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麗莎感到自己的身體虛弱起來，也突然結結巴巴起來。薩賓娜端著酒走來定去，談起了她爺爺，一個小城市的市長。薩賓娜從未見過他，他所留下的東西就是這頂禮帽以及一張與那小城裡的顯貴們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們站在台上幹什麼，也許他們在主持某個儀式，為某個重要人物的紀念碑揭幕，那個人或許也曾戴過一頂圓頂扎帽出席過某個公眾儀式。
薩賓娜不斷地講禮帽，講她爺爺，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說：「我馬上就轉來。」說完閃進了浴室。
她穿著浴衣走了出來，待特麗莎舉起相機選擇鏡頭，她把浴衣打開來。
這部照相機既是特麗莎觀察托馬斯的情人的機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塊面紗。
薩賓娜花了點時間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脫掉，這時才發現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預計的要尷尬得多。又花了幾分鐘擺弄姿態，她向特麗莎走去，說：「現在該我給你拍了。脫！」
薩賓娜多次從托馬斯那裡聽到命令：「脫！」這已深深刻記在她的記憶裡。現在，托馬斯的情人對托烏斯的妻子發出了托馬斯的命令，兩個女人被這同一個有魔力的宇連在一起了。這就是托馬斯的方式，不是去撫摸對方，向對方獻媚，或是懇求對方，他是發出命令，使他與一位女人的純真談話突然轉向性愛，突如其來，出入意外，溫和而又堅定，甚至帶有權威的口氣。而且他還保持著一定距離：那時候他從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這種方式對待特麗莎，儘管說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語，可那是命令，她從未拒絕服從過。現在聽到這個命令，她燃起了更為強烈的服從慾望。順從一個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特有的瘋野；而從一個來自女人而非男人的這種命令，瘋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熱。待薩賓娜接過照相機，特麗莎脫了衣服，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面前，一副繳了械的樣子。的確也是繳了械：她用來遮臉和對準薩賓娜的武器是給繳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馬斯情人的憐憫。這個美麗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對面的時刻永遠不要完結。
我想，薩賓娜也被這奇特的場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異地依順而膽怯，站在她面前。不過按了兩三次快門以後，她幾乎被自已的迷醉嚇住，為了驅散它，便高聲大笑起來。
特麗莎也笑了，兩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國的一切罪行都被他們謹慎地掩蓋著：一百萬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萬波蘭人的被殺害，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韃靼人的鎮壓……這些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卻沒有留下任何照片資料。遲早這一切將被宣佈為捏造的事實。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樣，全世界的檔案庫中都留下了關於這一事件的照片和電影片。
捷克的攝影專家與攝影記者們都真正認識到，只有他們是最好完成這一工作的人了：為久遠的未來保存暴力的嘴臉。連續幾天了，特麗莎在形勢有所緩解的大街上轉，攝下侵略軍的士兵和軍官。侵略者們不知道怎麼辦。他們用心地聽取過上司的指示，怎麼對付向他們開火和扔石頭的情況，卻沒有接到過怎樣對待這些攝影鏡頭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約一半還沒沖洗的膠卷送給那些外國新聞記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報紙：坦克；示威的拳頭；毀壞的房屋；血染的紅白藍三色捷克國旗高速包圍著入侵坦克；少女們穿著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與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憐的性飢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說的，入侵並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還是一種仇恨的狂歡，充滿著奇怪的歡欣痛快。
她帶了五十張自己全力精心處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給了一家發行量極大的新聞圖片雜誌。編輯和藹地接待了她，請她坐，看了看照片又誇獎了一通，然後解釋，事件的特定時間已經過去了，它們已不可能有發表的機會。
「可這一切在布拉格並沒有過去！」她反駁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語努力向對方解釋，就是在此刻，儘管國家被攻佔了，一切都在與他們作對，工廠裡建立工人委員會，學生們罷課走出學校要求俄國撤軍，整個國家都在把心裡話吼出來。「那是你們不能相信的！這兒沒有人關心這一切。」
編輯很樂意一位勁沖沖的婦女走進辦公室，打斷談話。那女人遞給他一個夾子，說：「這是裸體主義者的海灘傑作。」
編輯相當敏感，怕這些海灘裸體照片會使一個拍攝坦克的捷克人感到無聊。他把夾子放到桌子遠遠的另一頭，很快對那女人說：「認識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帶來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特麗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說。
特麗莎朝那夾子傾過身子，取出了照片。
編輯差不多在對特麗莎道歉：「當然，這些照片與你的完全不一樣。」
「不，它們都一樣。」特麗莎說。
編輯與那攝影師都不理解她的話，甚至我也很難解釋她比較這些裸泳海灘和俄國入侵時心裡在想些什麼。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於其中一張。上面是一個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個裸體的母親靠著她的孩子們，巨大的xx頭垂下來象牛，或者羊的xx子。她丈夫以同樣的姿勢依靠在另一邊，xxxx和陰囊看上去也像牛或羊的小Rx房。
「你不喜歡它們，是嗎？」編輯問。
「都是些好照片。」
「她給這樣的題材震住了。」那女人說，「我一看你，就敢說你一定沒有去過裸泳海灘。」
「沒有。」特麗莎說。
編輯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從哪裡來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是極端清教徒的。」
「裸體可沒有錯，」這位女人帶著母性的柔情說。「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東西都是美的。」
特麗莎的腦子裡突然閃現出母親光著身子在屋裡走來走去的情景，還有她自己跑過去拉窗簾以免鄰居看到她裸身的母親。她仍然能聽到身後的哈哈大笑。
女攝影師邀特麗莎去雜誌社的自助餐廳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體時了不起的感覺，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態！」「在俄國坦克前吻著行人的姑娘？」「是的。你應該是第一流的時髦攝影家，知道嗎？你最好首先得當當模特兒，像你這樣的人就該碰碰運氣。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夾子照片，給新聞部門看看。當然，要出名還得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可以為你做點事：把你推薦給花卉欄目的主編，他也許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麼的照片。」
