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哥華的聖誕節早上，阿蘭·梅特蘭德醒得很晚。當他醒來時，他感到嘴裡像塞了團棉花似的，有股麻木的感覺，那是因為頭一天晚上在他的律師合夥人家裡喝了酒的緣故。他打著哈欠，撓著頭髮剪得短短的，有些發癢的腦袋，想起了昨天晚上，他、湯姆·路易斯和湯姆的妻子麗蓮3個人一共喝了12瓶酒。他們也太奢侈了，因為無論是他，還是湯姆，都沒有多餘的錢這樣揮霍，特別是現在麗蓮懷了孕，湯姆又越來越難以為他們6個月前在溫哥華北部買的那座小房子支付抵押款。然後他又想，管他的。有著像他6英尺高運動員一樣健壯的身軀，他從床上滾了下來，打著赤腳朝洗澡間走去。
從洗澡間裡出來，他穿上了一條法蘭絨褲子和一件大學生圓領半袖衫，然後沖了一杯速溶咖啡，烤了麵包，往上面抹了點裝在一隻小罐裡的蜂蜜。為了吃得舒服些，他只好坐在佔據了房間大部分面積的床上。他的房間十分狹小擁擠，是在英吉利灣附近吉爾福特街上的單身漢公寓裡的一套房間。白天，他可以把床收進牆裡，就像飛機起飛後收回起落架一樣。但阿蘭·梅特蘭德很少在早上急著把床放回去，而總是寧願慢慢地進入一天。很久以前他發現，當他慢慢地介入一件事時，他常常可以把它幹得很好。從那以後，他就一直是這樣行事的。
他正思考著要不要再煎一點火腿，這時電話響了起來。是湯姆·路易斯打來的。
“告訴你，傻瓜，”湯姆說，“你怎麼從來也沒有告訴過我你還有上層社會的朋友？”
“正經人不吹牛。范德比爾特夫婦和我……”阿蘭嚥下了一塊剛嚼了兩下的麵包。“你說什麼上層社會朋友？”
“例如說德弗羅參議員。就是那位理查德·德弗羅。他希望你到他那裡去一趟，今天就去，要快。”
“你一定是瘋了。”
“我瘋了？去你的吧！我剛剛接到G·K·布裡安特的電話，就是庫裡納、布裡安特、莫迪摩爾、蘭尼和羅伯茲法律合夥事務所的那個布裡安特，他們那個事務所名稱又叫‘我們代表人民’。德弗羅參議員的大多數法律事務都是由他們承辦的，但這一回參議員特別指名要你經手他的一樁訴訟。”
“這怎麼可能呢？”阿蘭滿腹狐疑。“一定是有人搞錯了；顯然有人把名字搞錯了。”
“聽著，年輕人，”湯姆說道。“如果說造物主賦予了你超常的愚蠢的話，那就請你別再錦上添花了。他們要找的人是一個繁榮的新法律事務所——路易斯和梅特蘭德律師合夥事務所裡的梅特蘭德。這不正是你嗎？既然我們有過幾個主顧，我們至少也算是個繁榮的事務所，不對嗎？”
“當然，不過……”
“問題是，為什麼象德弗羅參議員這樣一個名人要委託梅特蘭德辦事，而不找在法律學院比梅特蘭德高一年級，也聰明得多的路易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湯姆·路易斯幽默地說道。
“等一等，”阿蘭插嘴道。“你說的是德弗羅嗎？”
“啊，我提他的名字還不到6次。我承認，這幾次數遠不夠讓你記下他的名字……”
“在我念大學最後一年的時候，我遇見了一個叫莎倫·德弗羅的姑娘。當時我們見了幾次面，出去約會了一次，不過以後再也沒看見她。也許她……”
“也許是她起了作用；也許不是她。我所知道的只是，在這天空晴朗，陽光燦爛的聖誕之晨，德弗羅參議員正在等一位名叫阿蘭·梅特蘭德的人。”
“我去，”阿蘭說道，“也許他在聖誕樹下為我準備了一份禮物。
“這是地址，”湯姆在電話中讀出地址，等阿蘭寫下來後，他又說，“我會為你祈禱的。我也許會叫我們辦公室的房東一塊為你祈禱；別忘了，他還指望從你這筆收入中得到房租呢。”
“告訴他我會盡全力的。”
“沒問題，”湯姆說，“祝你好運。”
德弗羅參議員住在西南海運路。這毫不奇怪，阿蘭·梅特蘭德想。
阿蘭很熟悉這條大路，既因為這裡有名氣，也因為他在大學時曾經來過這裡。這地方地勢較高，下面正好是溫哥華市的商業區，南面是逐漸開闊的弗雷澤河北系，河水從這裡流向田園詩般的鹿鹿島。這裡是社交活動的麥加朝聖地，是大量財富累積的地方。在這條大路的大多數地方，都可以看到極為優美的景色，在天氣晴朗的時候甚至可以眺望到美國邊境和美國的華盛頓州。阿蘭想，這裡如此優美的風景好像有象徵性，因為住在這裡的大多數人不是靠個人奮鬥成為社會名流，就是生來便具有高貴的血統。另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景像是這裡繁榮的木材業，下面的河裡堆著成堆成堆的木材，拖船壯觀地拖著山一樣的木材運往木材加工廠。過去伐木和木材業為加拿大不列顛省帶來了大筆的財富，直到現在，它仍然是這個省的主要財源。
當阿蘭·梅特蘭德找到了德弗羅參議員的宅所時，他又一次望到了弗雷澤河。阿蘭想，這位參議員的宅所佔據的一定是整個海岸線上最好的位置。
