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淵兩次出洋初考

鄭和遠航是我國和亞洲航海史上光輝的一頁。研究鄭和不可不注意明以前我國的海上活動。汪大淵是元代著名航海家,可謂鄭和的前驅之一,著有《島夷志》。《島夷志》書中所述,系汪大淵出海訪問的記錄。

汪大淵在其《〈島夷志〉藪後序》說,他「至正己丑」(1349)經過泉南時,適逢吳鑒奉命續修《清源郡志》,因汪大淵知外夷事,故應邀著《島夷志》附於《清源續志》之後。後來汪大淵又在南昌刊行是書,「以廣其傳」。入明後,書名被改為《島夷志略》。

汪大淵自述其書中所記「山川、風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元代張翥在為其書所寫序言中表示:「非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徵也。」(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張翥,元末文人,曾任職翰林院。《元史》卷186有傳。)故而吳鑒在另一篇序中說,「以君傳者,其言必信」。(註:同上書,第5頁。)汪大淵本人的自述和吳鑒、張翥兩位元人的讚辭對後人有很深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類四》將《島夷志略》與各史外國傳和古代其他海外志書相比,說「諸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自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之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徵者比」。

西方學者多肯定《島夷志略》的價值,但柔克義對汪大淵是否真正到過其書中所提到的個別地方,如馬魯澗、麻呵斯離持懷疑態度。(註:《通報》,1913年,第475頁及以下。馬魯澗,柔克義比定為麻裡兀,即今土庫曼斯坦馬裡(Merv),不確,當為蔑刺合(Maragha),今伊郎哈馬丹;麻呵斯離,柔克義勘定為今伊拉克摩蘇爾(Mosul)。)查《島夷志略》「暹」條云:「至正己丑夏五月,降於羅斛。」(註:同上書,第154頁。)至正己丑即1349年,此年冬汪大淵已在泉州寫書。據其生年推算,此年他並未出洋,故有關暹國降羅斛事,亦得之傳聞,而非親見。

關於其海外經歷,汪大淵在《〈島夷志〉後序》說,他「少時嘗附舶以浮於海」。(註:同上書,第385頁。)張翥至正十年(1350)在《島夷志略序》中對汪大淵的海外經歷有重要補充,他說「江西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註:同上書,第1頁。)煥章為汪大淵字。古時男子年20而冠,「冠年」指20歲。換言之汪大淵曾兩度搭便船出東西洋。

汪大淵在《島夷志略》「大佛山」(位於今斯里蘭卡)條中提到,他於「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於山下」。是年應即汪大淵的「冠年」,由此倒推汪大淵當生於1310年或1311年。

汪大淵並未詳述他的兩次航海經歷。《四庫總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類四》認為汪大淵出海在「至正中」。《四庫簡明目錄》卷7《史部地理類》因襲此議,清丁丙《善本室藏書志》卷12亦持此說。至正(1341—1368)為順帝年號,「至正中」當指14世紀50年代中葉。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9章附合此議,區別僅在於把「至正中」改為「至正間」。這些看法與上引《島夷志略》中「大佛山」條「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的日期顯然不符,足見四庫館臣、丁丙和馮承鈞均未細讀《島夷志略》。

柔克義是最早注意到汪大淵的出洋時間問題的西方學者。他根據上引《島夷志略》中「大佛山」的記載,認為汪大淵二次出海中的一次在1330年。(註:《通報》,1913年,第475頁及以下。)此說顯然較上引諸說勝出一籌。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柔克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測,汪大淵的第一次出洋事在1329年至1331年間,或1330年至1331年間;第二次航海事在1343年至1345年間。(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396—399頁,附錄13《伯希和記〈島夷志略〉》,見第399頁。)

蘇繼廎是我國現代對《島夷志略》作過詳細研究的傑出學者。他對汪大淵兩次出海的時間的推測與伯希和大致相近,第一次出洋在「公元1330年(元順帝至順元)」,歸國在「公元1334年(元順帝元統二)」夏秋間。(註:至順為元文宗年號,非順帝年號,這裡蘇繼廎有誤。)其第二次出洋在順帝至元三年(1337),而歸國在順帝五年(1339)。(註: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第10頁。)

綜上所述,《島夷志略》「大佛山」(位於今斯里蘭卡)條中「至順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是一條極為重要資料。此條當出自汪大淵的海外筆記。至順庚午即至順元年(1330)。此年五月份以前仍沿用天歷年號,稱天歷三年。足見汪大淵此次出洋必在五月改元之後,故在海外才可能使用剛改元的至順年號。伯希和有關他首次出海在1329年之議未考慮此點,似嫌不足。對比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楊庭璧出使南亞,於正月啟程,至三月因風阻停於今斯里蘭卡,旅途花費三個月。如汪大淵亦以同樣方式直航「大佛山」,則自福建啟程約在1330年8月底。但8月正值夏秋相交之際,北風尚未起,福建海舶此時不可能出航南海,故並不能以此簡單倒推。

汪人淵自述他「少時嘗附舶以浮於海」;張翥則補充說汪大淵「兩附舶東西洋」均在「冠年」,足見其兩次出洋均在青年時代。由是觀之伯希和與蘇繼廎有關他第二次出海時間的上述推斷,似有疑問。

如上所述,前人對汪大淵出海外活動的研究集中在他出洋的時間上。本文擬集中討論他出海的航路。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