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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风第八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丁宝桢做山东巡抚时,大太监安德海以给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沿运河南下,丁命人将其捉拿押解到济南,亲自审讯。安德海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南下,你们抓我是自寻死路。丁宝桢当即反驳:太监出宫违反祖制,我作为封疆大臣也没有接到朝廷的圣旨,你这一定是欺诈无疑。于是决定先斩后奏,连夜将安德海正法。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曾国藩由衷称赞:“稚璜(丁宝桢字),豪杰之士矣。”李鸿章说:“稚璜成名矣!”

谭嗣同还在牢房墙壁上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光绪虽久知道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光绪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时,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

刘铭传年十八,土豪假团练虐其父。土豪离开,铭传自书塾归,怒对诸兄说:“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于是徒手追豪,请决战,豪于马上回头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我把刀给你,你能杀我,就是一条好汉!”铭传手举豪刀斩杀之,乘其马,举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众人大喜,归者数百人,遂筑堡寨为其长。

张之洞对康有为宣扬孔子改制学说不以为然,委梁鼎芬面康转达,并许以负担康的费用。康有为冷言以对:“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以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之?”张康由此生隙。

唐才常、谭嗣同二人曾自命一个是“横人”,一个是“纵人”。均以变法维新纵横天下为志,谭既前赴临难,唐誓为“后继”。然唐才常组织自立会起义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事泄后,唐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旋即被杀。审讯时,唐说:“我们的举动,张之洞以为是造反,实际我们是讨贼。讨的哪一个?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并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戌年造许多罪恶还不够,现在指使义和团,杀人放火,盲目排外,攻击使馆,危害国家,难道张之洞还不明白吗?”据说,满堂的胥吏鸦雀无声,好像都被麻醉了。

吴樾为安徽桐城人,性格豪爽,读书通大意,好谈时事,出乡访天下士,其乡前辈吴挚甫有重名,为莲池书院院长,他欣赏吴樾,就帮助吴求学。而吴樾志不在此,学习无成就,只是作文有桐城风味,为同时少年所不及。当赵声游历到保阳时,与吴于酒楼相遇,谈话极为投机。赵论革命大势,擘分两部,一暴动,一狙击。吴樾慨然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说,你不找个副手吗?吴答说: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时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为不让自己与日本国土再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行去刺摄政王时,陈璧君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张静江初遇落魄的孙中山,表示愿为革命捐资,他把名片给孙:“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两人约定,孙需要经费时,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1907年,孙中山为起义四处筹款无着时,突然想起此事,跟黄兴说,黄不信,最后病急乱投医,叫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后,或说孙幼稚可笑,或笑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二十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

1908年,清廷钦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巡视南洋,马来亚华侨陈文襄当面斥骂杨:“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陈后来在广州参加革命牺牲。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至少要一千元。”“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一千二百元,你们就拿一千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说:“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912年1月,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成立宗社党,要求维持君主立宪。担任军谘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对人说:“有此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他表示要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旭东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康有为在海外亡命的时候,其女康同璧曾只身到印度探问父亲。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故康同璧自豪于此,写诗说:“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接见康同璧,就吟此诗向康致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在日本如亡命客过日,袁世凯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他们。覃振召集人商议对策,多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有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留学生吴雪梅,不过十八九岁,吴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吗?”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鲁迅说,中国出产“猛人”。邵飘萍对当时的各地“猛人”多有评论,他点评了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等等。他不但力数张作霖的罪状,而且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使得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正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介石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调到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惨遭损失而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他和参谋长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戡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做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瞿秋白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自忠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在,增援反扑,务要消灭张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自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战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九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冒犯蒋介石,蒋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去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报告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她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