今天天氣晴朗，陽光明媚，空氣清新。他開車來到了參議員住的那座都鐸王朝風格的大樓前。一道高高的雪杉牆擋住了行人的視線，而且房子又離路邊較遠，使好奇的人無法輕易看到這座房子的模樣。一條汽車道通向院子裡面，院子的入口處是雙扇鍛鐵門，上面鑄有奇形怪狀的裝飾物。車道上停著一輛珵亮的克萊斯勒“帝國”牌轎車，於是梅特蘭德把自己的那輛褪了色的老牌“獵鹿”牌轎車停在了後面。他下了車，朝那豪華的門廊下一扇巨大的飾滿鐵釘的前門走去，按了一下門鈴，一會兒便見一個男僕前來開門。
“早上好，”阿蘭說道，“我叫梅特蘭德。”
“請進，先生。”那男僕是位瘦弱的白髮老人，他走路的姿態好像是腳上有傷的樣子。他領著阿蘭穿過一段短短的富有彈性的磚鋪走廊，來到一個高大的門廳。這時，在大廳入口處出現一個苗條纖細的身影。
她是莎倫·德弗羅。她仍然像他記得那樣，雖然美麗動人，但嬌小精靈，橢圓形的臉，深邃而幽默的眼睛。但阿蘭注意到，她的髮型變了。她原來的頭髮是油黑的，留得長長的；現在則剪得很短，很時髦。
“你好”，阿蘭說，“我聽說你想用個律師。”
“眼下麼，”莎倫很快地接上說，“我們寧願雇個管工，爺爺洗澡間裡的便池一直在流水。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她的左頰上有一個酒窩，每當她笑時，酒窩便出現了。此刻那酒窩又出現了。
“現在這位律師還是個業餘管工，”阿蘭說道。“最近，法律方面的買賣不太興隆啊。”
莎倫笑了起來。“這麼說我想起你來還不錯。”男僕接過他的大衣，阿蘭好奇地四下打量著。
這整座房子裡裡外外都顯示著財富和物質豐裕。他現在位於一個大門廳裡，門廳的牆上飾著精緻的褶縐亞麻牆板，天花板上嵌著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繪畫，地板則是由閃著光澤的橡木鑲製而成的。在那高大的都鐸風格壁爐裡，木柴正在歡快地燃燒著。壁爐兩側是凹凸不平的浮壁柱，旁邊還放著一張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長餐桌，上面擺著紅色和黃色的玫瑰花。在一塊五顏六色的克曼地毯上，一把典雅的約克郡大扶手椅對著一張克羅爾沙發。在大廳的另一側，在橢圓形窗戶四周點綴著松捻絨線刺繡的帷幔。
“爺爺是昨晚從渥太華回來的，”莎倫來到他跟前說。“在吃早飯時，他說起要找一個年輕的亞伯拉罕·林肯（19世紀美國內戰時期的傑出總統，年輕時曾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律師——譯者注）。於是我就說我以前認識一個叫阿蘭·梅特蘭德的人，他畢業後將成為律師，他還有各種理想……順便問一下，你現在還有那些理想吧？”
“我想是的，”阿蘭嘴裡這樣說道，但心裡略有點不舒服。他想當時他當著這位姑娘說的大話一定遠遠比他現在記得的要多得多。“總之，我得謝謝你想到了我。”房子裡很溫暖，他的脖子在他那件唯一體面的炭灰色西服裡襯著的白襯衣的硬裡轉了幾下。
“我們到客廳裡去吧，”莎倫說道，“爺爺一會就來了。”他跟著她穿過大廳。她打開了一扇門，陽光射了進來。
他們現在來到的這間客廳比大廳還要寬敞，還要明亮些，最主要的是不像大廳那樣令人生畏，阿蘭這樣想。客廳裡陳設的傢俱是英國切賓代爾式的和謝爾頓式的，地上鋪的是波斯地毯，牆上飾有錦緞，並裝有鑲金的水晶燈台，還有一些油畫真品，包括德加斯、西扎內和現代的勞倫·哈里斯的作品。一棵大大的聖誕樹佔據了房間的一個角，旁邊是一架斯坦威鋼琴。加鉛條的玻璃窗是關著的，窗外是一段石板台階。
“我想，你的爺爺就是德弗羅參議員吧，”阿蘭說。
“啊，對了，我忘了你不知道這一點。”莎倫向阿蘭指了指切賓代爾式的長椅，然後自己坐在了對面。“我的父母離婚了，知道嗎？現在我爸爸住在歐洲，大多數時間是在瑞士。媽媽又結婚了。後來到阿根廷去了，所以我住在這裡。”她很自然地，毫無傷感地說道。
“噢，噢，噢！這麼說這就是那位年輕人了。”一個洪鐘般的聲音在大廳裡嗡嗡地響起來。只見德弗羅站在那裡，滿頭白髮梳得整整齊齊，圓角下擺的晨禮服熨得平平展展，翻領上還別著一束小小的玫瑰花。他搓著兩隻手走了進來。
莎倫擔當起了介紹的任務。
“我應該道歉，梅特蘭德先生，”參議員禮數周全地說道。“我想在聖誕節就把你找來，一定給你帶來諸多不便吧。”
“沒有什麼，先生，”阿蘭說。
“很好。那麼在我們談正事之前，大概你願意和我們一塊喝杯雪利酒吧。”
“謝謝。”
在一張桃花心木桌子上放著一些玻璃杯和一隻圓玻璃瓶子。當莎倫倒酒時，阿蘭大著膽子說了一句：“您的家真美，參議員先生。”
“你這麼想我真高興，我的孩子。”老參議員看上去十分得意。“我一生都十分樂於用精美的東西來包圍自己。”
“爺爺是個很有名氣的收藏家，”莎倫說道。她把杯子遞給了他們。“唯一的問題是，有時候你會覺得是生活在博物館裡。”
“年輕人總是嘲笑古董，或是裝作嘲笑古董。”參議員開心地衝著他的孫女笑著。“不過我對莎倫是抱有希望的。這間會客廳是我們倆一起佈置的。”
“這裡的效果給人的印象很深，”阿蘭說。
