眼下的谴责分量重,这就是政治不好的原因。而今人君能经常居于易识,掌握大权驾御臣下,然后臣属的功绩罪过显现在成败得失的事实中,无法逃脱诛罚或奖赏。所以罪责不能隐藏,功劳不能谎报。功劳不能谎报,有才能的人就劝勉;罪责不能隐瞒,乖戾简慢之人就一天天肃敬,这就是治国的大要。我私下认为陛下的想法,旨在尽善,担心政事有差错,所以精心考虑事情的开端,以求没有过失,又因为百官中胜任的人少,所以不把事务委托臣下,宁可自己辛劳到太陽偏西。以我愚钝的想法,认为现在想要尽善,就应考察结果。为什么呢?因为精虑开始难以考核。另外百官多不胜任,也应该交办事务,使能臣得以成就功业,无能之人得以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可以废除,功业成就可以继任,这样以后贤能的人常常在位做好事情,昏昧愚劣之人就不能白拿俸禄伤害政事。像这样坚持下去,那么胜任的人逐渐增多,稍稍经过几年,就连下层官吏也普遍得到能士了。这种考核才能实绩,是政治的重要事务。现在国君不交办事务期待成功,却跟臣下共同谋划事情开始,那么功绩罪责就难以分辨。下臣不主事,在职不久,所以能干与否不能区别。凭什么验证呢?现在的官吏绝对不会都有才能,也绝对不会都是办事拖沓无能之人。可是现在想推举一名忠贤,却不知奖赏谁;找一个败坏职守之人,却不知惩罚谁。至于被罢免屏退的,是自己犯法罢了,并非因为他们无能。升官晋级的人只是凭累积的资历以及民间的赞誉而已,并非他们有功劳实绩,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的朝政不符合圣君旨意,这就是验证。陛下用现今的办法执政将近三十年,可是功绩没有日新月异,其过失在哪里?古人曾说过:“琴瑟不协调,严重的就要改弦更张。”我所说的,实在是政体的常规,不过古今不同时宜,所遇的时事不同。陛下您即使不能全部坐享其成,对臣下全部交办事务,至如现在应奏明圣上的事,免除不急之事,使重要的事务能精简大约三分之二。

古时候六卿分守职责,太宰为六卿之首。秦汉以来,九卿官职,丞相总管。现在由尚书专断裁决,其他卿士相助促成,对古制来说是重复设职,按事理而言不是必须,可是现在不能省并。可以把众事交付宫外官署,让他们专断,尚书是总管,跟丞相的职责一样,只有主法度,创典制,断死生,除名籍,定流放,议罢免等大事,以及连年的财赋收支之事,台省才上奏处理。其余事情外官都可以专断,年终由台阁考校功绩罢了。这是九卿开创事业的开始,决断行事,尚书主宰,以赏罚为准绳,那形势一定超过考核官吏成绩,掌管人们的错误过失。眼下亲自掌管的人动不动受到上面的成制的约束,上面所犯过失,不能再怪罪下级,年终事绩不建立,不知该责罚谁。监察的官吏按法律推举的罪责,刑狱官查证完全属实,法官根据陈辞坚守条文。大体虽然相同,可等到使用时,监察官跟那执法刑狱官的实践应小有差异。刑狱官重事实,法官重法律条文,监察官却要举大事略小事,为什么呢?那细小的过失缺点,谬误之处,这是人们常情中所一定有的,如果都用法律纠正,那么朝廷内外,没有十全十美之人,这就是人们所说本想治理却反而混乱的情况。

所以善于为政的人抓住百要,而使法网宽松,抓住百要则所搜罗的广博,法网宽松则小事必定疏漏,所搜罗的广博为政就不苛刻,这是为政的关键。可是自从近世以来,为监察官的,大体是大纲不张,而小错必举。小错不足以伤害朝政,列举小错则小事更加混乱;大纲不张,就会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那么百姓就失去职业了,这是使所急之务错乱颠倒的原因。现在应该让有司恢复常规之政,使天下能长于教化。做到这样并不难,国君不以琐碎的案牍为善,一定要求得冒犯强权、荐举罪过的奏章,论处完全公正,那么伤害国政的奸佞自然被擒了。那些罪大恶极冒犯朝政祸乱万民百姓的罪人,大都出自富强之人,豪富之人势力足以使人惧怕,财货足以满足欲望,因此当地官长顾忌势力而搁笔不奏。下面官吏放纵了奸佞,又害怕所主管者责备没有举报,就用细密的法网来搜罗细小的罪过。致使弹劾的奏章相连,貌似尽心公职,其实歪曲法律、依法不明的现象就已经在其中了。不但对政体没有好处,公正的议论也因此而倍受伤害。古人曾说过:“君子的过失,如同日蚀。”又说:“错了能够改正。”又说:“不犯两次一样的错误。”以上几句,都是说贤人君子不能没有错误的话。只要不达到伤害政治的程度,就都是朝政所应疏漏的;如果所犯罪行很重,然后才用国法治罪,这是举罪行深浅为例来说明。

