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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鹘汗国时代漠北的蒙古部落札剌亦儿前史

研究蒙古起源的学者在论及唐代中期操蒙古语民族的历史时,多将自己的注意力置于大致同时在史籍中出现的达旦与蒙兀室韦上。蒙兀室韦已被确认为成吉思汗家族所源出的蒙古部的直系祖先。

达旦的名称的传播历史与突厥名称的传播有相近之处。突厥(Türk)这个名称最初只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随着突厥汗国的强大,而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即达旦。后来它成为蒙古草原上游牧部落的泛称。在不同时代的史料中曾有过被称为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它们都各有自己的历史。

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定即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尚未能满意的解释“骨利干”这个名称中的尾音“干”,到了“豁里”时代脱落的现象。

至于拔野古(Bayïrqu),学者们相信它就是蒙古巴儿忽惕部的祖先。(注: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1973,pp.77-78。)10世纪时,拔野古部曾至河西一带活动。在伯希和P.2471号和田塞语文书《使臣Thyai Pada-tsa向于阗朝廷的报告》第11、55、58行曾3次提及“突厥拔野古”(ttrruka bayarkata)。同一个部名亦见于另一批于阗使臣Chika Gulai和Dum Samgalaka的书信稿第77行,和“钢和泰卷子”第2部分于阗部分中之第31行。(注:参见拙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4页。)

回鹘汗国时代还有一些其他操蒙古语部落活动于漠北。札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及其先祖时代最重要的蒙古部落之一。其名称不见于唐代涉及漠北诸部的汉、古突厥、藏、阿拉伯和中古伊朗文史料。札剌亦儿的名称自辽代始在史料中出现,当时它是“阻卜”中的一个大部。“阻卜”又有“术不姑”等异称,王国维、蔡美彪和其他学者曾研究过这个部落,它见于穆斯林史料,此即《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Yabaqu。源于南部和东部突厥语言的借词,其词首半元音y-,在契丹—蒙古语中变为j-(z-)。换句话说Yabaqu就是“术不姑”的原音。札剌亦儿部在《辽史》中称为“阻卜札剌”,可见曾受阻卜统治。

除了元代汉文资料中札剌亦儿氏的蒙古贵族的碑传资料之外,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著作《史集·部族志》是有关此部历史的最重要史料。汉译本《部族志》“札剌亦儿”条中说:“据说,他们的禹儿惕为哈剌和林的合迪马(,qadīmā,俄译作Кима)[地方];他们是[如此地]愚忠,以至于他们把奶油给畏兀儿君主古儿汗的公骆驼。由此之故,他们被称作必剌合(,bilāghah)。”(注: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第149页。)这段史料中“哈剌和林的合迪马[地方]”,正如汉译者所指出的,俄文原译将“合迪马”写作Кима。细心的汉译者对照波斯文原文发现了俄译的误写,并据波斯文原文校改为(qadīmā),惟因不通波斯语文,全句仍据俄译重译如上。

其实在波斯文中(qadīmā)是来自阿拉伯文的副词,应读为并转写为qadīman,意为“自古以来”,俄译者已故赫塔古洛夫教授未能识出,误为地名。汉译本虽校出误写,但译文仍无法更正。此句据波斯文原文应汉译为:

人们常说,他们的禹儿惕(营地)自古以来(,qadīman)一直在哈剌和林。对他们来说,那样才是忠顺畏服,即不断向古儿汗——即畏兀儿的君主——的公驼群供奉油脂。由于那个原因,他们的名称称为(BLAQH)。(注:ФазллахРашидад-Дин:Джамиат-Таварих,томI,часты,критическийтекст,А.А.Ромаскевича,А.А.Хетагурова,А.А.Али-Заде,Москва,1956,p.131;《史集》德黑兰刊本缺此段。)

这里提到的札剌亦儿部的名称(BLAQH)这个词,俄译本取音译,汉译本重译为“必剌合”,德国学者德福教授著作《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注:Gerhard 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Wiesbaden,1963-1968.四卷本。)收罗蒙元及帖木儿帝国两代多种波斯文文献中出现的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源于汉语的借词数千条,经查亦未收入 (BLAQH)这个词。

笔者认为,拉施都丁在这里是在讲述札剌亦儿部名称的词源。此名称中含有字母-Q-,根据突厥语、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其原字应为一个阳性词(后元音词)。此名在合校本中所据各种抄本中,无任何异写形式,无从据以校定。遍查各种字书,均无法找到(BLAQH)这个词,亦未见任何著作对此作出解释。考虑到波斯文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源于阿拉美字母)“底座”很少,多赖在“底座”上下增减音点来表示不问的字母,故《史集》各种抄本中非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借词和专有名称误写率极高,几乎无一页可幸免。笔者设想这个名称(BLAQH)的词首辅音字母(B-)可能系半元音(Y-)的误写,因为辅音字母(B)处于音节之首时与(Y)的“底座”完全相同,区别只在于“底座”之下是一个音点还是两个并列的音点。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测这个词可能就是古突厥语yalγa,其意为“舔”。(注:В.М.Наделяев,Д.М.Насилов,Э.Р.Тенишев,А.М.Щербак: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слоарб,Ленинград,1969,стр.228;Gerh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ry,Oxford,1972,p.926.)此字若加上蒙古语复数后缀-ir应为yalγair,于某种方言的作用(注:参阅韩儒林师:《西北地理札记·乌鹆·Huiur及Hor》,收于《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93页。),词中辅音-γ-软化为-y-,即yalγa+ir>yalγair>yalyir>yalair。此名在操突厥语北部方言,即操Z(J)方言的黠戛斯(Qïrghïz)人击败回鹘人后,读音转为Jalair,即札剌亦儿,其意为“奉承”,正与上面所述札剌亦儿人为回鹘人牧驼相应。(注:参阅拙文(署名皮路思)《〈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研究》,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中国蒙古史学会辑,呼和浩特,1993年,第4页。)

故上引《史集》所记乃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札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时,一部分札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漠北合罗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鹘公主旧居,即古回鹘城(Qara Balaqasun)时,曾听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可见回鹘汗国境内有不少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操蒙古语部落。札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拉施都丁接着提到了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其中第四个在苏联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为Kumsāūt。(注:在P本与H本中此部写法有不同。参见上引拙文《〈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第5页。)此名语尾之-ut显系蒙古语复数,其单数形式似可拟构为Qumus。《辽史》卷2《太祖纪》记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二年(923)九月西征时,“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又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元代钦察大将床兀儿在漠北与叛王作战时,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注:参见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第246页。)这里所列举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等应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记之Kumsāūt。此部之名应得之于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或兀卑思山)。足见自辽初至元代,札剌亦儿的这个分支始终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

上述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并非所有操蒙古语的民族都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古部一样,是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至蒙古草原的。无论是在操突厥语民族在蒙古草原占据优势的唐代,还是在契丹兴起的辽初,漠北草原始终有操蒙古语的民族在活动。札剌亦儿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