“我相信這是真話，”參議員用喜愛的目光打量著四周。“我們這有九件很不一般的東西。例如這個，它是中國唐代的一件輝煌的傑作。”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撫摸著一隻色澤精美的瓷馬，上面還坐著一個騎手。這件古董單獨放在一個大理石面的銹架上。“兩千六百年前，在一個也許比我們今天這個社會更為文明的國度裡，一位工藝大師設計了它。”
“它真太美了，”阿蘭說。他想，單單在這間客廳裡就一定收藏著大筆的財富。他在心裡比較著這周圍的一切和湯姆·路易斯那象方盒子一樣的只有兩間臥室的平房，昨天晚上他就是在那裡度過的。
“不過，現在我們來談談正事吧。”參議員的語調變得尖刻而一本正經起來。三人坐了下來。
“我很抱歉，我的孩子，正如我剛才所說，這麼突然地把你找來。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關切，同情，並且不允許拖延。”德弗羅解釋說，他關心的是那艘船上的偷乘者亨利·杜瓦爾，即“那個不幸的年輕人，無家可歸，又無國籍，正站在我們的門前，以人類的名義懇求入境。”
“是的，”阿蘭說，“我昨晚讀到了它：我記得我當時想這事沒什麼辦法可想。”
莎倫一直在仔細地聽著，這時她問道：“為什麼不行？”
阿蘭回答說：“主要是因為加拿大的移民法對誰可以入境，誰不能入境規定得很嚴格。”
“可是據報紙上說，政府甚至連為他舉行一次聽證會的機會都沒有給他。”莎倫抗議道。
“對啊，我的孩子，這怎麼解釋呢？”參議員挑起一道眉毛，以疑問的口吻問道。“當一個人連出庭的機會都沒有，我們所宣稱的自由何在？”
“請別誤解了我的意思，”阿蘭說道。“我並不是在為事情的現狀辯護。實際上我們在法律學院時就研究過移民法，我本人也認為其中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但我談的是現行的法律。如果談到改變法律，那就是您的事情了。參議員。”
德弗羅參議員歎了一口氣。“難啊，太難啦，還遇上一個像現在這樣不靈活的政府。但請告訴我，你真的認為從法律角度上來講，我們對這個不幸的年輕人無能為力了嗎？”
阿蘭猶豫著。“當然，這是我非正式的看法。”
“當然。”
“好吧，假如報紙上報道的事實都是真實的，那麼杜瓦爾就的確沒有任何權利。如果他要想得到為他舉行聽證會的機會，他首先必須正式入境，而看目前的情況，這一點不太現實。而且即使舉行這種聽證會，我也懷疑是否會有什麼作用。”阿蘭看了莎倫一眼。“我想事情的最終結果將是，那艘輪船將開航，杜瓦爾又一塊跟著走了，就像他來時一樣。”
“也許，也許。”參議員思考著，雙眼凝視著對面牆上一幅西扎內的風景畫。“可是有的時候，法律也有空子可鑽。”
“很常見，”阿蘭點頭同意。“我說過我談的只是私下的看法。”
“我是說過，我的孩子。”參議員已把目光從油畫上收了回來，態度又重新認真了起來。“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才需要你去深入研究一下這件事，看看是否存在什麼繞過法律的機會。總之，我希望你作為這位不幸的年輕人的辯護律師。”
“可是如果他……。”
德弗羅參議員有點責備地舉起一隻手。“我懇求你：叫我說完。我願意支付訴訟費和你的一切必要花費。作為條件我只要求你為我在這件事中起的作用保密。”
阿蘭在長椅上不安地動了動。他知道，現在無論對他來說，還是對一些其他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這一案件本身最終可能會毫無結果，但如果處理得當，則可以為今後建立必要的關係，為將來的委託創造條件。他今天早晨來這裡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將會遇到什麼情況；現在他知道了，他覺得自己應當高興。但是他總覺得有點不安，有點懷疑。他覺得在事情的背後，一定還有一些其它的背景，老參議員沒有講明。他感到莎倫的眼睛正望著他。
他並沒顧慮許多，直率地問道：“為什麼要這樣，參議員？”
“為什麼哪樣，我的孩子？”
“為什麼你希望我為你在這件事中起的作用保密？”
參議員一時看上去有些為難，但接著又露出了笑容。“在《聖經》上有這麼一段話，我想是這麼寫的‘當你施與時，別讓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麼。’”
表演得真漂亮。但阿蘭·梅特蘭德的腦子似乎動了一下。他平靜地問道：“先生，是施與，還是政治？”
參議員的眉頭垂了下來。“恐怕我沒聽明白你的意思。”
阿蘭想，完了，就這麼吹了。你的買賣就這麼砸了，你差一點能得到的第一號大主顧就這麼被你失去了。但他仍認真地說道：“目前，移民問題是頭號政治熱點。這一事件報上已經登了，並且可能給政府帶來很大麻煩。參議員，你心裡是不是想利用船上這個偷乘者作為你的卒子？你之所以找到我，而不利用你常用的法律事務所，是不是因為我年輕幼稚，而且不會牽連到你？很遺憾，先生，但的確不能以這種方式從事律師工作。”