所以君子能成全美德使政事完善,不善之人一定遭受杀戮警告众人,这是治理国政诛戮赦免的标准。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如果不能没有过错,小毛病不可以废弃其身,却总是绳之以法,就有愧于圣明的时代。为什么呢?虽然有所触犯,但所犯轻重很不同,而在士人君子心中虽受到的责罚不同可是名称却没有区别,所以不法之徒能够引用这些名称自行仿效,迷惑众听,由于名称混乱,要凭借人力使它正直,所以公正的议论倍受伤害。大凡列举过失弹劾邪恶,是将要肃清讽刺议论,整饬当世的正统思想,现在列举小饼失,公正的议论更加颓丧。因此圣人深深了解世情通达政体,所以他们说:“不因一次小饼错掩盖大德。”又说:“赦免小饼失,举荐贤才。”又说:“不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皇冠的前面悬着玉串,皇冠两旁用绵制物挡住耳朵,意思是审断善恶一定要取突出的,然后才能既简明又不疏漏,大罪必遭诛戮,法制禁令容易保全。为什么呢?伤害法制在于犯大错,如果谨慎小心地搜集细小饼失,无异于把兕牛豹子放在大路上,却禁止老鼠在墙角缝隙偷窃。古人有言:“钅夫钺之刑不用,而刀锯却日渐用旧,不能为政。”这是说大事缓慢小事苛急。现时政治的失误,稍稍有这种情况,陛下应反其道去探求,就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权宜之制不可作为常道,政治乖谬不可保持安定,这是说进攻防守的方法不同,百姓虽然愚钝,希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因时事而发。有原因而发出的期待不可改变;事情变化与以前不同,则时势不可违背。圣明君主通晓政体,适应趋势之快,不等下车,所以行为能合乎事情的时机,广泛得到人情。先前魏武帝曹操分割天下,使人们差役和居住去处各在一方;既是事情形势所需,又是有意而为,权且假借一时,以奔赴所追求之事,不是正典。可是迟疑徘徊至今,积年累月而不改,百姓虽然身受其困,却不生私怨,的确因为三方割据没有全部平定,知道时势不可以谋求安定的缘故。因此甘心服役如同回家,面对危险如同平安。等到平定吴国之时,天下向往安宁,而东南两方的六个州郡的军队,将士和武官,戍守长江之外,有的负责京城水上运输,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室分离,都不安定。又不服水土,运输的差役辛劳困病,并且有死亡的祸患,其势不能持久。这应该广为安置,以符合众人的愿望。魏氏错误的差役,也应改从旧制。这两件事各尽情理,那么百姓感怀天子恩德,讴歌生逢盛时一定是现在的十倍。自从董卓作乱直到如今,将近百余年,四海辛劳疲病,百姓困苦到极点了。天下归为一统,从今日开始,万民思念安宁,不是幻想。不过古今时宜有异,所遇不同,的确也不能希望遵循昔日的旧法,任他们放马养牛;但是让受各种杂役的人不出封国,军卒在他乡里执事,实在是可行的。即使不能全部这样做,只要全部合理,就可安定三分之二,官吏的差役可以在千里之内。只要像这样,天下所蒙恩的人就已经不怨恨了。

