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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一、从远东到红海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汉文史料中被称为“大秦”。黄武五年(226)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梁书·中天竺传》)。大约在同一时候,孙权派朱应、康泰率使团出访海外诸国。(注:杜佑:《海南序略》,《通典》,卷188,边防四:“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他们回国后,将海国外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两书。可惜这两部书已经亡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水经注》(注:《扶南异物志》在《水经注》中分别称为《扶南传》或《扶南记》,如:“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水经注》卷1,恒水条)“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水经注》卷36))、《艺文类聚》、《通典》和《太平御览》等著作中。

留存至今的两晋时代与海外诸国交通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当时记载异域外国的书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唐初可见这类书籍尚有:沙门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1卷(注:据慧皎《高僧传》卷3记载:“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禀性端明,励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续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404)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释昙景的《外国传》5卷(注:除了译述佛经以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昙景还撰有《京师寺塔记》2卷。)、释法盛的《历国传》2卷(注:据慧皎《高僧传》记载:“時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高僧传》卷2,《昙無谶》第七)。其传卷数与此不同,慧皎所记法盛与这里提到的《历国传》作者是否为同一人,待考。)、无名氏的《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5卷、无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国传》1卷、后汉议郎杨孚著《异物志》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异物志》1卷、无名氏的《日南传》1卷、无名氏的《林邑国记》1卷、无名氏的《诸蕃风俗记》2卷、无名氏的《诸蕃国记》27卷、朱应的《扶南异物志》1卷等。

与印度洋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东西往来,来华外国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也越来越多。《艺文类聚》卷85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注:“火布”即以石棉织成的布,火烧不坏。)三国时外国人在东南港市已经不再罕见,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当时广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

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海商、水手们已经注意记载航行所经海区的情况。从东汉时代开始,我国南海水域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开始称为“涨海”。《尔雅》记“蠃,小者蜬。注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注:卷下,四部丛刊景宋本。)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提及这个海名。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航路,他提到:“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注:G.费琅辑注:《8至18世纪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游记及地理文献辑注》卷1,巴黎,1914年,耿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除了苏莱曼,还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学家提到过涨海。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航船离开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时,已经不再紧靠东亚大陆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经南海时,水手们开始注意到南海诸岛。康泰等人出海时,据《扶南传》,说:“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也。”(注:《太平御览》卷69,地部三十四。)这里所提到的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均是由珊瑚礁构成的。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时,曾采集到南朝时代的六耳罐、陶环等物。不仅中国水手,来往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外国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叙述涨海时描写道:船只进入“涨”(按即“涨海”)后,暗礁浸没在海水之下,船只从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安全航行要靠真主护佑。(注:G.费琅上引书,耿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第57页。)提到南海诸岛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并不止苏莱曼一人。这说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世界性的。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注:《梁书》卷54,《诸夷传》“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注:《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注:《宋书》卷97,《蛮夷传》“师子国”。)这说明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侨陈如听说齐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贡,陈述其国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聚凶肆掠,请求中国派兵助讨。齐武帝答复,交州的兵力会给以支援。(注:《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扶南国》。)当时中国南疆及于交州,在东南亚影响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国请兵相助之事。

南朝时,因为海外贸易兴盛,广州的地位日见重要,已经取代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梁武帝在国内兴佛,当时与林邑、扶南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赠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等。梁武帝听说扶南有长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往迎之。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干陀利(今马来西亚吉打)、狼牙修(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婆罗洲)与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马来半岛为界。马来半岛深入海中,其东面的暹罗湾属太平洋水系,其西面的安达曼海属印度洋水系,半岛最窄处仅数十公里。在信风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绕过马来半岛的航程是漫长的,而在半岛边卸货转运却不失为一种节省运力的办法。这条“海—陆—海”联运路线见之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注: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兼论横越泰南、马来半岛的路线》,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页。)自魏晋时代起,许多从中国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暹罗湾。在暹罗湾边的小河湾里,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把从国内运来的货物过驳到当地的小船上,然后开始采购回头货,装船后等待信风回乡。这些载满过驳货物的小船,沿小河驶抵马来山脊脚下,用人力或畜力运过山岭,在山脊另一侧的小河边再载上小船,运至安达曼海边。在这里有许多来自印度、西亚、东非、大秦的商人,他们也卸下自己运来的货品,等待购买从山岭那一边运来的中国货。他们的番货被当地商人贩运过马来半岛,转售给来自中国的商人。

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也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干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注:卷97,《蛮夷传》。)

对于中国舟人来说,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关键,在于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诸地的航路。东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在中国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师入华传扬佛教的同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处中国与泰西之间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刘宋时僧人竺枝在以自己亲历见闻为据写成的《扶南记》中说:“安息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注:《水经注》卷2,河水。)这里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朝,但其实当时帕提亚王朝已经灭亡,波斯已为新兴的萨珊王朝统治,而中国人仍然以传统的名称安息称呼之。“私诃条”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调,这是巴利语狮子国(Sihaladipa)的音译。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从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