他的用詞比他一開始打算的強硬了些，但他已無法抑制他的憤怒了。此時，他真不知道回去以後該如何向他的合夥人湯姆·路易斯解釋，也許湯姆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像他這樣做？也許不會。湯姆可是唐·吉訶德式的人物，他有充分的理智，決不會白白扔掉就要到手的收入。
他似乎聽見一陣轟轟的聲音。他奇怪地發現德弗羅參議員正在大笑。
“年輕幼稚，這是你說的嗎，我的孩子？”參議員停了一下，又哈哈大笑起來，他的腹部不停地起伏著。“你也許年輕，可決不幼稚。你看呢，莎倫？”
“我得說你讓人家識破了，爺爺。”阿蘭發現莎倫正帶著尊敬的目光看著他。
“的確，的確，親愛的；一點不錯。你真的找到了一個精明的年輕人。”
阿蘭發現形勢被改變了，只是他還說不清楚到底朝什麼方向轉變。他唯一有把握的一件事是，德弗羅參議員是一個有多重性格的人。
“好吧，這麼說我們的牌都亮到桌上了。”參議員的語調微微有了一點變化，不像剛才那麼沉穩，而更像是在和一個同齡人交談。“讓我們假設你說的一切都是真的。那麼船上的那個年輕人就沒有權利得到法律上的幫助了嗎？難道只因為某人的動機複雜就要擋回他伸向這位年輕人的援助之手嗎？假如你，我的孩子，假如你落水了，快要淹死了，有個人認為你活著可能對他有用，就游過來救你。難道這時你還會在乎他的動機而拒絕他的幫助嗎？”
“不，”阿蘭說，“我想我不會拒絕幫助的。”
“那麼還有什麼區別呢？”德弗羅在他的椅子上向前靠了靠。“請允許我問你點問題。我想你相信應該對不公正的行為加以糾正的吧？”
“當然。”
“當然。”參議員理解地點了點頭。“那麼讓我考慮一下船上的那位年輕人。我們得知他沒有合法權利。他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個合格的移民，甚至連暫時過境者都不是。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這個人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他想求助於法律和公正，請求法庭允許他進入本國或其他國家，他都不能那麼做。這麼說對吧？”
“要是我，恐怕得換一種說法，”阿蘭說，“但就其實質來說是不錯的。”
“也就是說，是的。”
阿蘭狡黠地笑了笑。“是的。”
“然而，假定在今天晚上，同是那個年輕人在溫哥華港口的那艘船上殺了人，或者縱了火，他會怎麼樣呢？”
阿蘭點了頭。他能看到問題的要害。“他會被帶上岸並受到審判。”
“完全正確，我的孩子。而且如他被認為有罪，他將被處以刑罰，根本沒人在乎他是否有法律地位。這樣一來你就全明白了，法律是可以管得到他的，而他卻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這是一番乾淨利落的說理。這不奇怪，阿蘭想道。這位老人的確能言善辯。
不管善辯不善辯，主要的是他提出的論點是站得住腳的。為什麼法律在這裡只能單向使用？只能用來懲罰那人，而不能用來保護他呢？而且即使德弗羅參議員有其政治動機，但這絲毫也不能改變他提出的那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在我們國度裡出現了一個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人。
阿蘭在思考著。法律能為船上的那個人做些什麼嗎？是能還是不能？如果不能，為什麼？
阿蘭·梅特蘭德對法律和正義並沒抱有什麼幼稚的幻想。雖然他剛剛加入律師的行列，但他知道，所謂正義既不是自動實現的，也不是不偏不倚的。有時非正義一方還會戰勝正義的一方。他知道，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對罪與罰都很有關係，那些用錢來充分利用一切法律程序的人往往很難因為犯罪而受到應得的懲罰，那些不太有錢的人則辦不到。他確信，法律程序的遲緩有時會使清白的人失去應有的權利，有些人則因開庭一天的費用極高而未能尋求申訴和賠償。而另一方面，在案件積壓而過度繁忙的地方法院，法官們為有效地伸張正義，常常不能認真考慮被告人的權利。
所有從事法律工作的實習生和律師都遲早會瞭解這一切的，梅特蘭德也一樣。有時，這一現實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如同那些年紀雖長，但多年的法庭生涯已磨掉他們現實主義銳氣的老律師同行們一樣痛苦。
但是，儘管法律有其缺陷和不完善之處，它畢竟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它本身，它的存在。它的最大的功勞就在於它有章可循。