政务头绪多,不完全合理的世事,很难用此疏遍举,提纲挈领,大要有三条。大凡政治要宁静,宁静在于止息差役,止息差役在于无为而治。仓库要充实,充实在于对农民有利,对农民有利在于官府平衡粮价。为政要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在于选拔贤能,选拔贤能在于为官日久,为官日久不难,连任同一级别,除非才干合宜,一般不转任他职以完成最终的考核,其事就好了。官府平价售粮已有成制,不完备的可以补充周全,五谷就积聚了。无为不是别的,去掉辛勤的劳作,抑制貌似有益而实际有害的功利。如此而已,则天下就安定了。这三条已经实行,即使不能敦厚教化,也可以安定国家而有余了。君王的利益,在于让天地自然的财物生长,农业就是这样。国家所树立的都是为了这一方面,就的确会有功德利益。如果妨碍农业,都务求止息,这只是貌似增益实则有害之类。然而现在国家自有必须做的事,不能停止,或者用功很少而成就很大。眼下去做,虽然稍有废弃,可此计最终要获大利益。劝农之官有十倍百倍的好处,或有妨害,开始好似不急,最终成为大患,应该加倍用功,以防止他加剧。如果黄河汴水将合,沈莱之役果真有利,那些劳役就不能停息。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然而事情要考虑缓急,权衡轻重,除非近期像这一类事,可以此为标准,才可以兴起劳役,其余的事都要力求静息。然而能够善于计算轻重,权审时宜,知道可兴可废,是很难明了的,除非智力特出,才能高远之人;否则,不能担当此任。开创美好的基业,功勋在于把基业传给子孙,让后代赖此安定。基业安定,即使昏庸也是圣明,即使愚钝还算聪智。成就世代功业的人,其实是善于教化,旨在安国。至于修饰官署,各类劳役常常伤于过分奢侈,不必担心功役不兴,这些都是将来不待陛下而自己能干的事。至于承蒙前代绪业,需要依靠圣君的,实在是留传好的风尚维系人心,威烈匡扶幼弱,如今辛勤劳作的事不是后代必须之事,却伤害了后代所依仗之事。权衡这两样,哪是当务之急,陛下稍加考虑仔细选择安定基业的办法,那么治国大理就完善了。

世上的私下议论,把陛下跟汉文帝相比。我以为圣德的好坏,将在以后,不在当今。为什么呢?陛下如龙飞凤翔,应天命即位,已有创基业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出征南海,又有业绩。凭借天子的显贵,却亲自奉行平民布衣所难之事,孝顺节俭的美德,冠盖百王,也已具备了。履行应做的事不论巨细,动则成为法度,又具备了。如果使自身朝政美好,建立牢固的藩屏,使晋代天长地久,后世瞻仰遗迹,考核功绩,实可以跟商汤周武媲美,哪里只是汉文帝呢!我的这些话,不是我褒扬君上饰美的虚辞,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赖以资助天下安定的办法不尽合适,那么恐怕好史官记载历史功勋,也不能褒扬弘美,很是可惜。然而不能让执掌朝政的大臣参与谋划,陛下经过较长的时间,最终定会有所成就。希望陛下稍稍留意我的话。

元康初年(291),刘颂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时值诛杀杨骏,刘颂在殿内屯聚卫兵。当晚,诏书让刘颂任三公尚书。又因上疏议论律令,为时论所称美。过了很长时间,转任吏部尚书,建立九班之制,要让百官居位望升迁,考核能否,以明赏罚。时值贾充、郭彰专断朝廷,入仕者都想快点晋升,刘颂的方法最终未实施。

及至赵王司马伦残害张华时,刘颂哭得很伤心。后来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高兴地说:“茂先呀,你还有后代呀!”司马伦的同党张林听说此事大怒,怕刘颂主持公道而不能伤害。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劳,应加九赐,群僚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刘颂却说:“过去汉代赐给魏代,魏代赐给晋朝,都只用于一时,不可以通行。现在宗庙太平无事,虽然宠后被罢退,权臣被诛戮,但汉代周勃诛灭诸吕,推崇孝文帝,霍光废除昌邑王刘贺,推崇孝宣皇帝,都没有受九赐之例。违背旧典而习于权变,并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不要实行。”张林忿恨不已,以为刘颂是张华的同党,准备残害他。孙秀说:“诛杀了张华、裴危页已经伤害我们的声望,不能再杀刘颂。”张林这才罢休。于是任刘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不久病死,天子派使者吊唁,赐二十万钱,一套朝服,谥号叫贞。中书侍郎刘沈提议,刘颂当时是少辈,应该赠号开府。孙秀一向憎恨他,所以没同意。刘颂没有儿子,收养其弟刘和的儿子刘雍也早死,便以刘雍弟弟刘翊的儿子刘阝焉为嫡出长孙,继承封爵。永康元年(300),诏书认为刘颂诛灭贾谧督理众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当初,刘颂把女儿嫁给临淮的陈矫,陈矫本是刘姓的儿子,与刘颂是近亲,出外寄养姑姑家,改姓陈。中正刘友讥讽他,刘颂说:“舜的后代姚姓、虞姓、陈姓、田姓本是同一支系,可是世代都有婚姻关系,礼法并不禁止。现在与此同理,结婚完全可以。”刘友想条疏上陈,被陈骞制止。所以没被弹劾。刘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同乡里谁最委屈?”两人都说:“刘友委屈。”刘颂改变脸色呵斥他们。蔡畿说:“刘友以私议冒犯你是很不对的,可是乡里公论说他委屈。”后来刘友征召为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