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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5章清人的撒钱与送礼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