法律存在的本身向人民表明，平等人權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至於法律的缺陷則需要通過改革糾正它。改革總是不斷出現的，雖然總是落後於需要。但是，無論是對於最卑微的人，還是對於最偉大的人，只要他們願意訴訟法律，法庭的大門總是敞開的，而在它的後面，同樣敞開的還有上訴法庭的大門。
可惜，只有對亨利·杜瓦爾例外。
阿蘭意識到參議員那懷著期待的目光正望著他。莎倫的臉上有一絲難以察覺的不滿。
“德弗羅參議員，”阿蘭說，“如果我受理這個案子，並假定船上的那個偷乘者願意我為他辯護，那麼我的委託人將是他本人，是這樣嗎？”
“我想你可以這麼說。”
阿蘭笑了。“換句話說——是的。”
參議員仰起臉來大笑著。“我開始喜歡你了，孩子。請接著講。”
“即使你在事情的幕後，”阿蘭謹慎地說道，“我代表我的委託人所採取的一切行動都只能由我和我的委託人來決定，不必與任何第三人商量。”
老人機敏地望著阿蘭。“難道你不認為請戲班子的人有權……”
“不，先生，在這件事上不行。如果我有一個委託人，我就要努力滿足他的最大需要，而不是去做政治上對別人最有利的事。”
參議員的臉上的笑容消逝了，他的聲音明顯地冷峻了起來。“我應該提醒你，我現在給你提供的機會是許多年輕律師夢寐以求的。”
阿蘭站了起來。“那麼我建議你到電話簿上找他們吧，先生。”他轉向莎倫。“對不起，我讓你失望了。”
“等一下！”參議員先開口了。他也站了起來，正視著阿蘭。他那洪亮的大嗓門又響了起來。“我要告訴你，我的孩子，我認為你缺乏耐心，傲慢無禮，知恩不報，但我還是接受你的條件。”
於是，他們握手成交，參議員讓阿蘭留下吃午飯，但阿蘭謝絕了。“我最好今天就到那條船上看看，”他說道。“因為船要按時起航，時間恐怕不多了。”
莎倫領著他朝門口走去。阿蘭一邊穿著大衣，一邊意識到她有意朝他貼近，以至於她身上的香水味都能被聞到。
他有些尷尬地說道：“能見到你真高興。”
她笑了。“我也這樣想。”她臉上的酒窩又出現了一下。“而且即使你不向爺爺匯報情況，有機會還是再來坐坐吧。”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怎麼會這麼久沒來找你，”阿蘭高興地說道。
昨天晚上的那場雨在碼頭上留下了灘灘水窪，阿蘭·梅特蘭德小心地繞開水窪走著，不時地抬頭向前望著一長排輪船。剛才，一個牽著一隻雜種狗的獨臂看門人告訴他朝這邊來，那人是他在這寂靜而空曠無人的碼頭上看到的唯一的一個人。此時，他讀著寫在每條停泊著的船上的名字，發現“瓦斯特維克”號船是在前面的第二條船。
船上唯一有生命的跡像是煙囪裡冒出的細細的一縷青煙，海風迅速地吹淡、吹散了煙柱。船周圍有很輕的聲音：海水的輕輕拍打聲；下面不知什麼地方有木頭發出的吱吱咯吱的響聲；上面，飛翔的蒼鷺的哀鳴聲。碼頭上的聲音是孤寂的聲音，阿蘭這樣想著。他想像著他要來看的這個人到底在多少個碼頭上聽見過這種聲音。
他還在想著那個亨利·杜瓦爾將是什麼樣的人。當然，報紙是以同情的筆觸描繪他的，但報紙上刊登的東西常常並無根據。也許這個人是個沒人敢要的糟糕的海上流浪漢，也許人家不讓他上岸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他抓住船上的鐵舷梯，攀登了上去。當他爬到梯子頂端時，他的手已沾滿了鐵銹。
在通向甲板的入口處，一條鐵鏈橫在過道上。鐵鏈上吊著一小塊膠合板，上面粗糙地寫著幾個大字：非船上事務謝絕登船S·傑貝克船長此令阿蘭摘開鐵鏈的鉤子，跨了過去。他剛朝一扇鋼門走了幾步，忽然一個聲音衝著他喊了起來。
“你沒有看見告示嗎？謝絕記者上船！”
阿蘭轉過身來。沿著甲板走來的這個人大約三十五六歲的樣子，瘦高的個子。他穿著一件皺皺巴巴的棕色上衣，下巴上鬍髭拉碴。他發“r”音非常含糊，聽口音像是個北歐人。
“我不是記者，”阿蘭說道，“我想見船長。”
“船長很忙。我是三副。”那個高個子混濁地咳嗽了一聲，清了清嗓子然後利落地向船舷外吐了口痰。
“你的感冒不輕啊，”阿蘭說道。
“啊！這該怪你這個國家——又潮又冷。在我的家鄉瑞典，天氣也很冷，但氣候卻十分乾燥，像刀子一樣。你為什麼要見船長？”
“我是一名律師，”阿蘭說。“我想看看能否幫幫你們的偷乘者，那個亨利·杜瓦爾。”
“杜瓦爾，杜瓦爾，突然一切都是杜瓦爾；他成了這兒最重要的人物了。不過，你幫不了他。我們已經——那話怎麼講來著——已經卡住了。他得永遠和我們待下去了，一直到這船沉了時為止。”那個高個子嘲弄地笑了起來。“你仔細看看周圍，這船用不了多久了。”
阿蘭打量著船上的鐵銹和不斷脫落的油漆。他用鼻子嗅了嗅，那股爛白菜味十分強烈。“不錯，”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那高個子說道，“既然你不是記者，也許船長會見你的。”他招了招手。“來吧！作為一件聖誕禮物，我親自送你去吧。”
