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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2章兵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天下。真正有效的战略,还是以汉制汉,成建制地把镇兵弄过来,掉转枪头对准另外一些镇兵。汉人的士兵帮助满人逐鹿中原,真就把鹿给逮住了。此后多少年,这些打着绿色旗帜的汉人士兵,似乎都比在汉人皇帝手底下更有用。只是,这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定期发给粮饷。

可是,兵是要由官来带的。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上的文官管着人、管着事、管着地方,弄钱容易;带兵的官,只能管几个兵,哪儿弄钱去?想来想去,只能在兵身上打主意。一个办法是克扣,饷也克扣,粮也克扣,反正发饷放粮,都得经过军官的手。另一种办法是吃空额,也叫吃空饷。比如一个营有五百人的兵额,我只招两百五十个人,剩下的两百五十人的粮饷领下来,就都我吞了。当然,操作起来没这么简单,小官需要跟上级分成。总的说来,官小小吃,官大大吃。军人是有兵器的,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火器——鸟铳和抬枪。克扣虽然可以捞钱,但属于赤裸裸地喝兵血,容易招人恨。士兵们平时惹不起,打起仗来,一个不留神,军官挨黑枪或者黑箭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子虽然军官们也用,但一般不会太过分,比较方便的招数还是吃空额。

吃空额唯一担心的是上级点验。但也不要紧,凡是上面下来检查,在来之前都会打招呼,明里不敢,暗里也得招呼一下,从古至今,都是惯例。不先打招呼,等于就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了,这样做,对检查者有什么好处?所以,凡是上级来人点验的时候,带兵官就临时从社会上雇些人,穿上号衣,拿刀枪站在那里,顶多再学几个简单的动作,能变换一下队形。那时候的军队不兴走正步、行列式,一般露不了馅。加上点验的大员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要包袱递上,一般没有人真的较真。那时候,每支部队都会养几个武艺高强,甚至会点杂技的人,点验大员来了,就请这些人去表演,骑马射箭,拳脚刀枪对打,还有爬几丈高的旗杆。演得精彩,看得高兴,就可以交差了。所以,那时打仗,兵力多寡往往有水分,说是十万大军,其实可能五万都不到。

然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力肯定要打折扣。且不说兵额不足本身就是个事儿,一般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好卖命。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点军饷七扣八扣,为那么几个钱去卖命流血,不值。虽说仗打赢了上头有赏,但这种赏钱得来不易,而且赏的时候也有克扣。真正能捞外快的机会,就是趁机抢劫老百姓,每到一地,仗还没打,先抢自己的百姓。机会好,风险小。所以,不管是对付外敌还是土匪,只消大兵出动,百姓对国家的军队都避之唯恐不及。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大兵比土匪,或者农民起义军还可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凡是战场,百姓不是逃之一空,就是帮英军带路,害得带兵的将领直喊“遍地汉奸”,仗没法打了。要百姓拿出爱国主义的精神,先得国家的军队有爱民之心。

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练湘淮军,开始还可以,军官和士兵都是乡里乡亲,克扣不好意思,吃空额,上级也不干。到了打平长毛之后,慢慢湘淮军也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积习,军官们照样喝兵血、吃空额,慢慢也就腐败了。所以,到了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淮军战绩一塌糊涂,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退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输掉了底裤。调上去湘军,气壮如牛,也照样没戏。

鉴于前车之鉴,两位有识之士重起炉灶建新军,不仅重新招兵,找最老实的农民,更新武器装备,请外国人练洋操,还要一改旧军积习,杜绝喝兵血、吃空额。在这方面,这两位倾注了好大的心血。两位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张之洞练的是自强军,袁世凯接手练的是新建陆军。新军军饷高,新兵每月四两银子,平时穿衣吃饭不要钱。为了杜绝克扣,发饷之时均有严格的监督,决不让军官包办。自强军是由德国教练监督,点名发饷,而新建陆军则由袁世凯亲自点验,点一人,发一份,然后再收起来,直接寄给士兵的家人。让军官即使再想打士兵的主意,都没有办法。同时,新军的军官也待遇优厚,无论哪一级军官,除了比士兵高得多的薪饷,还有一笔可观的公费可供自己支配,而且不许上级找借口克扣,军官们也犯不着冒着风险去克扣士兵的军饷。当年新建陆军七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一队一队地监督发饷,袁世凯也真是辛苦。

张之洞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标准的文官,虽然想到了编练新军,但练兵的确不如从军队里滚出来的袁世凯。别的不讲,检阅部队,连马都不会骑,得用四个人扶着。在两江总督任上练的自强军,离任后给了接任的刘坤一,从此不了了之。自己到湖北之后,重打鼓另开张,直到升到中央做军机大臣,也只是编练出了一镇(师)一协(旅),实际操办者,是由他的马弁升上去的张彪。而袁世凯则练出来北洋六镇,六镇的人,除了第一镇的禁卫军(主体是满人),剩下从官到兵,都对袁宫保特有好感。说他们效忠皇上的劲头没效忠袁世凯的大,或者说,眼里只有袁宫保没有皇上,也不算太过分。但是,这个效果,却不是人们常说的,是袁世凯成天搞精神教育,在军营里挂自己的画像造成的。其实,当年北洋军还谈不上有精神教育,即使有一点,也主要是教育士兵忠于皇帝、忠于国家,至于军营挂袁世凯的像,则基本上出于反对者的想象。那年月,对于当兵的人而言,精神跟现大洋相比还不值什么。北洋军喜欢袁世凯,对于军官而言,则是因为袁世凯舍得下本钱,看上的人,赏赐从官爵到金钱,从不吝啬。对于士兵,则是直接发饷,不仅实惠,而且跟别的军队比优越感强。可以说,只此一招,就征服了北洋人心。后来兵多了,袁世凯自己盯不了,就由别的将领,比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来盯着。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军官做别的出格的事可以原谅,唯独吃空额、喝兵血不行,肯定一撸到底。所以,北洋军从上到下,一直传诵着袁宫保的好,就算袁世凯被免职,大家还都惦记着他,为他抱屈。袁世凯走后,清廷把几个留洋的留学生派到北洋军做首领,结果,这样的洋学生却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军队里去,大家阴奉阳违,就是不买账。到了清朝最后几年,别的新军吃空额的毛病多少有点重犯了,但北洋军却一直都没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北洋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和张绍曾,先后发难打算造反。但这两位却都没法真正控制手下的军队,只要袁世凯不想反,这些军队也就难以跟着别人走。所以,两个发难者最后一死一逃,北洋军人还是听袁世凯的。

民以食为天,兵也一样,能对兵好,兵才会跟你走。当然,太好了也不行,容易养成五代时的骄兵悍将。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本钱,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