「非常謝謝你。」特麗莎真心地說。很明顯，坐在對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隨後又問自已，為什麼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無意像在布拉格那樣來闖遍蘇黎世，為職業和事業奮鬥，為每一幅作品的發表面努力。她也從無出自虛榮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離母親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絕對清楚；無論她是多麼熱衷於拍照，把這種熱情轉向別的行當也是同樣容易的。攝影只是她追求「上進」以及能留在托馬斯身邊的一種手段。
她說：「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夠養活我。我並不需要攝影。」
女攝影師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這麼美的照片之後，能放棄這個行當。」
是的，關於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為托馬斯而拍的，而是出於激情。不是對於攝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種激越的憎恨。時過境遷了，她出於激情拍下的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會再要它們了，因為它們不入時。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遠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對她來說，不能引起絲毫興趣。
她說：「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寧願呆在家裡，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說；「你坐在家裡，會感到充實嗎？」
特麗莎說：「比拍仙人球更充實。」那女人說：「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著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為了丈夫生活，你就沒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麗莎突然生氣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攝影師好心地說：「你的意思是你覺得自己快樂？」特麗莎還在生氣，說：「當然，我快樂！」那女人說：「只有一種女人能這麼說，這種人過於……」她停了停。特麗莎替她說完：「被束縛。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著自己，說：「不是被束縛，是生錯了時代。」「你說得對，」特麗莎若有所思地說，「我丈夫正是這樣說我的。」
托馬斯整天都呆在醫院，把她孤單單地留在家裡。不過，她至少還有卡列寧，可以帶著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裡了，她想埋頭啃啃德文和法文語法，但她感到沮喪，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從莫斯科回來後的廣播演說。她完全忘記了他的話，卻仍然記得他那戰戰兢兢的聲音。她想著那些俄國士兵怎樣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逮捕了他，一個獨立國家的領袖，把他扣押在烏克蘭的山裡達四天之久，揚言要處死他——正如十年前他們也要處死匈牙利的納吉——然後把他趕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臉，換襯衫戴領帶，告訴他作出決定方免一死，訓示他再三考慮自己國家首腦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對面，難命是從。
他回來了，帶著恥辱，對他羞恥的民族講話。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說不出話來。特麗莎總是忘不了他講話中那些可怕的停頓。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們麻醉了他？還是僅僅沒有了信心？如果說杜布切克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至少那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可怕的停頓，那些面對著全國聽眾的喘息，留在人們心中了。這些停頓記下了降臨這個國家的全部恐懼。
入侵後的第七天，她在某報編輯部裡聽到了逐個講話。編輯部一夜之間便變成了一個抵抗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恨杜布切克，譴責他的妥協，為他的恥辱感到恥辱，被他的軟弱所激怒。
但這幾天在蘇黎世的思索，使特麗莎不再對他反感了，「軟弱」這個詞聽起來也不再成其為結論。任何人面對強手都是軟弱的，即便像杜布切克那樣體魄強壯的人。那種看來無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時極端軟弱，那種格特麗莎與托馬斯趕到這個國家來的軟弱，現在突然吸引著她。她知道自己是軟弱的，她的營壘是軟弱的，她的祖國是軟弱的，她不得不忠於它們，準確地說就因為它們軟弱，軟弱得講話時上氣不接下氣地呼呼喘息。
她發現自己象被暈眩征服一樣，又被這種軟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為感到自己軟弱。她又開始嫉妒，手又開始顫抖。托馬斯注意到了，像往常一樣握住她的手，用力撫摸著使它們平靜。她卻把手抽出來。
「怎麼啦？」他問。
「沒什麼。」
「你要我怎麼辦？」
「我要你變老一些。老十歲。老二十歲！」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變得虛弱一些，與我一樣虛弱。
卡列寧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並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像鐘錶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願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運行。在布拉格，托馬斯與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寧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針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裡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勝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離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氣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種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麼。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麼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後，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裡的最後一點氣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