船長艙裡十分悶熱。也許船艙的主人喜歡這樣，因為阿蘭注意到，在靠近船舷上的兩扇窗口都關得嚴嚴的。艙裡的空氣也十分渾濁，到處瀰漫著嗆人的煙霧。
傑貝克船長穿著一件西服背心和一雙老式地毯拖鞋。當阿蘭進來時，他從一把皮椅上站起身來。剛才他正在看一本書——一本很厚的書。他把書放了下來。
“謝謝您接見我，”阿蘭說道。“我叫梅特蘭德。”
“我叫西古爾德·傑貝克。”船長伸出一隻骨節粗壯、毛茸茸的大手。“我的三副說你是一名律師。”
“是的，”阿蘭說道。“我在報上讀到了關於你們的偷乘者的事，我想來看看能不能幫點忙。”
“請坐。”船長朝一把椅子指了一下，自己也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阿蘭注意到，船長的艙房十分舒適，潔淨，艙裡的木器和銅器閃著光亮，與船上其它部分形成鮮明對比。船艙的三面都飾有桃木牆板，地上放有幾張綠色皮椅、一張小餐桌和一張珵亮的桌面是旋轉的寫字檯。一扇掛著門簾的小門大概是通向洗澡間的。阿蘭的目光四處掃視著，最後落在了船長剛才放下的那本書上。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傑貝克船長說，“《罪與罰》。”
“你讀的可是俄文原版。”阿蘭驚訝地說道。
“我讀得非常慢，”船長說道，“俄文是我不太好的語言之一。”他從一隻煙灰缸上拿起一個煙斗，敲掉裡面的煙灰，然後又開始裝著煙絲。“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正義總能得到伸張。”
“你不相信嗎？”
“有時人等不了那麼久，特別是在年輕時。”
“象亨利·杜瓦爾？”
船長考慮著，吸著煙斗。“你能做些什麼呢？他是個無名氏，他根本不存在。”
“也許我什麼也做不了，”阿蘭說，“但我還是想和他談一談。許多人對他表示關切，如果可能的話，還有一些人願意提供幫助。”
傑貝克船長審視地望著阿蘭。“這種關切能持久嗎？也許我的那位偷乘者只不過是你們常說的那種‘9天的好奇？’”
“如果他是的話，”阿蘭說道，“那麼只剩下7天了。”
船長又停了下來。一會兒，他小心地說道：“你知道，我有責任弄走這個偷乘者。偷乘者要花錢來養活，而現在維持船上生活的經費已經夠少的了。船主說利潤收入很低，因此要我們節約。你已經看到了船上的狀況。”
“我理解這一點，船長。”
“但這個年輕人已經跟我20個月了。可以說在這麼一段時間裡，人是能夠產生一種看法的，甚至產生依附感。”他的聲音不高，思慮重重。“那孩子一直沒有過過好日子；也許他永遠也過不上了，而且我想那也不關我的事。但我仍不喜歡看見他被喚起希望，然後這些希望又破滅了。”
“我只能再告訴你一遍，”阿蘭說道，“有些人希望看見他在這裡得到一次機會。也許這仍實現不了，但如果沒人試一試，那我們就永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實現不了。”
“這倒是。”船長點點頭。“好吧，梅特蘭德先生，我馬上叫人找他來，你們可以在這裡談。你想單獨談嗎？”
“不必，”阿蘭說。“如果你待在這，那太好了。”
亨利·杜瓦爾緊張地站在門口。他看見了阿蘭·梅特蘭德，然後又望著傑貝克船長。
船長示意杜瓦爾進來。“你不用害怕。這位是梅特蘭德先生，他是位律師。他來這裡是要幫助你。”
“我昨天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你的報道，”阿蘭笑著說道。他伸出手去，杜瓦爾遲疑地握住了它。阿蘭發現，他本人比報紙上他的照片顯得更年輕，他那深陷的眼睛裡含著一種不安和警惕的神情。他穿著一條工裝褲和一件手織水手衫。
“挺好，那些寫的東西，是嗎？”他急切地問道。
“寫得很好，”阿蘭說道，“我來這兒是想瞭解一下裡面有多少是真實的。”
“都真實！我講實話！”他的表情像是受了傷害，彷彿有人指控了他什麼。阿蘭想，我得仔細斟酌詞句。
“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阿蘭安撫地說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報紙是不是如實地報道的。”
“我不懂。”杜瓦爾搖了搖頭，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們先不管它，”阿蘭說道。看來他的頭開得似乎不好。他繼續說道：“船長對你說了，我是律師。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將代表你，並盡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們國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爾看了看阿蘭，又望了望船長。“我沒錢。我不能支付律師。”
“什麼也用不著支付，”阿蘭說。
“那誰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會支付的。”
船長插進一句。“是不是由於某種原因，你不能告訴他誰付錢，梅特蘭德先生？”
“是的，”阿蘭說道，“給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洩露那人的姓名。我只能告訴你說那是一個富有同情心，並且願意幫忙的人。”
“有時是有好人啊，”船長說道。他顯然十分滿意，並向杜瓦爾肯定地點了點頭。
想起德弗羅參議員和他們的動機，阿蘭一時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但他鎮定了下來，提醒自己他畢竟還是堅持了他要求的條件的。
“如果我留下來，我幹活，”亨利·杜瓦爾堅持道，“我掙錢。我還一切。”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那麼做。”
“我還一切。”那年輕人的臉上露出熱切的神情。不信任感暫時消失了。
“我當然要告訴你，”阿蘭說，“也許最後我什麼忙也幫不了你。你明白了嗎？”
杜瓦爾似乎糊塗了。船長解釋道：“梅特蘭德先生將盡他的最大力量。但也許移民局會不同意……就像以前一樣。”
杜瓦爾慢慢地點了點頭。“我懂。”
“我想起一件事，傑貝克船長，”阿蘭說。“從你到這裡之後，你是否帶亨利去過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舉行正式聽證會？”
“一位移民官來過我們船上……”
“不，”阿蘭堅持道。“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你是否帶他去過移民局大樓，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會？”
“那有什麼用？”船長聳聳肩。“得到的回答是一個樣。此外，在港口裡我時間很緊，有許多事情要做。今天是聖誕節，所以我才有時間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
“換句話說，”阿蘭溫和地說，“由於你太忙，你還沒有帶他去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是不是這樣？”他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像是隨便問，但一個主意正在他心裡生成。
“是這樣，”傑貝克船長說，“當然，如果有作用的話……”
“暫時先不說它吧，”阿蘭說道。他的想法還很模糊，稍縱即逝，也可能最終什麼結果也沒有。不管怎麼說，他需要時間來徹底閱讀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種法規。他很快轉了一下話題。
“亨利，”他對杜瓦爾說，“我現在想和你一塊回憶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從你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經登在報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還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後又想起來的。你從頭開始講好不好？你能記得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母親。”杜瓦爾說道。
“她給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她對我好，”杜瓦爾簡單地說道，“她死後，沒有人再好——直到這船上。”
傑貝克船長站了起來，轉過身來，背朝著阿蘭和杜瓦爾。他在慢慢地重新裝著煙斗。
“給我講講你的母親，亨利，”阿蘭說道，“她什麼樣，她常說些什麼，你們一塊做些什麼。”
“我母親好看，我想。當我小孩，她抱我；我聽，她唱。”年輕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說著，好像他的過去是一件易損的器皿，只能輕拿輕放，不然就會消失。“還有時她說：明天我們上船，去找一個新的家鄉。我們一起走……”他時而猶猶豫豫，時而信心十足地談著。
他確信他的母親是一個法國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國。至於她為什麼與她的父母中斷了聯繫，這只能靠猜測了。也許這與他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據他母親說）曾與他母親在的黎波里短暫地住過一段時間後，就離開了她，又出了海。
他現在講的與他兩天前告訴丹·奧利夫的基本相同。阿蘭從頭到尾仔細地聽著，必要時鼓勵和提示他一下，當覺得有混淆時，則插進一個問題。但在大多數時間裡，他一直在觀察亨利·杜瓦爾的臉。這是一張使人信任的臉，隨著他對事件的敘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臉上一會兒洋溢著興奮，一會兒又佈滿愁雲。有時還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當他描述到他母親的死時，他的眼睛閃著淚花。阿蘭對自己說，如果這是在法庭作證，我肯定會相信他說的話。
作為最後一個問題，他問道：“你為什麼要來這裡？為什麼選中了加拿大？”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虛偽的回答啦，阿蘭想：他可能會說因為加拿大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他一直嚮往能生活在這裡。
亨利·杜瓦爾仔細地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其他國家都不行。加拿大是最後試試的地方。如果這裡不行，我想亨利·杜瓦爾沒有家了，永遠沒有。”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這是實話。”
他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動了，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產生這種情感。他是帶著懷疑而來的，只準備在必要時訴訟法律，但沒指望勝訴。然而現在他希望更多地捲入此事。他希望能為杜瓦爾做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情，把他從船上帶下來，給他一個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機會，並且是以一種命運從未允許他進行的方式來建立這個新生活。
但這能辦到嗎？在移民法中的什麼地方是否存在著某種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爾放進來呢？也許存在著這種漏洞，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應該抓緊時間立即尋找它了。
在剛才談話的最後階段，傑貝克船長幾次進進出出。現在他又回來了，阿蘭問道：“你的船將在溫哥華停多久？”
“本來只準備停五天。不幸的是機器需要修理，現在看來需要兩個星期，也許需要3個星期。”
阿蘭點點頭。兩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強多了。他說：“如果我要代表杜瓦爾採取法律程序，我必須要有杜瓦爾的書面委託書。”
“那麼你只好自己寫下要說的話，然後讓他簽名，”船長傑貝克說道。“他只能寫自己的名字，僅此而已。”
阿蘭從兜裡掏出一個筆記本，想了一下，然後寫道：我亨利·杜瓦爾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維克號”貨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海角”碼頭。我現在申請在該碼頭上岸入境，並請路易斯和梅特蘭德合夥律師事務所的阿蘭·梅特蘭德作為我的律師，處理有關上述申請的全部事宜。
船長仔細地聽阿蘭把上面的話念了一遍，然後點了點頭。“很好，”他對杜瓦爾說，“如果要梅特蘭德先生幫忙，你必須得在他寫的東西上簽上名字。”
亨利·杜瓦爾拿著船長遞過來的一支鋼筆，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張從筆記本上扯下的紙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筆跡簽下了名字。阿蘭不耐煩地看著，他現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認真整理一下先前他頭腦裡浮現出的想法，他有一種越來越興奮的感覺。當然，他想的辦法可能希望渺茫。但它也可能，僅僅可能，有一線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